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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尾
一八八四年八月中旬，烈日炎炎，马尾附近的闽江江面上，十一艘木质中国军舰和包括两艘铁甲舰在内的八艘法国军舰，挤挤挨挨、首尾相连地停泊在罗星塔附近闽江拐弯处那宽不足千米的江面上。每艘舰都处于严密戒备状态，炮位边从早至夜站立着士兵——这种对峙已持续了整整五个星期。表面看去似乎相安无事，平静如故：八月十六日中国皇帝万寿节，法舰和中国军舰一起挂起了万国旗。但这恐怖的太平使中国军人紧张的神经几近绷断。将面有数十条民船游荡着，只有中国水兵知道他们装满了硫磺和火罐，随时准备冲向法舰再演一幕火烧赤壁。两艘没有火炮的中国商船“各载勇数百名”，握刀等待“遇船以短兵杀贼”。岸上的山中偶尔传来枪声，那时信神的总督何璟派兵向西北天空射击，“击散妖云”，“以消弭兵灾”。 “兵灾”的起因在于法国对大清属国越南的侵占。战火从陆地燃到海上，法国海军先攻台湾，失利后又以“保商”名义进入福州，企图以这座城市为质，逼取巨额赔款。 李鸿章的海防重点置于北方，战略假想敌是日本。他不愿扩大中法间战事，使中国两面受敌，因此拒绝派北洋的军舰南下福州。但他何福州军政大员们对法舰鱼贯进入闽江又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使用国际法处理此事。同时他们不懂得西方军人“在出征时已把道德撇在家里”这句名言的含义，还对法国人是否会在中国家门里面袭击中国军舰将信将疑。朝廷命令决不许首先开火。 于是出现了使后代中国人感到是奇耻大辱的情景：让敌人大模大样停泊在自己的海军基地，不是为了瓮中捉鳖，而是为了让他们更省事地消灭我们。于是这场本应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战争，首先不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而在未开火前就已被中国古老道德信条奠定败局。 八月十七日，谈判破裂。 中国海军仍在执行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
八月二十二日，法国政府电令海军舰队司令孤拔消灭福州水师。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法方向何璟投递最后通牒，限中国舰队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愚守“战即约期，不行诡道”的中国当局，却派人给法国人送信，称我方尚未准备好，请改于明日下午开战。送信的鱼雷艇刚接近法舰，法舰突然开火。 福州海关税务司买雅格（英国人）目击此战，他的记录称：
“‘伏尔他’号挂起红旗后，‘豺狼’号首先开火，法舰队的其他各船继之，它们有些已经起了锚。‘琛航’和‘永保’几秒钟内就沉没了。‘艺新’和‘伏波’逃向上游在林浦地方搁浅。‘福胜’和‘建胜’因为船头朝着上游，不能运用它们船头的十八吨大炮，不久即漂浮中游陷于沉没状态。‘扬武’以它的尾炮回击了‘伏尔他’的第一阵舷炮，并且很准确，第一弹就在‘伏尔他’号的船桥上炸裂，轰毙引水（自上海来的汤姆士）和五个水手。孤拔当这弹爆炸时正站在引水人的旁边，仅以身免。‘扬武’仅放了一阵舷炮，‘伏尔他’号船尾的一只鱼雷艇就朝它扑去，它被鱼雷击中右舷尾，在战斗开始以后二十七秒钟就被轰沉了。‘福星’、‘济安’和‘飞云’在一开火时便失去作战能力。那骁勇的‘振威’，虽然暴露在‘维拉’号和‘台斯当’号的舷炮下，并且在驶过‘特隆方’号之前时，为敌舰的重炮烈火所洞穿，头尾已着火，船已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游，渐渐沉没，但是它仍然奋战到底，一次又一次地发射炮火，直到一艘法国鱼雷艇在烟火中冲进，才完全毁灭了它。就是在它最后沉没的一刹那，这勇敢的小船，还以最后一炮击中它的敌人，重创了敌舰舰长和士兵两名。 虽然在开火以后七分钟，每一只中国军舰都差不多已不能作战了，但是法国军舰却不顾那些破碎船舰上的受伤和无助的人们，仍继续发射它们的枪炮、和霍乞开司机关炮，这不能叫作战争，这是屠杀！”
江面战斗进行了仅半个小时，福建海军十一艘舰艇全部被法舰击沉，海军官兵伤亡七百余人，还损失了数十艘商船。 这场海战发生在中国近代海军正在加紧建设而尚未成型之时，被击沉的旗舰“扬武”就是当年海军“练童”们的训练舰。 马尾船政学堂和造船厂被法舰轰毁。 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最重要影响，不仅是一支舰队在马尾的覆灭，而是由此引发的一场高层政治风波。 一八八四年三月十日，就在驻越南清军北宁失守的三天前，李鸿章给恭亲王奕訢写了一封“请设海部兼筹海军”的信，提出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畛域太分”，难以统一领导；而且目前的海防，实际是他这样一个京外的大臣在主持，“形隔势禁，既无长远驾驭之方，亦开外重内轻之渐。”他呈上《德国海部述略》和《日本海军说略》的两个译本，建议成立一个西方式的海军部，这个部拥有兵权、饷权和用人之权，他部不得掣肘。尤其重要的是，这个部的大臣还要“兼赞枢密”，参加中央决策。他直言不讳地提议奕訢和总理衙门兼辖海军部，而海军部大臣的人选就是他李鸿章本人。这种毫无掩饰的要权，反映出海军建设当时的困境，也反映出李鸿章和洋务派总首领奕訢的不寻常关系。 岂料一个月后的四月十日，慈禧突然以追究“北宁失守”责任为由，下令罢斥奕訢的职务：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从脞，民未 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 不仅奕訢罢官，高层决策机构军机处也全班换马。 奕訢是慈禧的政敌。他俩在咸丰死后，曾结成政治联盟，把八个顾命大臣一网打尽，开始垂帘听政局面。但四年后慈禧借机取消了奕訢“议政王”头衔。此后二十年间，作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奕訢仍是慈禧的心腹之患，他反对重修圆明园，诛杀不法太监安德海，都使慈禧衔恨已久。矛盾发展到一八八四年，已经到了一个对慈禧来说是命运攸关的时刻：光绪帝已十五岁，西太后不久就要“归政”。那时，这强有力的奕訢是无人可以驾驭的！ 被人骂成“鬼子六”（因他为道光帝第六子）的洋务派首领奕訢，在中箭落马之际居然被斥责为“因循日甚”、反对“振作求治”的保守派。中国政治的扑朔迷离就是这样令人咋舌。慈禧的上谕妙就妙在既要撵走奕訢，又要声明“振作求治”那一套继续照办。 取代奕訢政治地位的，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 政潮起伏。 罢斥奕訢次日，慈禧令“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 一八八五年十月，李鸿章曾建议过的那个“海军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正式成立。奕譞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任会办大臣。李鸿章在上半年刚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签订《天津条约》，国内局势和国际局势双重的险恶，使他和他的海军都前景莫测。 中法战争期间，中国确实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险。马尾海战不久，朝鲜发生“甲申事变”，一次由图谋改革朝鲜内政的贵族青年发动的政变。邻国改革合乎世界潮流，对古老的宗主国中国确是噩耗。而且当中国的政治影响在朝鲜日益削弱之时，日本不失时机地填补真空。组织“开化党”的贵族青年们是亲日的。事变刚发生，日本就派出一八七八年在英国购买的铁甲舰“扶桑”和巡洋舰“比睿”去仁川。李鸿章也急令“超勇”、“扬威”、“威远”三舰赴朝鲜马山浦。“超勇”、“扬威”其时正准备会同南洋水师投入对法国的作战，仓促北返。 中法战争于一八八五年结束。同年，朝鲜危机解决，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华，和李鸿章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最主要的是第三款：今后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彼此出兵之前先行行文知照。事完后即撤回，不许留防。这意味着朝鲜已成为中日两国的保护国，十年后甲午战争的祸根就种在这里。 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太弱。中法交战期间，最使李鸿章焦灼的事情之一，就是已经建成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被困在欧洲久久不能启程回国。李鸿章深信只有铁甲舰才能使中国挺直腰杆，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铁甲舰被扣在远方，长达两年之久。他和驻德公使李凤苞电报往返，万般无奈，忧心如焚。同样使他忧虑的是，在和伊藤博文谈判时，他发现那位四十四岁的内阁总理大臣久历欧美，学识渊博，深谙富国强兵之道。由此想到：“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虑，而非目前之近忧。”恰恰十年之后，此话果然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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