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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复 关 捷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时，日本正面临国内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威胁，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掠夺原料，寻找市场，满足其贪得无厌的侵略胃口和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极力鼓吹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掠夺的战争，以摆脱困境。因此，从九十年代开始，日本帝固主义加紧了战争准备的步伐。 首先，在舆论准备方面，大肆鼓噪“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1886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山县有朋组织内阁。他一上台就疯狂鼓吹对外侵略扩张。他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第一届日本国会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公然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所谓“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他说： 在山县有朋的所谓“利益线”理论的鼓噪下，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纷纷出笼。1891年(光绪十七年，明治二十四年)4月30日，《东京日日新闻》公开叫嚷：“首都最近的怪现象是女工与日俱增”，“这完全是我国人口超过土地所造成的结果”。因此结论是需要“扩张殖民地”注2。1892年(光绪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日本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公然抛出《殖民论》，叫嚣日本人口过剩，鉴于世界各国都向海外扩张殖民地，日本也决不能落后注3。继这种鼓噪之后，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成立了以军国主义分子夏本武扬为会长的“殖民协会”。1894年(光绪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7月，即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前夕，军国主义分子建野乡三竟然毫不隐讳地鼓吹“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的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欢迎反华战争”注4。 和舆论准备的同时，日本政府竭力加紧战争的物质准备。在军事工业生产方面，明治政府建立以来，一直注重军事工业的发展。整个七十年代，大力发展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国营工厂。不断输入外国机器，充实各工厂的装备。在经营管理上，聘请外国技师。日本政府为了扶植和发展军事工业，不惜强占农民土地，浪费人民的巨款。凡是军事工业以外的工厂、矿山、运输等，均要为军事工业服务，以便确保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由于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造成日本各产业部门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商业、金融业和运输业的发展超过工农业的发展。在工业部门中，以军事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如1881年(光绪七年、明治十四年)，陆军少佐村田经芳发明一种新式步枪。这种名为“村田步枪”的武器已接近国际水平，而其它产业所需要的机器工具生产则极为落后。 日本政府在抓紧军事工业发展的同时，加紧扩充军队。截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已拥有陆军七个师团(包括近卫师团和六队宪兵及北海道屯田兵万人)和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为适应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需要，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4月，成立了“出师准备物质经办委员会”。5月，制定和公布了《海军军令条例》。将原隶属于海军大臣的“海军参谋部”独立，称为“海军军令部”，以扩大海军权力。海军军令部长由大将或中将充任，直隶天皇，参划帷幄，执掌出师、作战、海岸防卫、军港设置、舰队编制、军队训练以及教育、编纂、谍报等事宜。同时，根据天皇第五十二号敕令，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战争时期，设置由天皇直接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为统一领导战时陆海两军的最高军令机关，筹划战争事宜。 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未来的实战能力，日本海陆军分别举行频繁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并从思想意识上向士兵和国民灌输“武士道精神”和推广军国主义教育。早在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天皇睦仁就颁布了《军人敕谕》，按照“武士道”精神，教育和训练士兵。要求每一个士兵都应该是天皇的卫士和奴仆，一切行动唯天皇的命令是从。哪怕是天皇命令屠杀自己的亲属，也要毫不迟疑，作到“大义灭亲”。平时通过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向国民灌输“尊皇”(即尊崇天皇和皇室)思想、“武国”(即军事教育)思想和“神国”(即崇拜天皇为神)思想。1880年(光绪六年、明治十三年)修改的“教育令”，明文规定学令儿童一入学即要实行“尊皇爱国”的思想教育。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10月30日，天皇睦仁颁布了《教育敕语》把恪守“武士道”精神，神道与儒教的道德规范，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是把三位一体的教育纳入军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大步骤。这种军国主义教育，要落实到每一个日本人身上。为了实现“全国皆兵主义”，在青少年中推行军事教育。1888年(光绪十二年、明治十九年)开始，在中学里增加“兵式体操”科目，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同年还强行对师范学生进行“准军事教育”，学生毕业后进行短期现役军事教育。甚至规定小学校也要向小学生进行“国民的武勇”教育。 为了做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情报工作，在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直接领导下，不断向中国派出大量间谍，组成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形势、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这些特务间谍，有的妆扮成旅行家，有的以经营贸易作掩护，大肆进行间谍活动。早在1888年(光绪十二年、明治十九年)，参谋本部就派大特务荒尾精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以开办“日清贸易协会”，“日清贸易研究所”作掩护，组织一个庞大的特务间谍网。这个特务间谍网“以北京为中心，北到蒙古、伊犁、满洲、陕西，西南从两广至云贵、巴蜀，……对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业、金融、运输、交通等梗概，进行精心调查”注5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参谋本部又派陆军中佐山本清坚、陆军大尉藤井茂太等多人，到华北地区进行间谍活动。任务是调查中国沿岸登陆地点、军队运送方法、上陆后战略目标、地形选择等。他们由山海关沿洋河、滦河、北塘河、白河至大沽口一带，长达二百多里地区进行调查。据日方承认，他们调查的情报，对于甲午战争中“参谋本部制定作战计划起很大作用”注6。1892年(光绪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参谋本部又派遣精通中文、俄语、英语的大特务陆军少佐福岛安正以“考察”为名，于2月11日从俄国彼得堡出发，经蒙古、赤塔、满洲里到海参崴，长途跋涉一万四千公里，搜集、刺探大量情报。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6月12日回国后，明治天皇特地发给他旭日勋章和奖金，并提升为中佐，甲午战争前夕，福岛被调到日军驻朝司令部，参加各种机要会议，从事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罪恶活动。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驻外使馆武官以及派出间谍搜集各种情报。这些情报对于日本发动战争起了很大作用。甚至日本自己也承认，川上操六正是靠这些间谍为“手 川上操六不仅依靠大批间谍所搜集的情报，策划对中国发动战争，在甲午战争前，还亲自出马，以旅游为名，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勘察，制定对华作战方案。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4月9日，川上操六从东京出发，先到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达一月之久。5月11日，由朝鲜到达中国山东半岛的烟台。12日到天津，受到李鸿章的“殷勤接待”。李鸿章不仅让川上操六参观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技艺，发炮及步兵操练活动，还到天津机器局参观步枪、炮弹及火药制造。甚至到北塘炮台参观山炮训练。5月14日，川上操六在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的间谍、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的引导下，偷偷地察看了天津周围地形。认为天津“西面展望自由，利于进攻”注9接着，又于6月中旬到上海、南京等地，先后参观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吴淞炮台等重要军事设施和军火生产部门。并且在大特务荒尾精陪同下，参观了特务机关——“日清贸易研究所”。直到7月初才返回日本。据日本人记载，川上操六此行“不仅看破了中国的极端腐败，而且对其陆军的强弱如何，甚至对地形、风俗人情之微，均得进行一一观察。确信中国不足畏，而增强了必胜信念。” 由于日本特务间谍在中国大肆进行刺探和搜集情报的活动，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对中国军事情形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对于地理山川形势，也十分熟悉。例如，日本为发动战争而绘制的包括朝鲜、中国东北、山东半岛等在内的军用地形详图中，对中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每一座小丘甚至水井，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因此，一个欧洲人评论说：“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注1 日本近代研究会：《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上卷，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三十年(1955年)版，第174页及大山梓编：《山县有朋的意见书》，第203页。 注2 参见井上清：《日本的历史》，岩波书店，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版，下册，第29章，第23页。 注3 参见井上清：《日本的历史》，下册，第29章，第24页。 注4 田保桥洁：《日清战争外交史》，第264页。 注5 德言猪一郎：《陆军大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昭和十七年(1842年)版，第107页。 注6 同上 注7 同上 112页。 注8 同上 注9
同上，第117--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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