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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城
走向战争的京城，弥漫着躁乱紧张的空气。总理衙门外的大街上莫名其妙地架起了大炮，任日晒雨淋；内廷官员们每日在紫禁城出出入入，匆忙不安。国运生死迫在眼前，战局方开，而另一场“战事”也正硝烟弥漫——中国又出现了奏片如云、弹章纷起的内部斗争局面。后人把这场“战争”描述为“帝党”和“后党”的斗争，“主战”与“主和”的斗争，说成“爱国”和“卖国”的冲突，或是战略指导思想、战役指挥方针上的矛盾。也许正是这些力图清晰地勾勒历史的描述，使历史变得愈加扑朔迷离。 冲突的焦点在海军。 历时近三十年，以一代人的心血和国家的巨资建起的中国海军，被历史送上了考场。判断一支军队的优劣，没有比战争这个“判官”更无情的了。中国人熟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古训，如今，这“一时”已经来到。无数双眼睛——不管是怎样的目光——都一齐紧盯着北洋舰队。 中国出兵朝鲜后，人们对海军未能控制仁川港已多有议论。七月十七日，光绪皇帝旨令追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丰岛海战后，丁汝昌一度率舰巡海，未遇日舰，折回威海布置防务。光绪在降旨宣战的第三天命令：“丁汝昌屡被参劾，前寄谕令李鸿章察看有无畏葸纵寇事，着即日据实复奏，毋得稍涉瞻徇，致误戎机；如必须更换，并将接统之员，妥筹具奏。” 仅仅隔了一天，光绪得到丁汝昌带六船赴朝鲜洋面的报告，又降旨指责海军，严厉的语气中可见对将领的极不信任，又可见言官们对他的左右：“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出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倭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注：指李鸿章）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 一天后，八月七日，光绪又第三次指责海军，锋芒已对着十年来的海军建设：“自光绪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倭人自上次朝鲜变乱，经我军戡定，该军败挫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意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违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 光绪和他周围的一些人（无疑应首先包括已列席军机处会议的翁同龢），在宣战后数日内激烈主张海军迅速寻歼日本舰队，被后人认为有鲜明的“主张”态度。那么，宣战前后清廷内部的“主和派”何在？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宣战前慈禧“亦主战，不准借洋债”，“不准有示弱”。光绪对外交调停态度消极，却并没有断然反对。翁同龢则对英国的调停曾抱有希望。李鸿章把争取外交调停的努力作到最后一分钟，造成贻误后，一旦与日本决裂，也慌忙投入备战。 与光绪等人急于决战的情形相同，日本方面也正在想全力寻找北洋海军进行决战。 日本在战前已制订好“作战大方针”，即：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而作的战役计划是：陆军钳制何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击败北洋舰队；如海战大胜，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则直捣北京；如胜负未决，则陆军固守朝鲜，海军控制朝鲜海峡，为增援陆军护航；如海战失利，则退守本土，严防中国进攻日本。这一计划的核心是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控制海上交通线。 如同一八七四年对台湾的进犯，这一次日本的侵略计划仍具有很大冒险性。日本在九十年代扩充军备，奋力追赶中国，实力大增，但并不拥有对中国的明显优势。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包括北洋及南洋、广东）共有军舰七十八艘，总排水量八万五千吨；日本海军有军舰三十一艘，总排水量六万吨左右。中国有两艘铁甲舰，日本的铁甲舰仅有较陈旧的“扶桑”一艘，另两艘“富士”、“八岛”正在加紧制造，尚未就役。当然，日本拥有航速射速都优于中国的“吉野”新型巡洋舰。 在这装备对比无悬殊的情形下，素质的较量——包括军事思想、决策指挥能力、战役战术水平的较量——便有决定性的意义。
打上门来的日本人有周密的计划。中国人的战争指导思想是一团乱麻。
在朝廷内部，懂得海军作战“得海者胜”的道理，也许只有侍读学士文廷式。文廷式在宣战前曾提出添购铁甲、快船，派海军游弋于日本的“对马、长门之滨”、“长崎、横滨之口”，把第一道防线设到敌人的海口去。 李鸿章另有一个出发点。战争爆发后，对两国的力量对比和中国应采取的策略，外界多有评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临近宣战前说：“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起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宣战后，总理衙门致电李鸿章，转述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的意见，同样认为日本的人力物力使它不能久战，所以“初战宜慎”。因此李鸿章在战争初期赞同让军舰“聚泊严备，不可单船散泊，致堕狡计”的意见，明确地禀告皇帝，北洋海军的主力军舰“实未敢轻于一掷”。 以建设海军之日起，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近海作战，扼守海口，确保渤海门户“深固不摇”。战争爆发后，“拱卫京畿”是他的第一使命，他也自信有此能力。而光绪在这个根本指导思想上与李鸿章毫无二致。他屡旨催战，却不是让海军去争制海权，而是让它“力挫敌锋”，用一次海上大战杀杀日本人的凶焰，目的仍是“严守各口勿失”。 这就使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成为夹缝中的一个十足的倒霉鬼。丰岛海战后，他左顾右盼，手足无措。八月六日，光绪皇帝命令海军确保增援平壤的运输线，梭巡固守朝鲜大同江口。他率队从威海赶赴大同江，正“梭巡”，日舰骚扰威海，光绪旨令威海为南北要冲，应实力严防，北洋舰队迅速撤回。八月十二日，因有人传日军将猛扑山海关，光绪旨令海军速赴山海关一带，“遇贼截击”。八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又命令海军各舰在威海、大连湾、旅顺一线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北洋舰队疲于奔命，日久无功。一艘艘战舰如海上的浮动炮台，力不能支地充当着海上长城。丁汝昌率舰出洋，究竟是为寻找战机还是为梭巡自保？究竟是出海攻击还是近海防御？他莫衷一是，既要执行李鸿章“初战宜慎”的方针，又要执行光绪的催战令，还要承受来自京城的巨大舆论压力。 北洋海军被京城的一片痛斥声所包围。 兵部侍郎志锐奏请议处贻误军机之丁汝昌：“所谓‘老成’者迟缓耳，‘持重’者怯懦耳。丁汝昌如此玩误，朝廷若不迅发明威，立正军法，欲海军得力，恐未能也。” 御史易俊奏：“委带水师统领丁汝昌，畏葸无能，闻风远遁，遂使牙山一隅，亦半为倭人有，凡我可进兵之处，皆一律堵御。……聚六州之铁，不能铸成此错也！” 侍郎长麟奏：“丁汝昌退缩不前，巧滑推宕，并未在海中一战，但见倭船旗色，辄已远飚……” 御史高燮曾奏：“倭海军勇，到处梭巡；我海军怯，一意畏避；遂致海道为其所阻。夫我军之所以怯，非水师尽无用也，提督不得其人，斯军士不免迁延观望……为第一重门户计，请皇上整顿海军，更易提督。” 易俊再奏：“不重治丁汝昌之罪，何是伸国法以快人心？即姑予宽容，不加显戮，亦当从严惩处，即使更替……”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奏：“丁汝昌屡经弹劾，罪状昭然，林泰曾、刘步蟾怯懦昏庸，情尤可恶。……应请旨特撤丁汝昌及林泰曾、刘步蟾三人……” 御史安维峻建议，用“来京陛见”的办法，诱捕丁汝昌。 中国的“言路”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许多统治者都以“广开言路”标榜自己的“虚衷纳谏”、政治清明，历朝历代也都有以不避权贵自诩，好议时政、标榜风骨的文人，例如出现过明之海瑞那样的骨鲠之士。但中国缺少独立的文人集团，言官们常常不过是高层政治斗争的工具。那充满艺术和技巧的奏折，无异于投枪与暗箭。 围攻北洋海军的无数弹章，从局外的角度对海军严加挑剔，在求战爱国的激愤之情中，不无明显的夸张与迎合。 士大夫们集矢攻击的“丁汝昌”，说到底是“李鸿章”的代名词。从出兵朝鲜开始，对李鸿章的谴责乃至咒骂，由暗到明，步步升级，直到“众口交腾”。 遍读士大夫们的弹章，可以十分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仅是对着李鸿章、而且是对着数十年来的整个洋务运动的愤怒。在他们笔下，李鸿章是一个“观望迁延，寸筹莫展”、“暮气已深”，“无作战之气”的昏官，是秦桧那样的奸臣。他们尖锐地指出其原因在于：李鸿章终身以洋人为可恃，终身以洋人为可师，渐染洋气颇深，“而于中国法制本源，军谋旧法皆不留意”，“办洋务数十年，乃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 他们谴责李鸿章竟敢让英、俄来“保护”属国； 他们谴责李鸿章耗费国家巨资兴办海军劳民伤财，临阵无用； 他们谴责李鸿章训练的新式陆军一触即溃，逃到平壤的叶志超部军纪败坏； 他们谴责李鸿章的天津军械局是窝藏奸细之所，被抓获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住在官员刘芬家，而刘芬是李鸿章的外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的“书办”； 他们甚至转述许多明显的谣言：李鸿章要让儿子李经方给倭寇当女婿；李鸿章的儿子在日本开有洋行；李鸿章向朝廷要的三百万两军费，实际上是准备交给日本的赔偿费…… 读着朝廷时常抄送给他的这些呈文，李鸿章能说些什么？ 眼前是一群“爱国”的主战者。 他们认为“倭人国小而弱”，“黑子弹丸之地，竟敢鹰 虎视，藐我中华”，是可忍，孰不可忍！ 赫德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 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曾分析一些主战者的“主战”“是出发于传统中国皇帝对待‘四夷蛮邦’的态度。” 李鸿章能说什么？ 这场战祸，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有预见。他在一八七一年说过：“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日本的威胁，是他办海军的直接动因：海军的第一假设敌就是日本。为海军，他数十年呼吁，唇焦舌敝，处处掣肘。他取得的有限的成功，今天被人们当作可以去浪战死拼的赌注；他留下的种种问题，又成为攻击者的靶子。“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光绪皇帝仿佛记住了李鸿章在第三次校阅海军后所说的“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自诩，而有意忘记了李鸿章为“留地步”而对海军建设前景表示的忧虑。这忧虑李鸿章在宣战前的七月五日再次表示过，被斥为“临渴掘井”。那么谁曾未雨绸缪？光绪似乎是个在宣战前与中国海军毫不相干的人。他站在那历史之外，似乎不知有一八七四、一八八四，不知有颐和园。也不知一八九一户部曾上奏停购船械。 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今正稳坐在军机处值房，参与为年轻的光绪皇帝起草一道道谴责海军不力的谕旨。 主战者们攻击海军疲弱，李鸿章对这支自己亲手创建的舰队也有苦难言。出兵朝鲜之初，林泰曾发电，军舰在仁川泊港战守不宜，李鸿章即斥责林“胆怯张皇”，不许军舰回威海“示弱”。他还在七月初严令丁汝昌：“兵船时时要整备。汝拟初十内带八船操巡汉江大同江一带，五六日内即回，此不过摆架子耳。诸船派仁（川）、牙（山）两旬，竟不敢分一船往大同。……大同江是我将来进兵要口，既往巡，即须在彼妥筹布置。备护陆军同去同回，有何益处？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丰岛海战，接到丁汝昌报告济远击沉吉野击毙日舰队司令的请赏电，李鸿章从驻日公使的来电中证实没有此事，即复电丁汝昌，语含讽意：“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 李鸿章为北洋舰队的素质而忧。 但是对于光绪皇帝和京城的强大舆论，他只能百般为这支舰队辩解。因此，八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降旨将丁汝昌革职，他立刻于二十九日复奏，对海军问题作总的申辩，明确提出他的“保船制敌之方”。 他首先指出北洋舰队军舰的缺陷：这些军舰订购有年，其航速现今已落后，而“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这种情形下，“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他的方针是保住舰队这一威慑力量，“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因日本“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且威海仁川一水之隔，日本有后路之忧，不能各舰齐出犯中国各口。 接着他强调了和光绪完全一致的“梭巡扼守”方针。“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 最后是为丁汝昌说情。“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叠著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借资阅历；创办海军，特蒙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撤丁汝昌，替换者只有刘步蟾、林泰曾等“西法尚能讲求……而未经战阵”的学生官。而且这种替换不能“服众”。 李鸿章道不出口的是他和丁汝昌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淮军各皖籍主将与李的关系一样，带着私家军队的宗族气味。“留直”，丁汝昌是怎么留在直隶的？打败捻军后，这个骁勇的陆将成了“记名提督”，闲放在家。他进京活动，被任命到西北任职。他不愿去，又去找老主人，是李鸿章把这老部下留在了天津。 李鸿章竭尽全力终于使丁汝昌暂免处分。内部的纷争，已使他筋疲力尽。 圣旨频频。 他遵旨查实驻朝陆军怯战事，查实平壤卫汝贵部的“劣迹”，查实刘芬窝藏石川五一的罪责。最后，报告对石川五一的审讯结果，还要亲自组织处决：石川按西法枪毙，刘芬按中法斩首。 就在这纷乱的九月上半月，军事形势日益变化。日本海军急于和北洋舰队决战而未果，能够突破渤海湾直接在山海关登陆的可能性日小，遂加强在朝的陆军力量，九月初，日本大批运兵船往返于本土至釜山、仁川、汉城之间。运兵线防护薄弱，而中国海军却白白坐失了前去袭击日本兵船的绝好机会，仍在家门口“往来梭巡”。 九月十六日，在日军大举进攻下，平壤失守。 九月十七日，光绪降旨给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薄惩”。 据外山三郎所著的《日本海军史》记载： “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对海军作战进展迟缓极为不满。八月十五日，在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中将的电报中指出，‘目前陆军大规模进攻直隶湾（注：即渤海湾）为时已晚……。但是若海战对我有利的话，陆海军协同攻占辽东半岛仍有可能，……’桦山于九月六日又亲自来到联合舰队驻地（长直路），敦促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立即率部出击，以寻找敌舰队决战。 对同优势之敌决战一直持慎重态度的伊东长官终于定下决心，于九月十六日率部从泊地（小乳纛角）出发，开往黄海北部寻敌决战。 这时，专门从事护送陆军而在沿海活动的清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在丁汝昌提督的率领下，恰好也在该海域。 十七日正午前，两军几乎同时互相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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