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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大筹议
这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论争，和中国历史上许多与变革有关的论争一样，注定要经历一个极类似的过程：由外患引起“避害反应”，由“避害反应”导致内部矛盾激发。 一八七四年，发生史称的“日本侵台”事件。有人说，这是甲午大劫难的一个凶兆。 这一战事的戏剧性在于：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当时在近代世界的强弱格局上均属后者。明治维新成功不足十年的日本，此时不顾国力虚弱，用从幕府和各藩接收的八艘旧船去打中国，这与其说是维新派政治家们的决心，不如说是南方武士阶层好战的本性所致。出师的名义颇有几分荒唐：台湾“生番”（高山族）杀害了遇飓风漂到台湾的琉球渔民，琉球国王派人去日本诉冤，日本便要去“处分”高山族人。八艘旧船出师不利——日兵遭到高山族人顽强抵抗，又兼溽暑炎热，时疫流行，死亡无算。清政府对这次出兵先是消息闭塞，懵懂无知，继而手足无措，紧急战备。最后的结局，被中国的“战备”吓住的日本，以索款作台阶，准备撤兵；而心底虚弱的大清帝国，竟也急急忙忙花钱送瘟神，搭上了五十万两银子。 这场“战争”就其规模和二十年后那场血流成河的大决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八艘日本旧船，给了中国一个如雷贯耳的警告：“蕞尔日本略效西人皮毛，亦敢 上国”，堂堂大清帝国慌乱了。
台湾战事刚刚平息，恭亲王奕訢立刻奏请整顿海防。他痛言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经他奏准，同治帝饬令十五个省份的总督、巡抚，速就购舰、造船、用人、筹款等海防急办事宜“悉心筹议”，“限于一月内复奏”，“不得以空言塞责！” 中国近代关于海防建设的一次著名大论争——一八七四“海防大筹议”，因危机逼人而紧急展开。它实际上是关于中国改革的一次规模空前的论争。 一个月内奏折如云。 浙江巡抚杨昌濬奏：“日本以贫小之国，方且不惜重赀，力师西法，岂堂堂中夏？”“必须扩充轮船，购置铁甲”，不可“因循坐误，以受制于人”。
代理湖广总督李鸿章奏：“铁甲船为屏蔽全军、冲击敌军之具，亦属万不可少”。 两江总督李宗羲奏：“外国造成一船，皆以自备战守，其损坏不堪用者，乃以售之中国”，建议不要轻易购买铁甲舰。 安徽巡抚裕禄奏：“合上下游之力固长江，则财力易集，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口，则事机易赴”。从他的辖区出发，力主扩充江防。 福建巡抚王凯泰奏：“洋人议论，谓中国人无定见，又无恒心……”。提醒不可用此类人物。
山东巡抚丁宝桢奏：“海疆之事，能守即为能战”。这一观点延续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的思想。 闽浙总督李鹤年奏：“请饬下南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以事重权”。
正负责西北边塞防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支持大办海防，同时又担心“扶起东边倒却西边”，海防会使他西征的兵饷减少。
江西巡抚刘坤一向皇上推荐普鲁士军官希理哈的著作《海防新论》（刚刚由江南制造局译出），称“采择是书”，“不无裨益”。
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天下事有本有末，而本之中又有本”，他认为海防问题“至其大本，则尤在我皇上之一心”。他要求皇上“以雪耻复仇为继志，清心寡欲，节用谨身”。 这些封疆大吏，他们所担负的实责，使他们易于变通与务实，从而趋向于兴革之事。然而他们又各怀心思，希望在变革中使自己获更大的利益。在这一片议论声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奏折最为引人注目。他看到的不仅是日本，而是世界——那个在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变得日益严酷无情的世界：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指出处理国际关系最根本的是要依凭实力：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他坚决拥护恭亲王关于紧急整顿海防的主张，认为不可一日延缓，同时一矢中的地指出中国军事改革的症结是： “……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 如再因循下去，所谓海防只能是画饼充饥。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李鸿章说： “……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城未见其效也。” 李鸿章提出六条建议： 一、选汰陆军，改为洋枪洋炮，改练洋操。 二、添购机器，仿造枪炮水雷。 三、定造铁甲舰，裁撤旧船。 四、暂弃新疆，严守边界，以停撤之饷，匀做海防用（这一条后来被认为是李鸿章卖国的证据），并拨海关洋税，兴利开矿。暂弛鸦片之禁，加重洋药税厘。 五、变通考试，专开洋务一科取士。海防省份应设洋学局。 六、坚持必办洋务，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才渐进。 李鸿章向皇上慷慨陈言： “……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民生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当存 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各事可期逐渐精强……” 李鸿章这篇议论奇警的奏折，可视为中国近代一份旗帜鲜明的改革宣言书。他是从实用的角度即国防危机提出命题的，然而它的意义无疑超越了军事范畴。李氏对于“变局”与“强敌”的著名论断，代表了近代中国士大夫对于时代激变的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而且不管他本人有什么样的历史局限，他所置身其中的军事改革一旦启动，军事近代化的规律之轮就必然要拉着他走出更远。“开矿兴利”在中国经济史上又意味着什么？“变通考试”在中国政治史上意味着什么？数十年后，戊戌变法遭到失败后的梁启超，在重读这篇“其言沉痛”的奏折时，还“泪涔涔其承睫焉”。他说：“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一大变局，固知古方不可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也正是由于这一本质的原因，海防筹议进入“廷议”后必然要引起轩然大波。 “廷议”，就是由各亲王、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这些朝廷重臣，一起讨论来自各地的数十件奏片。一八七五年仲春的那些日子，这些对海军海防昏昏无知却又俨然主宰的高层人物，每日悠闲地踱到内阁政事堂，正襟危坐地审阅奏折。他们每人都握有否决权。都精于把关之道。沉闷的厅堂里，偶尔可以听见礼亲王世铎在说“铁甲船太笨重，不能入口收泊”，或是醇亲王奕譞的声音“……花费太大，不可轻于一试……”。 最激烈的抨击出自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卿王家璧。他们写给皇上的奏折把矛头直指李鸿章。 关于海防，此二人颇似“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落伍与聋
令人啼笑皆非。于凌辰提出：“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造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挪之海洋也”。王家璧称：“本朝以弓马开基，文德武功，岂可全忘？”他认为敌人军舰闯入长江内河本无须过虑，“敌舰出江口，处处有矶石，遇矶石则磕损，遇洲滩则搁浅……”。 真正“击中”李鸿章“要害”的，是指责李鸿章企图变法，“用夷变夏”，从道德人心这个根基上动摇国家民族： “李鸿章复请各督抚设立洋学局，并议另立洋务进取路，至谓舍变法用人断无下手处。是古圣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臣惟海防乃大局攸关，始基一误，万事瓦裂。人才是今日做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可言？……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寡廉鲜耻之徒日以多，正人君子日以少。”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此类目光锐利嗅觉灵敏的卫道士。他们似乎比一切人都更加热爱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向一切企图“用夷变夏”的人发出义正词严的警告。 就在海防大筹议期间，中国政治舞台发生重要事件：刚刚亲政不久的十九岁的同治皇帝患“天花”而死，慈禧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光绪帝，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 同治死讯传出，李鸿章遣淮军健儿星夜赴京，并亲自去“叩谒梓宫”，受到西太后三次召见。据李称，“太后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这种情绪显然对洋务派有利。当海防大筹议进入到“决议”阶段时，恭亲王奕訢站出来保护了李鸿章，提出对于凌辰、王家璧等人的激烈抨击“勿庸置疑”。权利！权利是改革中最重要的杠杆。恭亲王趁风扬帆，不失时机地于一八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奏请西太后批准了他的海防建设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决策有：购买一二艘铁甲舰；试开煤矿；著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先在北洋创立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 海防筹议的轩然大波把李鸿章推上了时代的浪尖。 和太平军作战的一八六二年春，李鸿章率领七千名刚刚募齐的“淮勇”，搭乘外国人的轮船，从安庆赶赴上海增援。他的队伍实在是过于寒
和丑陋了。士兵们穿着布袋式的肥裤，色彩杂乱的战袄，胸前有个类似箭靶的圆心，头裹布巾或戴斗笠。武器是大抬枪、火绳枪、弓箭，人人还有一把伞一把扇。 洋人们纷纷嘲笑这群蒙昧之众。 李鸿章向官兵训话：“军贵能战，不是只摆样子好看的。待咱们战场上一试，再笑也不晚！” 这个三十九岁的瘦高个合肥人，把自己也当成了到功名场上去搏杀一试的赌注。他二十五岁即中进士，点过翰林，却在十余年中怀才不遇。是曾国藩把这个充当幕僚的弟子推上了政治舞台，使他在围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南征北战中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兴名将”。他统率的淮军取代湘军成为中国最善战的军队，他本人也逐渐取代了曾国藩的政治地位，从江苏巡抚而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最重要的是，他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派的领袖之一。 率淮军刚到上海时，有外国人说，李鸿章在此之前见过的最复杂的机器，大概是稻田里的水车。然而没出多久，李鸿章已经站在他创办的兵工厂的“铸炮之器”边，得意地望着熊熊炉火，看“机器车刮旋挖”，使一门新造的开花田鸡炮“外光如镜，内滑如脂”。 从惊叹外国枪炮“真神技也”，到直言不讳地倡言学习西法，并不遗余力推行“变通”，李鸿章“一试”，叫多少人瞠目结舌。 李鸿章自称“谤满天下”。他是于凌辰、王家璧一类人物眼中的叛逆，“媚夷”的汉奸，败坏世风的首恶。“任他危疑震撼，老僧不见不闻”，李鸿章却我行我素，志在必行。 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有两类人。一类人，食古不化，抱残守缺，高谈误国，每每以正统卫道士自居。另一类，重经世致用之学，标榜“以天下为己任”，有“事功”的欲望。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后来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和李鸿章等都是后一类人。 李鸿章的信条是“求是求实”。他绝少书生气，把“实用”的原则永远看得比繁文缛节清规戒律重要。他曾在苏州以“鸿门宴”之计诛杀太平天国的八个降将，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毫不顾及声誉。帮他作战的外国军官也是他“实用”的工具，曾国藩称他“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挞龙蛇，视若婴儿之风”。 重实用的人易变通。 在祖宗之法和虚礼空论窒息生机的中国，实用主义常常是改革的先导。 现在李鸿章已真正是一个合乎潮流的洋大臣了。出门去会见外国人，有小队兵百名为之前导，一个个身穿灰呢窄袖衣，肩荷洋枪，步履齐整。来到洋员住处前，李鸿章便探怀取出金丝眼镜，把戴着的大墨镜换下。 从主持洋务之日起，李鸿章就坚持用一种具有震慑力的态度对待外国人。外国人把他看作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认为“他这种仪表魁梧和善于词令，往往使世人产生敬仰畏服之念”。 有人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到这样一幕：一天，有三个洋人和中国官僚办理交涉。洋人滔滔不绝，言词凌厉；华官声细如蝇，窘汗满面。旋有王爷到，洋人傲岸如故，王爷恭顺地含笑以听。正于此时，呼报“李中堂到！”先有一侍从挟着一个衣包进来，李鸿章随之入门。他身长鹤立，顾盼生威，三个洋人起身鞠躬，李鸿章不经意地把手一挥，让其还座，随即放言高论，手讲指画。他一边在说，两个侍从一边给他解袍更衣，气度不凡神态威严，使洋人如聆训示。洋人们的态度立时收敛，屋内双方气势为之一变。 事情似乎就是这样矛盾：既要摒弃自大，又要不失傲然，既要用人之长，又要为我所用，既要随宜变通，又要谨防真的“以夷变夏”……中国多少年里在这“既要……又要……”的跷跷板上犹豫斟酌。 日后甲午战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白银二亿两，给后世留下的却是奴颜婢膝的卖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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