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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国
直到百余年后，中国人还在为那个岛国而惶惑。就在马尾“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之时，中华帝国的东方，一衣带水的那个弱小邻邦也在悄悄崛起。福建船政局开办次年，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日本的这次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发生，而结局确有霄壤之别。它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痛苦反省和思索。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隋唐时代，在中国东起蓬莱，西至洛阳长安的漫长道路上，常有一队队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旅人。他们是来自东面岛国的“遣隋使”和“遣唐使”，肩负向中国学习的历史使命。海阔路遥。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得秋季比夏季更便于航行，他们乘坐着落后的平底船，一次次地被卷入夏日的狂涛恶浪。不知有多少人葬身鱼腹、流落荒岛；而幸存者刚刚登岸，又常被饥饿和疾病袭击。黄尘蔽日的道边，伴着忘身衔命者的足迹，留下了越来越多的坟茔。 最早的使节抵达隋都洛阳时，带去了措辞古怪的国书，首句为：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耶……” 客人自视为日出国而称堂堂中华为日没国，使中国皇帝龙颜不悦。经解释，才知道那个岛国上的人粗学汉字，辞不达意，遂作大度宽容的一笑。日本国由此得名。 唐代，人口百万的长安和西亚的巴格达并列为世界最大都市，外国留学生、留学僧数以百计。日本“遣唐使”如吮吸母乳的婴儿，贪婪地吸收这里的文明：汉字、佛教、绘画、棋道、医术，乃至阴阳八卦和百官朝拜时的“舞步”。他们甚至把整座建筑宏丽的长安城搬回了日本，这便是唐风长存的京都和奈良。 十五世纪，中国开始在世界落伍，日本也进入了长达二百年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然而即使是在这个锁国时代，紧闭的屋子仍打开着一扇小小的窗户。长崎港内有个名为“出岛”的小岛，被指定为唯一允许外国人（当时主要是荷兰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围绕着小小出岛，一批热衷吸收荷兰文化的日本人成了“兰学家”，荷兰话成了日本当时的西学用语。明治维新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出岛附近一名学兰学的书生。“兰学家”和一批小企业家、一批进入知识界的穷困武士是幕府时代为明治维新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当年——一八五三年，美国的佩里准将率战舰“叩”开日本的大门。一八六四年，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摧毁各主要炮台，日本被迫签订屈辱的“和议”。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国，百余年前的命运和中国一样，在坚船利炮面前被迫开门；然而巨变引起的震撼却远较中国为轻。日本将自己从一位老师的学生变成了另一位老师的学生，中国却失去了尊贵的师长地位。 日本一批有新思想的政治家登上了社会大变革的舞台。年纪最大的岩仓具视四十六岁。幕府时期即被送英国留学海军的伊藤博文三十岁。他们以天皇的名义宣布，要“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打破从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他们利用古老的天皇权威，“廓然更张”，“慕效西法”。 政府派出数百人的庞大代表团，用几乎两年的时间赴欧美考察，从兵工厂到银行、市场、法律、市政机关无所不学。 美国的《独立宣言》由福泽谕吉翻译出版。“自由”这个汉语新词就是福泽最先创造使用的。这位思想家还创造了新的汉字，如用“汽”来译“蒸汽”、“汽车”、“汽船”，皆出自其手。 明治政府认为“文明之为文明者，实有赖于一般人民之文明”，因此颁布“学制”，大抓教育，明治元年，日本在国外有留学生五十人，到五年后，就有了上千人。 政府颁布“剪发令”，仅允许罪犯结半发，凡梳发髻的理发店均课以重税。日本人和延续千年的发髻告别。 天皇下诏：以西服为正式活动的礼服。他率先脱下了长袍和服，常上西服和军装。 “文明开化”一词迅速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口头禅。到处有人在主张废汉字、喝牛奶、吃牛肉，与外国女子结婚以改良民族体质…… 一位担任日本海军学校教师的英国人说：“日本在一瞬间从武士发髻的时代经过文艺复兴与壮举而进入近代”。 日本人没有中国人身上那样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中国的“本体文化”是滋生保守的温床，而日本人从来就是文化的“混血儿”。 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样的自强的紧迫感。中国有自给自足的地理条件。日本是个充满危机的岛国。 有人说日本的变革是一场追赶西方的“急行军”。在这场“急行军”中它要求每个人牺牲自己。 日本人在变革中没有放弃古老的“忠”。 明治维新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日本国民性。他们高举皇权的旗帜，维护等级制和中央集权，煽动起国家至高无上的炽烈情绪。——这恰恰是正值满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时期的中国所不可能设想的。 明治维新后赴日本游历过的中国人，吃惊地望着他们闻所未闻的事物： 幼稚院、盲哑院、警察、舞会、消防局、新闻纸、拔牙术、人体解剖。 女子学校女生所做的球铃球棍体操。 悬挂着中国汉唐名臣像的旧日王宫，早已人迹罕至；荒草落叶，蛛网雀巢，一片颓败景象。 更令人愕然的是，他们在东京博物馆看到标有“中国物”字样的展品是：“锈蚀鸟枪数杆，破布九龙带两个”，“坏竹鸦片烟枪两杆，破瓷烟缸两个，中竖一挑烟棒……俱极肮脏”。 一个堂堂帝国的荣盛时代，早已在时间的流逝中被抛弃了。 对于日本发生的一切巨变，最早留下完整记录的中国人是驻日参赞黄遵宪。他写的《日本国志》，几乎就是一部明治维新史。此书一八八九年即刊行，却无人问津，无声无息。直到甲午战败，中国人才如获至宝地发现了它。有人对黄遵宪说：你的书如果早点让大家看到，价值可抵得二万万两银子！ 中国改革和日本改革，是两条多么不同的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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