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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山
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是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天赐良机。 起义发生后，“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来电，朝鲜国王请中国遣兵代剿。李鸿章随即报告总理衙门：“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
日本对此事也表现出异常热心。日本驻朝外交官频频催问中国方面：“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并郑重其事地声明：“我政府并无他意。” 一八九四年六月四日，李鸿章命令丁汝昌派遣北洋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朝鲜仁川、汉城，会同已在仁川的“平远”舰，执行保护侨商的任务。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三千，取海道赴朝。 聂士成率领前锋九百人，乘“图南”号轮船于六日启程。与此同时，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的“八重山”号军舰，正兵发在途。 聂士成全然不知前途的险恶，这位淮军战将，李鸿章的乡亲，在他的日记中留下的是一位天朝讨伐者的豪壮之情。 出发之日，“天朗气清，海波不兴”，“入大洋见巨鱼百余夹舟而行”，出征情景壮观之至。 仁川登岸后，移扎牙山县。聂将军感慨地发现，“居民数百家，编茅而居，峨冠博带，有上古耕凿风”，千年前的中国，竟完好地保留在这里。 聂士成像古代中国的将军一样，前往“匪患未靖”的地方张贴招抚告示，称“我朝廷……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在另一个告示中他正告“乱匪”，若再作不靖，此时中朝轮船便捷，朝发夕至，洋枪开花大炮无发不中，使尔等首领莫保，血肉横飞，生为乱民，死为愚鬼，不大可哀乎？ 他的举动颇有泱泱大国之古风。他在曾被起义军占领的全州给每个难民发银元两块，以示朝廷体恤之仁。他命令部队秋毫无犯，有一个勇丁拿了百姓的蔬菜，即被割去耳朵，全军肃然。 “乱匪”因中国军队的到来刚刚“星散”。这里尚没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面，但朝鲜地方官对聂士成等盛情款待，在乐妓的陪同下，不时欢宴于临江的亭台楼阁。聂士成于酒酣耳热之际，凭栏吟哦，发思古之幽情。他的一首七律，还被朝鲜官员命人镌刻在板上悬挂于锦江阁中。 万松苍翠拥层城 为靖狼烟此驻兵 冠剑偶登江上阁 樽罍多感使君情 座中歌舞怜红粉 槛外云山接玉京 极目海天增气象 旌旗簇簇汉家营
“汉家营”此时已面临陷阱，但它的旌旗还在怡然地飘舞。 根据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的条约，朝鲜有事，双方出兵前须先行文知照，李鸿章将出兵“剿匪”事照会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日本即照会中国公使：不承认朝鲜是中国属邦。并照会中国总理衙门：日本也准备派兵保护侨商。
聂士成部在仁川登岸次日，大鸟率领的四百名日本兵携火炮也在仁川登岸。几天后，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混成旅团亦到达朝鲜。 李鸿章当年允诺“双方知照”，已失误在先，答应袁世凯的激烈请求仓促派兵入朝，是失策之二；现在日本派兵，他又态度软弱，企望国际舆论制约日本。 六月十三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撤兵。李鸿章当日电令叶志超，将部队撤至牙山，准备回国。 日本有什么办法能既使自己的军队名正言顺留在朝鲜，又把中国军队拖住不放？ 十七日，中国军队还未回撤，日本向中国抛出了两国“会剿”，并共同帮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这个赤裸裸地染指大清国势力范围的改革方案，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要使阴霾变为暴雨，促使中日两国决裂！ 中国在第四天用强硬口气拒绝了日本的“会剿”和“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仍坚持双方撤兵，但已不敢将叶志超、聂士成部先行撤回。 总理衙门问李鸿章：应否添兵？ 李鸿章回答：我再多添，日本必添调，作何收场？ 李鸿章在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当日，即已命令丁汝昌增派“镇远”、“超勇”、“广丙”三舰去仁川“壮我军胆”。中日双方在仁川——牙山一带的江华湾海面各有七艘军舰睥睨对峙，陆军叶志超部也已强烈感觉到日军的咄咄逼人。但李鸿章明白，中国应全力避免中日战争。他相信日本人不会无故开战，严令叶志超不可先开第一枪。 他寄希望于国际调停。 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说和当时西方世界风行的“均势论”混合成一个基本的外交策略思想：“以夷制夷”。 他于六月二十日请俄国公使喀西尼转请帝俄政府干预，出面迫使日本和中国同时撤兵。喀西尼和俄国外务大臣一致认为，不能错过这个可以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势力的绝好机会，经沙皇同意，帝俄政府先电令驻俄公使对日本进行“询问”。接着，明确“忠告”日本和中国同时撤兵。 但是日本在下了极大的决心之后，“委婉地”拒绝了俄国的“忠告”。日本孤注一掷地认定，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俄国对朝鲜半岛局势只能是“忠告”而已。 李鸿章在这危急时刻，向喀西尼提出许以中日俄三国以会议方式共同解决朝鲜问题。他事实上承认了俄国具有插手朝鲜的全力——给了俄国一个更大的诱饵。 李鸿章同时竭力拉英国参与“调停”。当英国驻天津领事询问俄国调停情况时，李鸿章诱劝英国派军舰去日本过问撤兵事，称“英与中倭交情尤显，此好机会，勿任俄著先鞭”。李还嘱人“密致赫德怂恿”。就是说，再挑唆英国和日、俄展开争斗，让中国坐收渔翁之利。 只能是一厢情愿。 喀西尼对此热心，但帝俄政府看出了李鸿章要拉俄国到战火中去的圈套。外务大臣给喀西尼的电报说：“我们完全珍视李鸿章对我们的信任，然而我们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 英国更与俄国不同，它表面上作口头调停，实际是正与日本暗送秋波。它忧虑日益崛起的俄国，希望日本成为它的抗俄盟友，它担心中日战争爆发，英国在华利益受损，希望得到日本不进攻长江流域地区——特别是上海——的担保。而日本为了它在朝鲜的利益，也迫切需要英国支持。正当李鸿章忙于调停斡旋，每日苦苦等待来自俄国、英国的消息之时，标志日英关系密切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 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比民族利益更神圣的东西。 李鸿章还找了美国、法国、德国，各国也都让驻日公使劝日撤兵。但日本已看穿中国的底数，依然故我，凶焰更高。 当代中国人都会记得一九八一年底，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亚太赛区最后阶段沙乌地阿拉伯对纽西兰的那场比赛——这场外国之间的比赛直接关系到中国队的命运。多少球迷祈祷沙乌地能赢，至少不能输四个球以上。只要结局不比O比四更坏，中国队就能进军马德里，就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然而电视屏幕上偏偏出现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结局：O比五，沙乌地惨败。而且是上半场就已把不多不少五个球丢掉，下半场又奇迹般未失一球。已经解散的中国足球队匆匆集合，急赴新加坡和积分相等的纽西兰再决雌雄。结局，不堪回首。梦被击碎了。中国人尝到了把命运攥在别人手里是什么滋味。 有人说，中国军队不是力量型军队，不是技术型军队，从古而今，它是一支谋略型军队。 包括“合纵连横”在内的谋略，永远为兵家所需。 然而李鸿章那其声可哀的纵横外交，却使他在一八九四年六、七月间损失了最宝贵的备战时间，而未能及早“取势”：北洋舰队的军舰未能控制朝鲜西海岸各海口（尤其是仁川），而听任日本军舰自由出入；陆军未能在日本大军赶到前抢占汉城。七月初，汉城已有日军万人，他们在汉城周围各要害处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陆路运送弹药，四处可见兵帐马厩。日本人着着占先，中国人面面受制。驻牙山清军处在与日军一触即发的境地，因朝廷举棋不定而进退两难。等到李鸿章终于发现请人“调停”不过是水中捞月，奉旨大举备战时，叶志超已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七月十六日，李鸿章传令：
卫汝贵统盛军六千人； 马玉昆率毅军二千人； 左宝贵率奉军三千五百人； 稍后又令丰升阿率吉军等一千五百人，分四路入朝。 令丁汝昌接应叶志超、聂士成部出牙山海口，由大同江进入平壤。 由于叶志超认为走海路危险，准备走陆路（绕开日军占据的汉城迂回北撤），李鸿章决定派江自康率芦榆马队乘“爱仁”、“高升”、“飞鲸”轮船赴牙山增援。由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护航。 这时候，住在天津军械局官员刘芬家中的一个名叫石川五一的日本人，获得了援牙清军的出发日期和航渡运载等情况，即买通电报局的电报生，发报密告日军。
七月二十五日，丰岛海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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