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间的黑海克里米亚战争，由于证明了蒸汽机远胜于风帆，证明了在穿透力巨大的爆破弹面前装甲的必不可少，它事实上成为木船时代的葬仪和钢铁时代的洗礼。

十九世纪，这是一个炉火熊熊的世纪。机器决定了人类的方向。人类对于冶金、化学、弹道学、电子学的全新的认识，使人的力量百倍增强。梁启超后来用他那支蘸满感情的笔，这样为新世纪讴歌：

“……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飚、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

一八五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恩格斯对遥远的中国，发出了如此热情、却远非精确的预言——

“世界上最古老最顽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就在与胡林翼呕血的时间相去不远，有个刚刚改去西式长发的中国青年人，穿过战火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毕业于外国著名大学（耶鲁）的留学生容闳，会见了《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提出了把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治国七策”。令人兴奋的彻夜长谈，洪仁玕表示一定奏请天王洪秀全施行。容闳急切地盼望等待了数日。终于，回音到了。有人送来一只红绸包裹。“治国七策”被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所替代而束之高阁。容闳拒绝了天王的赐封，悲哀地走了。

在等待的日子里，不知容闳是否注意过天王府内那幅名曰“太平天国万岁图”的世界地图，在这块“世界版图”上只有四个国家：日本、英国、法国是位于边角处的三个小点，而巨大的中国却位于“天下”的正中央。

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夕，俄国作家冈察洛夫乘坐三桅战舰“巴达拉”号环游世界，曾到过中国。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中国人”的形象——他们——“拖着游蛇般的黑长辫子”，“肤色蜡黄，神情虚弱。”

“他们面相衰老，脸上堆着皱纹，无须，看上去同老太婆的面孔十分相像，没有一丝一毫的丈夫气。另外，他们的面孔像是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没有差异。”

冈察洛夫来到正与小刀会起义军对峙的清军营盘。只见表示达官重宦官品出身的旌旗五彩缤纷，象征常备不懈的礼炮声声鸣放，成堆的烤猪、烧鸡和面饼罗列在炮口周围，那时献给神威火炮的祭品。冈察洛夫来到小刀会的城墙下，只闻人声鼎沸——不是攻城，成群的商贩正仰首与城头上的起义士兵讨价还价，瓜果菜蔬与银元铜子掷上落下，热闹非凡，仿佛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然而帝国在解体。

当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成为“见困于洋烟”的吸毒者时，洋纱、洋袜、洋巾、洋油、洋烛、洋钉、洋钱……正进入中国沿海地区的千家万户。咖啡和香槟酒毫无遗漏地进入宫廷。满大人们私藏起护身的洋枪。湘军、淮军和太平军用洋炮互相轰击。“四亿万人黄种贵，二千余岁黑甜浓”的梦被击碎了。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焚毁圆明园之后，中国“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躯壳中空之相，已历历在人耳目，西方世界的淘金狂们纷然狎至。

清政府已不得不把对西方国家有蔑视意味的“夷务”一词改作“洋务”。一时间，洋务纷繁、洋雾弥漫，中国人既不能无视西方列强的存在，便只能带着欲迎还拒的心情与洋人周旋。

花翎灿烂的清朝大员登上了洋人军舰，检阅威仪整肃的外国海军军人，他们故作“不卑不亢”的“安闲之态”，头正身直，竭力以花翎不摇曳为荣。

心态无法平衡的是那些日诵《太上感应篇》的儒学大师。大学士徐桐的私宅与外国使馆为邻，每日洋乐盈耳。偏偏公子又是一个崇洋派，在家中辟造了一间悉用西式餐具的餐厅。见洋人必以扇遮面的徐桐，岂能忍受？每次归家，都闭目掩耳，从儿子居室前疾趋而过。相传老先生还在门前帖了一幅对联：

望洋兴叹

与鬼为邻

士大夫们在切齿痛骂：中国之可羞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他们痛斥西洋历法不如中国历法精确--到十五而居然月不圆。他们痛斥“日心说”--窥其用心，是要破我天地两大，日月并明，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派赴欧洲的公使刘锡鸿，甚至从更权威的角度批驳英国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论文字，则由左而之右……”他论证：“盖其国居于地轴之下，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

美国人丁韪良，担任过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有一天，总理衙门派专人去看他做电报实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只是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其中一位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五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后来我给了他们一些小玩意儿，他们却很高兴了。弄着带磁性的鱼、鹅，抚掌欢笑，叹为神奇，玩了很久。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还是孩提啊……”
这段话令人感到亲切，同时也令人心情复杂而尴尬。解体的裂肤之痛，注定要让中国人承受百年。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批儒家官僚在充满腐败气息的故纸堆中，推开了通往外界的门窗——

“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左宗棠，一八六六）

“鸿章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造之器……”（李鸿章，一八六四）

新时代悄悄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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