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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复 关 捷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并在帝国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垄断的银行资本与垄断的工业资本融合为一，形成了金融资本。国内市场和投资场所也已被垄断，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相对过剩资本，资本输出有了特殊意义。作为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来源地的殖民地有了新作用。因此，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落后国表现出更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资本主义列强很快就把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抢占完了。非洲、澳洲完全沦为殖民地。亚洲也有一半土地先后变成了殖民地。剩余的地区，特别是落后的中国和朝鲜，自然成了资本主义各国角逐竞争的主要对象。 帝国主义列强围绕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与朝鲜问题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展开了尖锐激烈的争夺。沙皇俄国早已把朝鲜和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禁脔，阴谋在这些地区建立沙皇的殖民统治。沙皇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和霸占朝鲜、中国东北以及远东太平洋地区，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动工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此同时，积极向远东增加兵力，特别是增加海军力量。并竭力在中国和朝鲜沿海海岸寻求不冻港，作为太平洋的出海口。它以帮助朝鲜训练军队为借口，阴谋控制朝鲜的军队并企图占据朝鲜的元山港，建立海军基地，以便称霸太平洋。 沙俄企图称霸太平洋的活动与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发生了冲突。英国当时是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在中国长江流域享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它害怕沙俄势力渗透到朝鲜，威胁到它的霸主地位。因此也极力向朝鲜伸出侵略魔爪。1885年(光绪十一年)，英国派军舰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朝鲜巨文岛，作为抗衡沙 美国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把侵略魔爪伸向朝鲜，妄图通过商品输出和政治控制霸占朝鲜，进而向中国扩张势力。到了九十年代初，美国工业的急剧发展已超过其它国家而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的首位。因此，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更加膨胀，梦想建立“太平洋帝国”和称霸世界。但以当时的美国军事力量，要远涉重洋，征服中国是有困难的。因此，它极力寻求一个侵朝侵华的伙伴。它选中了日本，企图利用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为美国的侵略扩张开辟道路。 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也野心勃勃地觊觎朝鲜和中国，企图寻找一个海军基地，以便向太平洋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法国通过中法战争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后，也极力向远东太平洋地区伸展侵略势力。 这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就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角逐场。除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外，当时对朝鲜和中国怀有重大野心的是后起的日本。日本对中国和朝鲜抱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1868年(同冶七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就已积极准备对中国领土进行侵犯。德川幕府末年，日本长州的改革派藩士领导者吉田松阴就曾赤裸裸地叫嚣，“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即北海道——引者)，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和古时强盛时一样。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以及菲律宾群岛。”注1这些话，充分暴露出当时的日本封建统治者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1868午(同治七年、明治元年)“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统治集团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更加膨胀，并把侵略朝鲜和中国作为明治政府的国策。但是，当时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如何征服朝鲜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为首的军人派，力主迅速征韩，而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为首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们既恐无胜利把握，又害怕师出无名，引起他国干涉，因此反对立即出兵征韩。就连西乡的得意弟子横山安武在1870年(同治九年，明治三年)7月，对明治政府进行尸谏时，也反对征韩。认为：“出兵应有名义，岂可不慎”，如果“妄起无名之师，万一有蹉跌，天下亿兆将云何。”此后，日本遂暂时采取较温和的外交手段对朝鲜进行威胁讹诈。直到1875年(光绪元年、明治八年)，日本才以武力进攻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1876年(光绪二年，明治九年)，迫使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8月30日和1885年(光绪十一年、明治十八年)1月9日，日本又用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的手段，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仁川条约》和《汉城条约》，取得了向朝鲜首都汉城派兵的特权。并要求朝鲜政府实行所谓“改革”。 日本明治政府在侵略朝鲜的同时，积极谋求向中国扩张侵略势力。早在1870年(同治九年、明治三年)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日本即派遣柳原前光到中国，递交国书，要求订立通商条约。1871年(同治十年，明泊四年》4月底，日本政府派出以伊达宗诚为全权大臣，柳原前光为副使的正式代表团，到天津与清政府委派之全权大臣李鸿章、副大臣应宝时进行谈判。9月13日签订了《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但是，因为日本没有从中取得到内地通商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而十分不满，多次要求修约，均遭清政府拒绝。1873年(同治十二年、明治六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到中国换约，并借口台湾居民误杀琉球渔民事件，大作文章，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出兵侵略台湾。但是，日军在台湾受到当地人民的抵抗，清朝不断增兵，又加瘟疫流行，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急忙派遣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使节赴北京谈判。结果，日本在英、美支持下，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10月31日，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北京专条》。中国承认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是“保民义举”，并抚恤“遇害难民之家”注2。由于清政府的屈辱妥协，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1885年(光绪十一年、明治十八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中的侵华“激进派”，看到清政府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同法国签订屈辱条约的腐败情形，积极策划，主张不给清政府以喘息之机，迅速对华开战，一举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领土。并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制订了一个侵略中国的蓝图——《征讨清国策》，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的方案。但当时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缓进派”，考虑到日本的实力不强，羽毛未丰，担心挑起战争后，沙俄乘机南下，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主张日本应先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过十年“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注3。明治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意见，一面加紧扩充军备，一面等待时机。 注1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册，第6页。 注2 签订《北京专条》同时，在《会议凭单》中规定：“日本以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十万两。”此外，还需赔偿日本名为“修道，建房”，实为兵费四十万两白银。见《同治条约》，卷22，第77页和《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第17页。 注3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452)附件2，卷10，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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