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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渤海湾风雪弥漫。数辆由骑兵护卫的马车在新城、大沽一带的海堤上歪歪斜斜地艰难移动。挎洋枪的亲兵在瑟瑟颤抖，风中的旗幡仿佛要扯裂般地发出嘶叫。车中，七十老人李鸿章忧郁地望着窗外灰白蒙蒙的世界。铅云低垂。原野、滩涂和海洋浑然一片。雪粒在风中疾旋。炮台、地沟、营盘……一切都被吞没在昏暗的天色之中。 在八年前陪同醇亲王大阅海防走过的天津至北塘一线，李鸿章开始了这次为期四天的最后巡视。光绪皇帝的屡次御旨，逼迫他走上这条风雪泥泞的路。 旅顺陷落，意味着京津重地已经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之前。 北京出现逃亡的狂潮。 面对这幅战争的残局，日本人之所以没有立刻实施渤海湾登陆，从而直捣京师，是因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精明地估计到，如果清廷迅即垮台，享有在华利益的众多列强会群起干涉，日本反会成为众矢之的，丧失既得利益。 面对残局，李鸿章内心颇为复杂。他已接到军机处奉旨让他筹划和谈的密函，慈禧也派翁同龢专赴天津，与李鸿章商议再请俄国出面调停之事。他明白，战争实际上已经打完了。他现在所做的最后努力，实质上是在一幅残局上竭力保持最后一点实力。 他的海军。 他的船。 就在这风雪迷茫之中，李鸿章给威海丁汝昌、戴宗骞、刘超佩、张文宣诸守将发出一份电报（此电被后来几乎所有的近代史著作摘句引用，作为谴责李鸿章的证据），该电全文如下： “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酉刻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日酋向西船主言，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淮将守台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实为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鸿。” 光绪二十年冬天，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奇寒的冬天。他惨淡经营一生的事业，在被战争一一剥去金壁辉煌的外衣后，已露出“泥胎木质”的本色。 “此间各事糟到无以复加，没有首脑，没有有力的人物。过去的错误行为酿成今日的无能为力……”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写信给他的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中国并没有触怒任何人，它没有任何过失，从来不喜欢战争而宁愿忍受牺牲，它只是一个老大的病夫，过了若干世纪的太平岁月，无形消失了活力。现在正当它慢慢复苏的时候，却被这短小精悍全副武装的日本扑到身上……” 李鸿章也曾有过居高临下的傲慢时刻。 曾几何时，那个他眼中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日本使臣柳原前光——一八七五年李鸿章处理日本侵台问题的谈判对手，还如此折服地接受李鸿章的严辞质问。李鸿章用中国式古训教诲柳原： “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 说到情绪激愤处，李鸿章取案上纸笔挥毫疾书云：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 然而数月后，当另一个名叫森有礼的日本外交使臣站在天津直督衙门李鸿章面前时，李鸿章感觉到的已是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 李问：“森大人多少年纪？” 森答：“整三十岁。” 问：“森大人到过西洋？” 答：“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三年，环地球走过两周。” 问：“中西学问如何？” 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问：“日本西学有七分么？” 答：“五分尚没有。” “日本衣冠都变了，还说没五分！”李鸿章大笑。“我对贵国近年的一切成就深为佩服，唯有一事不得其解：你们将古老衣冠改换成了欧洲式样。衣冠乃忆念祖先之物，后人理应怀崇敬之情，世代相传……” 森有礼：“倘若祖先们还在世，他们也会做我们所做之事。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只因发现中国服比以前的穿着要好。” 李鸿章：“那你们就该穿中国服！” 森有礼：“四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无人愿改本朝装束（指留辫），后来却毕竟改了。当然这是强加于你们的……” 这是一次使李鸿章强烈感到日本“其势日张，其志不小”的谈话。 距离这次谈话，整整二十年过去了。 还是谈话时的这座城市，还是谈话时的这座衙门。昨日的高谈阔论反唇相讥变成了今天残酷的战争，昨日那个气宇轩昂的李鸿章今天被逼到了山穷水尽之地。天津。这座目睹他半生甘苦半生劳瘁的城！路边的洋灯夜夜放光，河中的火轮穿梭奔忙。李鸿章却在这一片喧闹中感到满目凄凉，心境昏暗。有人弹劾他的奏章，已经在向皇上描绘他的衰病之态：“眠食固不能安饱，语言亦时有舛误”，“每日须洋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浸灌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张佩纶其子婿也，每日不见则呼唤之，一见又呵斥之。子女僚友，刻不能离，而言无或听。起居颇近于无节，号令亦几予不时……” 天津。 这座记载了李鸿章半生功过是非的“洋务之城”。一位美国人曾称这座城市为“喧嚣的拍卖场”。 当年有许多买卖的代理人——这位美国人记载——川流不息地从各地区和海洋上的各岛屿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其中有出卖枪炮的人；有出卖水雷的人；有出卖船只的人；有出卖来福枪的人；有出卖回转手枪、军需品、剑、马兵装备、步兵装备、炮兵装备、药品、外科器具、膏药、裹伤纱布、绷带、病院设备、帐幕、旗子、火药与炸药的人；有带着各时代狂想的、疯癫性的一切“发明”的人；有带着担保每分钟杀敌一百万人而对“发明者”自己没有危险的专利计划的人。他们急流般涌向天津，每个人都说自己拿着战争中最可怕的武器。不幸的是，李鸿章对武器的优劣一无所知。买卖代理人们争相交结他的部署和翻译，贿赂他的幕僚与门房。他们拜会李的厨师，奉承他的理发匠，……李鸿章的“洋务”，常常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被诈骗：付出现金，买回破烂。 人们在痛骂李鸿章！说他在洋务企业中植党营私，滥用皖人；说工厂活像衙门，门前冠盖如市；说那些以职洋务为荣，“嚣然自鸣得意”的洋务大员，任意开销，私囊日充，“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 人们在痛骂李鸿章的淮军！说这支背着洋枪、操演时迈着德国式“鸭步”的新式陆军，在战争到来时如朽木不堪一击。两年前，皇帝刚刚同意了李鸿章在安徽为淮军修建“昭忠祠”的奏请。这支军队已经有了三十多年南征北战的历史，乱世里它是“讨逆灭贼”的一柄利剑，治世中他是拱卫海疆的一道城垣。李鸿章是这支军队的老根，一大批皖籍将领和安徽子弟是和他一气贯通的枝干和繁叶。李鸿章不会不知道近几年人们对淮军虚浮腐败的种种指责，但是他一直不敢相信，这支军队竟已腐朽中空到了如此地步。他的得力战将叶志超，牙山失利后谎报战功，饰败为胜，骗取朝廷明令嘉奖；弃守平壤后狂奔而逃。被他称为“朴诚忠勇”的大将卫汝贵，怀揣家书，恪守妇诫——“遇敌则避走”，在战场上传为笑柄。卫汝贵所统带的盛军，是淮军中最早引入洋枪洋操，被认为思想最开化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此次赴朝，竟完全不是背着国产步枪（村田式）、揣着饭团的日本陆军的对手，而且沿途骚扰，烧杀奸淫声名狼藉。刘盛休、卫汝成、张光前、赵怀业、龚照玙，……一个个唯李鸿章马首是瞻的淮军将官，闻风丧胆，不堪一击，土崩瓦解。李鸿章在电报中呵斥他们“无用无能”，“毫无天良”，“材庸性贪”，“不爱体面”，“太不作脸”，“坏我名声，良心何在”，可是他们仿佛非得把李鸿章的脸面丢尽方肯罢休。这是什么报应？ 鬼头刀带着呼啸之风而下—— 淮军大将卫汝贵仆倒在污血之中。 天津军械局官员刘芬人头落地。 菜市口万人争睹。市民们在笑，在骂，在啐…… 三十年前的李鸿章在疾呼：“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三十年后，一位二十八岁的华侨青年来到天津，这个富有生命力的年轻人，请人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转呈李鸿章。这封信尖锐地批评了李鸿章的“洋务”。 “太傅爵中堂钧座：”年轻人的声音带着敬重，又带着急切—— “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参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 他热切呼吁李鸿章担起中国进步的重责：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与，无弊不革，艰难险阻，无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后人已无法证实，当时的李鸿章，究竟因为什么，没有给年轻人一个字的回复。 二十八岁的华侨青年孙中山，在甲午大战爆发前夕辞别天津。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注定要在十多年后才能登上历史舞台。 历史同样没有让仅仅在一年后就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的伟大思想家严复在一八九四年之前登上他的舞台。中国这个麻醉场太残酷了：这位在国外留学期间就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祖国至今，竟整整徘徊了十多年无所作为。他为中国的衰弱而叹息，为朝廷的腐败而愤怒，他也无可抵御地沉迷于鸦片的烟雾中。尤为荒诞的是，他一度竟然后悔自己选择了西学。在海军任职后，还一连四次徒劳无功去参加“乡试”，企图获一个功名。是甲午的惨败震醒了严复。可是，为什么只有惨败才能震醒中国的思想者？ 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为中国选择的风云人物只能是李鸿章。 非新非旧，亦新亦旧，一只脚已踏进新时代，而另一只脚还牢固地留在旧时代，这是李鸿章。 半勇半怯，时勇时怯，这是李鸿章。 这是一个“效西人之风”，每天按严格的时间表工作的洋务大臣。 这是一个黎明即起，日日临摹王羲之《兰亭序》以养心自律的儒家学士。 有论者说，李鸿章“容貌堂堂，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 有论者说，“鸿章是典型官僚，不能洞悉下情，没有严肃监督部下的魄力。事事曲承太后与军机王公大臣，不惜损海军以媚上。” 曾在北洋海军服务的英国人泰莱评论：“凡此一切事务之头脑则为总督李鸿章，彼与太监李莲英乃慈禧太后之左右手。李为世界著名之外交家，其在本国，在战前则以伟大之海陆军组织者称。彼实非是，且不能为是，盖腐败，中饱，及援结私亲诸症，使其手下各组织无复完肤者，其病源皆在鸿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诸症，且视寻常中国官吏为甚。彼已受啮掣于顽钝之全国大机器中，且亦习为故常，即有为之指陈，彼亦瞢染不省。然即此，鸿章为一热烈之爱国者无疑。中国之谜，此其一例也。” 梁启超曾将李鸿章与中外十六位名臣作比较。其中谈到—— 李鸿章与霍光。李没有霍光之权位魄力。李，仅守范围之人，不能有非常之举，一生不能大行其志。 李鸿章与王安石。两人的变革同为世所诟病。但王安石得君既专，布画宏远。 李鸿章与曾国藩。曾，激流勇退之人。李则血气甚强，见大难而挺然以一身当之。 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为秦桧者最多。处于市井野民之口，尚可言。士君子而为此言，只能称为狂吠而已！ 李鸿章与俾斯麦。有人称李为“东方俾斯麦”，但李的学问、智术、胆力都不如后者。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没有李在国内这样的地位。李没有伊藤博文游学欧洲、了解西方的经历。如伊藤博文者，日本有数百；如李鸿章者，中国同辈中却无第二人。 梁启超还认为李鸿章不是秦之赵高、唐之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那样的窃弄国柄，挟持人主、专擅威福的“奸臣”。儒家名教和满族势力如两道锁链紧缚着他，使他“匪躬蹇蹇，无所觊觎”，为做一个满清王朝的忠臣而数十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在满衰汉盛，十八省督抚提镇中，汉人（湘淮军功臣）占了一半的态势下，有外国人曾鼓动他利用手中的实力一举夺取清朝政权，握全权对中国大加改革。李鸿章闻之，“惧然改容”，惊骇中半天说不出话来。 李鸿章既没有历史上那些“权臣”们的枭雄之气，也没有“权臣”们风行雷厉、改革庶政的威名。管仲相齐，桓公称霸；李悝变法，魏国称雄；曹操、张居正，各自政绩彪炳一时。李鸿章却“束于势而牵于习”，命途多舛。应当说他比中国历代改革家走得更远。前辈改革家 “法先王”变成了“法西洋”，第一次把中国放到世界的版图上加以改造。然而他是一次次地亡羊补牢，邯郸学步，弥缝补苴，苟且图存。三十年，南柯一梦！ 他崇尚实用，善于变通，但他的变革有着终生不逾的界限。 他很早就说过中国之事“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但数十年间，他被胶困于一次次外患，一次次内部纷争，锐气与日俱减。 这是真正的悲剧：他领导的“洋务运动”客观上为“戊戌变法”准备了物质力量和人才，然而，“戊戌变法”的发动偏偏从声讨他的“卖国罪行”开始。 李鸿章惨败了。 他的惨败给他带来的厄运，不是如吴起被乱箭射死，商鞅被车裂，而是他和他的国家一起被肢解、被蹂躏。李鸿章彻底的身败名裂了。他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只要想到自己的苦难，就会对李鸿章切齿痛恨。他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为中国苦撑危局的柱石。他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罪人。 枪声。 攻克旅顺的日本兵，正在练习射击。他们的靶子，是一个身上写着“李中堂”三个大字的草人。在他们眼中，大清帝国就等于李鸿章。 日本外务司官员说：“中国如罢斥李鸿章，我等军务更易成功。” 腊月廿五（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日），日军在威海以南荣成湾实施登陆。日本政府决心尽快全歼北洋舰队，为即将开始的谈判创造更有利的态势。 李鸿章为刘公岛尽夜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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