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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甲舰
在那个年代谈论铁甲舰，就像我们在今天谈论“航母”。 一八七五年，当李鸿章开始督办北洋海防事务着手北洋海军建设时，他实际上已经担起了远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承担的重责。如果说，在派遣军事留学生、兴办煤矿等方面头二年的政绩尚差强人意，那么，在新式海军最根本的问题——装备发展即军舰购造上，开始就乱无章法，陷入窘境。 先是盲目购进了一批用处不大的“蚊子船”。动议出自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不管赫德懂不懂海军，他眼珠和头发的颜色就决定了他是行家。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信赖地听他介绍了一种“伦道尔”式炮艇：四百吨小小船身，竟配有据称“能破铁甲”的大炮。花钱不多就能买这样的近岸防御“利器”，李鸿章当然喜出望外。但当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的几艘“蚊子船”来华一段时间后，李鸿章就产生了悔意。这种“蚊子船”在分工精细的西方舰队中有其意义，成为中国海军的主战舰只却有几分荒唐：它根本不能出远海作战。 李鸿章有爱舰之心，有加速海防建设之志，有少花银子多办事之意，独独提不出完整的目标和计划。 他走一步看一步，又一次对赫德的新建议言听计从，订购了据称“可保追赶碰坏极好的铁甲船”的一对“碰快船”，名为“超勇”、“扬威”。 也就在同时，购买铁甲舰的呼声越来越高。 李鸿章从学成回国的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那里，被“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的观点所打动，一八七九年底他向朝廷提出：“中国目前既无此力量，断不可无此志愿”。 从“大筹议”后，他已在迷茫的雾中行走了五年。 迷茫的原因在于海军建设指导思想含混不清。李鸿章在这照猫画虎的海防建设中，准备接受的只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铁甲舰本身，而不包括来自西方的“决胜海上，以战为守”的海军观念。 他十分仔细地阅读了希理哈的《防海新论》，对那位曾参加美国南北战争的普鲁士军官提出的思想——把敌国海口作为自己海军第一道防线，和在本国各海口设重防——感到不以为然。他认为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说，只能择紧要处设防，首先是渤海湾京畿门户，次为长江财赋奥区。在他看来，以“铁甲舰数只游弋大洋”，目的是“遮护南北各口”。这和魏源“守外海不如守海口”的思想一脉相承。 一百多年后，中国有人谈论起这样的话题：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总是日本渡海来打中国，而中国就没有想过到那个岛国上去看一看？ 事情并非如此。一八八二年，御史张佩纶提出对已经吞并琉球、正觊觎朝鲜的日本举兵“东征”。 李鸿章答复：“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 接下去的话是：“中国添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 他是务实派。务实，是因为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懂得在中国行路之难。 第一重难关是——钱。 他对沈葆桢说过：“朝贵一闻拨款则缩项结舌而莫之敢应。” 海防大筹议后，总理衙门和户部联合奏请在关税厘金项下，每年拨给北洋南洋各二百万两，专为海军之用。沈葆桢提出，先全部集中给北洋。以当时的经济制度，这钱由各省关分别解送。这就使四百万两有名无实，每年实际只能解到三、四十万。加上正值左宗棠征西，“塞防”和“海防”又争起银子来。李鸿章“夙夜忧思，一筹莫展”。一八八零年初，当总理衙门告诉李鸿章上面没有钱，购铁甲舰的钱让他自己设法腾挪，以缓就急时，李鸿章真有几分愤愤然了。他致函总理衙门说，我这里钱如有来源，你们可以明确指出。问题我每年该解到的钱还远不足数，这点钱——“如汤沃雪，转瞬立尽，而来源枯涸，茫如捕风，虽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李鸿章愤愤地责问那些不顾大局的地方大员：“各该督抚、司道、监督，谁非臣子？谁无天良？” 李鸿章厉声警告：“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 从一八七四年海防大筹议后，长长五、六年间，购置铁甲舰的议案在中国时冷时热，议议停停，不死不活，久无定局。文牍已堆积成山，一次次慷慨激昂的呼吁也已变成了陈词滥调。而李鸿章自己也用了同样长的时间，才摆脱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混乱，摆脱了对洋人的盲目笃信，开始抱定“铁甲舰”这个高于一切的目标。七十年代末日本对琉球的吞并，和由于中俄伊犁争端引起的俄国海军在海上向中国炫耀武力，又一次刺激了大清帝国的“避害反应”。一八八零年下半年，李鸿章终于十分艰难地从海防费、出使经费和户部拨款中凑足了钱，派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德国谈判购买铁甲舰事宜。最后定造的，便是日后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定远”、“镇远”。 两艘铁甲舰竣工即将回华之际，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舰队在马尾惨遭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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