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海战史

孙克复  关 捷

第四章黄海大海战

第三节 黄海海战的结局

二、北洋舰队海战失利的原因

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为什么失利？原因何在？多年来，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

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北洋舰队之所以失利，是由于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贪生怕死，临阵畏缩，为了居中躲避敌人炮火，违反军令，擅改事先议定的阵形，造成北洋舰队阵形混乱，为敌所乘。尤其刘步蟾远在大炮有效射程之外，盲目发炮，震塌飞桥，使正在飞桥上指挥战事的丁汝昌不防，坠落桥下，身负重伤。舰队失去指挥，以致失利。

这种说法盖源于英人泰莱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一书。泰莱原系英国海军后备少尉，因在国内不得志，浪迹中国。先在广州海关巡船任职，后受聘于北洋舰队。黄海海战时，任北洋舰队总查德员汉纳根的海军顾问兼秘书及定远舰副管驾。黄海海战时在定远舰上参战。海战三十年后，他据甲午战争时所写的日记及报告，写成《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回忆录发表。在这篇回忆录里，他把刘步蟾写成是一个“怯葸素著”，终日盘算“倘或遇敌，将何以自保其皮”的怕死鬼。说刘步蟾害怕与敌舰首先接触，海战一开
始，故意错发信号，把“提督与诸管带所议决，分段纵列”，以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在前的阵形，擅自改成“诸舰相并横列(Line Abreast)以主舰居中”的阵形。由于两翼弱舰感觉自己的位置危险，故意逗留不前，以致“相并横列”的阵形，变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似阵非阵的“半月形”阵势^注1。使敌人首先击沉北洋舰队右翼的超勇、扬威，从而导致北洋舰队的混乱和失利。刘步蟾也就成了造成海战失利的罪魁祸首。直到目前，许多史书和论著，仍按此说法来叙述这段历史。

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以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中，张两翼以迎敌的阵形，乃是开战前提督丁汝昌与总查汉纳根等所事先议定，并非刘步蟾临阵所擅改。黄海海战后，丁汝昌向李鸿章呈报海战战况时写道：“十八日(指旧历8月18日，即阳历9月17日——引者)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注2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报告公文中说：“清国舰队于发现汽烟之初，已察知为日本军舰，即以五浬之速力航进，得仔细视察日本舰队。于是丁提督采取最能展开之后翼梯阵。”^注3为使各舰在海战中能确保阵形严整，在战斗开始前，提督丁汝昌还向各舰发出三条训令：“(1)舰形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2)始终以舰首向敌，藉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注4

这两份海战战况报告，是北洋舰队主要负责人提出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这两份报告不仅都未提及刘步蟾擅改阵形之事，相反，从这两份报告中还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两份报告所述阵形虽不相同(一为“夹缝雁行阵”，一为“后冀梯阵”)，但都不是如泰莱所说的“半月形”的“相并横列”阵。

第二，汉纳根报告说，北洋舰队所采取的阵形是“后翼梯阵”。而这—阵形是“丁提督采取”的，并非他人所擅改。北洋舰队之所以采取“后翼梯阵”，是因为这一阵形有利于舰队之“展开”作战。同时，阵形确定后，又下达三项训令，使各舰确保阵形完整。这一史料是可信的。 

关于汉纳根报告所记载的阵形，从《北清日报》刊载参加黄海海战的北洋舰队水手的谈活也可得到印证。他说：9月17日正午，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后，“提督立即下令起锚，各舰呈锐角三角形骈列，以二铁甲舰为三角形之首前驶”^注5。《中倭战守始末记》也说：“我军伺其过近，乃张两翼驶出，定远铁甲船乃丁军门坐船，当先迎敌。”^注6这两条史料不仅与汉纳根报告所说的“后翼梯阵”阵形相符，也再次证明北洋舰队阵形非刘步蟾所擅改。

姚锡光所着《东方兵事纪略》记载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阵形时也说：北洋舰队发现敌舰后，丁汝昌以“定远为督船，作犄角鱼贯阵进。遥望倭船作一字竖阵来扑，快船居前，兵船继之。汝昌谓其直攻中坚也，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犄角雁行阵”^注7对敌。姚锡光这里所说的“犄角雁行阵”，实际上指的也是与“后翼梯阵”相似的“人”字阵形，而非如北洋舰队行船操典——《船阵图说》中所绘的“犄角雁行阵”。因为《船阵图说》中的“犄角雁行阵”，必须以三船为一队。只有三的倍数的船队才能采用这种阵形。而黄海海战时，北洋舰队参战的是十艘军舰，因之不大可能采用需要三船一队的“犄角雁行阵”。

北洋舰队采取的是“人”字形的“后翼梯阵”这一点，从日方的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黄海海战后第四天，即9月21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向大本营的作战报告中说，北洋舰队阵形“似为不规则的单横阵，又似后翼梯阵”。^注8当时对北洋舰队的阵形还不大清楚。但1895年6月30日，伊东祐亨在东京保勋会上发表演说时，确认北洋舰队阵形为“三角形之突梯阵，领先者为强舰(指定远、镇远——引者)。”^注9这一阵形也与汉纳根报告所说的“后翼梯阵”相符。 

上述史料说明，北洋舰队黄海海战炮火决战阶段的阵势，是类似“人”字形状的“后翼梯阵”，而非如泰莱所说的“相并横列”阵。采取这一阵形，是丁汝昌、汉纳根等所决定而非刘步蟾所擅改。

有些论者认为北洋舰队在炮火决战阶段采取上述阵形是一种错误，是北洋舰队指挥无能的表现。 这种评论也值得商榷。

海战中，不论采取什么样的阵形，都有各自的优缺点，绝对完美无缺的阵形是没有的。炮火决战阶段选择阵形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炮火威力以打击敌人。选择什么样的阵形，既要考虑舰队本身的特点，又要顾及到敌方的情况。日本舰队航速快，舷侧炮多，大口径速射炮更为其所独有，因此，日本舰队为发挥一舷齐射的炮火威力，自然以选择鱼贯纵阵为宜。相反，北洋舰队舰船比较陈旧，各舰大都注重舰首主炮，舷侧炮少，又没有大口径速射炮，航速也较缓慢。在交战中，只有以舰首主炮向敌，才能更好地发挥炮火威力。而“人”字形的“后翼梯阵”，正是发挥舰首主炮火力的较好阵形。北洋舰队采取这一阵形，首先有利于进攻。

因为当舰队进航时，各舰前面，均得开阔无阻，且能保护旗舰，当敌舰接近或航过时，旗舰舷侧炮火，可保护后续舰，而后续舰一舷炮火，又可保护其次之后续舰。”^注10从防御角度看，“果敢舰截我中央，则舰队势力，必须两分，而中央较之左右翼，又有易于应援之利，两铁甲并列中央，可谓适得其当”^注11。 

反之，如果北洋舰队同日本舰队一样，也采用鱼贯纵阵(单纵阵)对敌，则双方舰队势必成平行运动。因之，双方舰队都将发挥舷侧炮火威力以打击敌人。但由于北洋舰队舷侧炮少，航行速度慢，又无速射炮，必将处于不利地位。 

海战中，是否鱼贯阵形就—定优于“人”字形的“后翼梯阵”呢？

黄海战时中日舰队各舰主要炮火配置示意图

北洋舰队：

日本舰队：

从上述图中可以看到，北洋舰队的军舰缺乏舷侧炮，而“定远”级军舰的305mm主炮向一舷发射时只有2门可以使用。由此可见，如北洋舰队按某些研究者的意见，采取类似日方的单纵阵，其后果如何，可想而知。——本站注

其实不然。从世界近代海战史的战例中也可看出，以凸梯队阵形击败单纵队阵形者，并不乏例。1866年(同治五年)普奥战争时，奥国将军铁格托夫在亚得里亚海之利萨岛附近，率军舰二十一艘，以凸梯队阵形，用冲角战术突入意将柏萨诺率领的，由二十四艘军舰组成的单纵阵，将其拦腰切断，取得了著名的利萨海战的胜利，即是明显例证。由此可见，丁汝昌等根据自己舰队特点所采 取的，以定远、镇远两铁甲居顶点的“人”字形“后翼梯阵”对敌，不能说是指挥错误。

当然，北洋舰队的阵形是有缺点的。第一，不利于发挥一舷齐射的炮火威力；第二，阵形由左右两个侧翼组成，当敌舰绕至任何一翼的正面时，另一翼火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第三，对变换阵形，改变航向或单舰机动作战都相当困难。机动能力差，限制了舰队作战的机动灵活性；第四，将不同舰种，不同速度的舰只混合编队，降低了航速，使速度快的巡洋舰不能发挥机动突击作用。如黄海海战中致远、来远、经远、靖远等几艘速度较快的巡洋舰，由于受到阵形束缚，未能象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那样单独编队充分发挥巡洋舰的机动突击作用；第五，列弱舰于两翼之端，当弱舰受到敌舰攻击时，得不到主力舰强大炮火的掩护和支援。超勇、扬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击沉的。因此，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如果将致远、经远等四艘速度较快的巡洋舰单独编队充分发挥巡洋舰的机动突击作用，以打击敌队弱舰。再将其余六舰单独编阵，并将超勇，扬威配置于定远、镇远近侧的强大炮火掩护之下，则战斗形势必将大为改观。

日本舰队的鱼贯纵阵阵形，固然具有机动灵活和有利发挥一舷炮火齐射的优点，但也决非尽善尽美。正如美国海军将领马汉在评论中日两国舰队阵形得失时所指出的：“丁与伊东俱误矣。抛最弱之舰于阵外，丁之误也，然犹不过二舰(指超勇、扬威——引者)也；伊东则竟以全队之要向丁之头，栏丁之路，意在绕出丁旁，以攻丁之左右翼，岂不大误”^注12。参加黄海海战观战的英国远东海军司令斐利曼特也说：“为伊东计，奇险实不可思议”^注13。事实也正是这样，伊东祐亨抛弱舰于后队的鱼贯纵阵，其殿后赤城、比睿、西京丸等舰，如果不是依靠单独编队，因而充分发挥巡洋舰快速机动作用的第一游击队救援及时，恐早已被北洋舰队击沉于海底了。

北洋舰队失去指挥，是否由于刘步蟾盲目发炮，震塌定远飞桥，致丁汝昌负伤所造成？完全不是。

关于丁汝昌海战中负伤的原因，中外史料上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记载：一是丁汝昌在海战后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所做的海战情况报告中所说：“昌上望台督战，为倭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烧，虽经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注14二是《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所说：由于刘步蟾临阵畏蒽，盲目发炮，震塌飞桥，丁汝昌由飞桥上跌落甲板上摔伤。三是定远发炮时，舰身强烈颠荡，丁汝昌在飞桥上猝不及防，由桥上跌落负伤^注15。许多中国近代史
和甲午中日战争史著作，都对泰莱之说，深信不疑，并据此以叙述这段历史。但征诸史料，揆之事理，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说法中，丁汝昌的海战报告是真实可靠的。泰莱之说，实不足信。因为泰莱之说不仅是一孤证，且本舰发炮震塌飞桥，又确是海战史上的奇闻。定远舰于1880年下水，虽稍陈旧，但尚不致腐朽到如此程度。况当年5月18日，李鸿章等大阅海军时，定远舰曾在大连湾三山岛外发炮演习打靶，怎能会在几个月后发生震塌飞桥之事？尤其是丁汝昌如系因飞桥震塌而负伤，决不可能出现如他自己所述：“被炮火将衣烧，……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的伤情。而这又非丁汝昌托词虚报。因为丁汝昌在旅顺口养伤时，旅顺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曾往探视，亲眼看见丁之“右臂半边被药烧烂，左臂为弹炸望台木板击伤”^注16的伤情。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也说：“汝昌先立望楼，旋受弹伤馁倒地”^注17。所记受伤原因与丁汝昌报告相符，而与泰莱之说大相径庭。

此外，一些论者责难刘步蟾远在大炮有效射程之外，盲目发炮，是临阵畏葸的表现，也是不能成立的。北洋舰队参加黄海海战的十艘军舰中，除广甲外，其余各舰主炮口径均在二十一公分以上(定远、镇远主炮为三十公分半)。当时二十一公分大炮的射程“可及十八里，若打十里内极准”^注18。定远发射第一炮时，距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五千三百米。据日方史料记载，炮弹由日本第一游击队先锋舰吉野右舷，飞越舰顶，落于吉野左舷数十米的海中爆炸。足以证明这第一炮完全是在有效射程之内。尽人皆知，战
争中总是要争取主动权，先发制人。由于刘步蟾首先发炮，先发制人，当日本先锋舰吉野还未来得及发炮时，即被定远大炮击中。打死海军少尉浅尾重行及水手一人，伤九人；接着，二号舰高千穗也被击中，死伤士兵二人，三号舰秋津洲又被击中，永田大尉中弹毙命。这些正是刘步蟾先发制人，争取战争主动权所得到的战果，怎么能说是临阵畏葸的表现？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炮火，实际上等于北洋舰队的三倍，如果北洋舰队不先发制人，而让日本舰队首先发炮，将必然在拥有近二百门速射炮的日本舰队优势火力打击下，蒙受重大损失无疑。

还有人认为黄海海战的失利原因，是由于北洋舰队的腐朽，纪律败坏，训练废弛，不堪一击。这是片面夸大了北洋舰队的阴暗面，不加区别地把北洋舰队同清朝陆军混为一谈。

诚然，作为地主阶级买办化运动——洋务运动的产物，并基本上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北洋海军，不能不有它腐朽性的一面。但是，北洋海军同陆军的八旗、绿营、湘、淮军及练勇，不论在官兵素质、训练、纪律、战斗力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北洋海军高级军官，大都留学欧美，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薰陶和近代军事技术训练。士兵大部来源于沿海一带的劳动人民，经过一定的挑选。舰队平时的纪律和训练相当严格。因之，凡在北洋舰队工作过的外国人，对北洋舰队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评。

曾任北洋舰队总教习的英人琅威理说：“中国海军，实有不可轻视者。其操阵也甚精，其演炮也极准。营规亦殊严肃，士卒矧皆用命；倘与日本海军较，中国未尝或逊。”^注19他还以他在任北洋舰队总教习时举行的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演习的实例，论证北洋海军的训练有素。他说，有一次，他“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矧华人聪颖异常，海军虽练习未久，然于演放炮位、施放水雷等事，无不异常纯熟。”^注20据此，他认为：“彼谤毁中国海军之多所废弛者，皆凭空臆说也。”^注21琅威理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时，对舰队训练要求甚严，他的话是可信的。参加甲午战争威海战役的肯宁咸也认为：“中国的海军，在提督丁(汝昌)指挥之下，质料上远胜于陆军。军官们大都是受过欧式训练，当琅威理做他们的领袖时，更是彻底的训练过。中国战舰上的水兵，都是在沿海招募来的，自然是很好的水兵。他们是经过本国的军官和西洋的教官训练过的，即使在他们赌性发作时，纪律偶然松懈些，但他们是受过很好的训练而且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枪炮，那是日本人
也承认的。”^注22有人认为琅威理去职后，北洋舰队“操练尽弛”^注23。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对北洋海军情形相当熟习的英国远东海军司令斐利曼特就曾说过，在琅威理去职三年之后，北洋海军“驶船之法则仍甚合机宜，操演阵势仍纯熟而兼能变化；水师每打海靶，多能命中。或谓水雷亦颇不弱。其发号司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舰中之人亦未可藐视者也。”^注24

上述评论，并非过誉。黄海海战充分证明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决不比日本海军逊色。以炮术为例，北洋海军炮火的命中率远远高于日舰。镇远舰副管驾、美员马吉芬说：“就炮术而论，……中国兵优于日本兵，日人应自承认之，何则，除六磅以下各小炮外，日军之命中率，约在百分之十二，而中国军之命中率，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也。”^注25泰莱也认为北洋舰队“炮术甚佳；训练虽稍有遗憾，惟水兵可谓善战”^注26。英国海军年鉴评论黄海海战时曾记载，日舰“吉野备炮十二门，在舰体中央者二门，在左右
两舷者各五门，同时可得使用七门。战中该舰发出弹丸约一千二百发，是炮一门，平均百七十发，以三小时推算之，每门每分钟，发出弹丸约一发也。据当时通讯观之，中国舰队发射速度，由铁甲舰两艘十二寸炮所发之炮弹，一百九十七发，六寸炮所发之炮弹，二百六十八发，是三小时之内，每门十二寸炮，仅发射三十五弹，每门六寸炮，仅发射六十七弹耳，且中国军舰无一受损，而吉野备炮，曾有数门被弹受损”^注27。由此不难看出，中日双方炮术之优劣，命中率之高低了。

在舰队运动方面，北洋舰队各舰在旗舰桅楼被弹，信旗被毁，旗舰无法进行指挥的形势下，依然能各自为战，互相救援。定远、镇远始终保持着有利的战斗队形，来远、靖远临时结成姊妹舰，互相依恃。战斗结束，靖远主动代定远升旗集队。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北洋舰队的训练有素。无怪参加指挥黄海海战的汉纳根说：“诸华舰颇能如余之意，直至药弹罄尽”^注28。

至于北洋舰队广大官兵同仇敌忾的战斗情绪和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决不比靠吸烟来安定心神的海盗式的日本侵略军为差。亲临战场的泰莱说：北洋海军“众士兵均狞励振奋，毫无恐惧之态”^注29；马吉芬说：“华人亦意气奋迅，大抵日人皆不能比；”^注30肯宁咸说：“假使中国陆军在其士卒的挑选和效率上，及其将官的训练和能力上，能企及海军，则甲午一战的结果或当大异。……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注31从这些与北洋舰队广大官兵朝夕相处的外人评论中，可以
看出，北洋舰队决非是训练废弛，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那种过分夸大北洋海军的阴暗面，把它描写得腐朽不堪，一无是处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处在清政府腐败官僚制度控制下的北洋海军，不可否认是有其阴暗面的。少数高级军官的腐化堕落，贪生怕死，部分士兵的品质不好，酗酒赌博，畏葸怯战，将领之间，官兵之间的矛盾以及官僚习气和地域观念，福建人结帮的宗派恶习等等，都是实际存在的。尤其整个舰队在李鸿章失败主义指导下，严重束缚广大爱国官兵的手脚，挫伤抗敌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舰队的战斗力。但是，从总体看，北洋舰队的光明面还是主要的，不失为一支训练较好，士气旺盛，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海军。黄海海战失利的主要原因，决非是由于北洋舰队的腐朽，纪律败坏和训练废弛。

那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利的原因何在？

首先，从战略意义看，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朽，缺乏杭敌决心。特别是李鸿章对战争的失败主义指导。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清政府内部的帝后两党，对战争的态度截然不同。当时，清政府的实权操在以那拉氏、奕訢、李鸿章为首的后党手中。那拉氏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通过1861年(咸丰十一年)的“辛酉政变”攫取清政府的实权的。因此，他最害怕惹怒帝国主义。1894年(光绪二十年)10月(旧历)，又是她的六十大寿，为了粉饰太平，挥霍享乐，隆重地庆祝她的“万寿庆典”，从这年年初就已大肆铺张地进行筹备。从1864年(光绪十年)开始，挪用大量海军经费修建的颐和园工程，仍在继续进行。那拉氏害怕战争会影响她的“万寿庆典”，因之，十分厌战，极力求和。

8月间，战争日益扩大，户部请暂停颐和园工程，那拉氏大发淫威，不准停工。一些主战派官员上奏，要求停办万寿“点景”^注32，节省开支，移作军费。那拉氏大发雷霆，狂叫：“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当前方广大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敌寇的时候，那拉氏却在北京广收贡献，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地继续筹办“万寿庆典”。对战争胜负，毫不介意。

实际负责战事指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除了和那拉氏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主和”派外，还把北洋海军视为个人私产和政治资本。有军则有权，无军则失权。为了保持他在清政府中的地位，害怕丢掉北洋舰队这一笔政治资本，因而一贯采取妥协退让，“避战保船”的方针。他对战争的前途毫无信心。开战前，主张“避战自保”，开战后，又制造战败求和的谬论。无耻地说什么战败签约，“和款可无大损”，战胜则“兵连祸结”，大局不可收拾。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不是依靠广大军民的武装抵
抗，而是把命运押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调停”的赌注上。不仅不认真备战，反而竭力压制北洋海军广大官兵的抗战积极性。在战略上一贯消极防御，避战求和，坐失战机，放弃战争的主动权。

早在日军大举进兵朝鲜，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丁汝昌代表北洋海军广大爱国官兵，要求率舰队东援朝鲜，先发制敌。李鸿章不许，说什么日本“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注33。7月初，丁汝昌再请率舰队巡弋朝鲜海面，主动攻敌，又被李鸿章制止。并责备丁汝昌自不量力。丰岛海战前，丁汝昌要求率舰队继发接应，舰队已升火起锚待发，李鸿章再一次复电制止。结果，丰岛一战，毁船折兵，损失惨重。丰岛战后，日舰节节进逼，李鸿章步步退让。8月10日，日本舰队窥伺威海卫，发炮挑衅。李鸿章却下令：
“北洋舰队须持重防守，决不许滥进，袭击日本舰队”。并划地为牢，把北洋舰队禁锢于山东成山角至鸭绿江口一隅，消极防御，不准舰队巡海制敌。对于战争来说，“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

由于李鸿章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和“避战保船”的方针，使日本侵略者得以畅通无阻地由海路向朝鲜厚集兵力，从容攻占平壤；由于北洋舰队固守一隅，日本舰队得以纵横海上，肆虐逞凶。并迫使北洋舰队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海上战争——黄海海战。结果，是继丰岛海战之后，遭到更加沉重的损失。日本人在总结黄海海战的经验时曾说：“海军政略之要，在于占有制海权。而占有制海权，则在于能否采取攻势运动。清国舰队在作战伊始，就未能采取攻势运动，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此乃清国之失算”^注34。由此不难看出，李鸿章的消极防御和“避战保船”方针，是黄海海战失利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战术角度看，北洋舰队之失利，有以下诸种因素。

第一，北洋舰队武器装备落后，中日双方舰队比较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

由于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根本不以国防为重，将海军经费挪用修建颐和园，供其挥霍享乐，以致北洋舰队多年来未能增添新舰和改进武器装备。舰船陈旧，速度缓慢，没有大口径速射炮。与日本舰队比较，敌优我劣，敌强我弱。有些甲午中日战争史论著，认为“双方舰队在装备上各有长短”，实际上并非如此。试将双方舰队力量作一比较，即可明显看出日本舰队优于北洋舰队。从下表可以看出，双方参战舰只，日本舰队比北洋舰队多百分之二十，吨位多百分之三十强，总马力多百分之六十三，总兵力多百分之六十九，平均速度快一浬；炮火总数多百分之五十一；鱼雷发射管多百分之三十八。总之，日本舰队不沦在舰数、舰质、舰令、航速、火力、兵员等方面都占据优势。

黄海海战中日舰队战斗力比较表

注：原表中有平均马力、平均航速一项，似乎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海战中舰队的编队航速是以舰队中最慢舰的航速为准，故现改为编队航速。——本站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炮火和速度问题。

在一场海战中，“船和炮火的发射速度是比船的排水量和装甲更为重要的东西”。而炮火的优劣是决定一场战斗胜负的关键。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不仅炮火总数比北洋舰队多百分之五十一，其中速射炮，日本拥有一百九十二门，中国只有二十七门。日本舰队为北洋舰队之六倍强。而十二公分速射炮又为日本舰队所独有。因之，“日本在速射炮方面占有压倒的优势”。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四寸七速射炮，每分钟可发八至十发，六寸速射炮每分钟可发五至六发，乃同大之旧后装炮，每分钟才一发耳。是速射炮发射速度，大于原后装炮六倍”^注35。按此数字比例推算，黄海海战时，日舰炮火实际上是北洋舰队的三倍，以致在海战中。日本舰队发出的速射炮弹，象雨点般落在中国军舰甲板上”^注36。在当时的武器发展条件下，“海战最必要的武器是速射炮”^注37。因此，当时一些军事评论家认为，日本舰队在黄海海战的“胜利归功于速射炮”^注38，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军舰的速度，对于海战的胜负也是重要因素。“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注39日本舰队除拥有第一游击队时速均在19浬以上的四艘快速巡洋舰外，其舰队平均速度高于北洋舰队一浬，因而得以“利用其优越速度使我舰大受其苦”^注40，而“日本舰队得奏非常之功”^注41。

北洋舰队的唯一优点只是定远、镇远二铁甲舰吨位较大，铁甲较厚，重炮较多。但这只有利于防御而无助于进攻。由于二铁甲舰速度迟缓，在进攻上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因之，战前李鸿章、丁汝昌等深知北洋舰队船旧炮钝的缺点，曾屡有添购快船快炮之请，“据深知当时情形者言：当甲午四月北洋大阅海军之时，有参观会操之英员谓李鸿章曰：中国海军现状尚不足以敌日本，必再添购快船两艘，方可以备日而制胜云。因介绍英厂制造成之二舰，拟售于中国”。^注42但当时那拉氏为庆祝六十大寿，拨海军经费，充修缮颐和园之用。户部尚书翁同龢虽对日主战，但因与李鸿章有矛盾，亦借口款绌而加以阻挠，该两艘快船遂被日本购去。“其中之一，即甲午海战中击沉我舰多艘之吉野也”^注43。北洋海军的船旧行迟，确是甲午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汉纳根在总结黄海海战的经验教训时况：“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之船炮，皆系簇新，是 以未能制胜。”^注44这一评论，可谓切中要害。

第二，供应不足，弹药缺乏。 

由于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特别是由于李鸿章推行妥协投降的失败主义路线，不认真备战，以及供应北洋舰队军火弹药的天津军械局官吏的贪污舞弊，腐败不堪，使北洋舰队在海战中弹药奇缺，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装备弹药用的经费被负责供应的官员私吞到口袋里去了。这个官员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由于张士珩等人贪污盗窃，北洋舰队的煤炭供应和武器弹药严重不足。不仅炮弹极为缺乏，“且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注45。打仗没有炮弹，即使“炮手技能，綦为卓越”^注46，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雄无用武之地。美员马吉芬描写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前，弹药缺乏的情形时写道：“数周以来，我队渴望决—快战。日复一日，战斗训练无怠，整饰亦无遗憾，但弹药颇感不足，舰队迭次请之而不发，吾人殊无救济之法，责有攸归，其咎初不在舰队。吾人遭受陆上腐败官吏之掣肘，以至于此。”^注47中国海关总务税务司英人赫德也说：“对于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可惊”。北洋舰队“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想要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注48。因此海战时，北洋舰队各炮仅配有少数炮弹，且大半为药量不足之演习弹。重型炮弹尤为缺乏。炮弹严重缺乏，是北洋舰队黄海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致远是在炮弹用尽之际，与敌舰冲撞时被击沉的，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虽有三十公分半重炮八门，但仅有榴弹数发。开战不久，榴弹用尽，不得不使用彻甲弹。彻甲弹的穿透力虽强，但爆炸杀伤力远不如榴弹。定远击中松岛之炮弹，就是在榴弹用尽后以彻甲弹击中的。命中后，炮弹穿过松岛舰水雷室、粮食库、机油库，止于后部露炮塔，爆炸力远不如榴弹。且战后检查该弹碎片，发见弹中实以洋灰而炸药极少，故威力大减。如该弹系榴弹炮而又装足炸药，则日舰松岛中弹后，即使不粉身碎骨，立沉于海，其受创亦当必更为沉重无疑。肯宁咸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指黄海海战——引者)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注49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也说：“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注50。以黄海海战的实际情形，上述评论，殆非虚语。

第三，信旗被毁，指挥失灵。

海战一开始，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即身负重伤而不能指挥战斗。接着，敌舰排炮又击中旗舰定远桅楼，信旗索具被毁，信号兵牺牲，以致旗舰定远“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督旗不升，各船耳目无所系属”^注51，只好各自为战。因而开战不久，被日本舰队分割包围，“阵势益散漫”^注52不整。舰队陷于无人指挥的被动挨打局面。这也是黄海海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少数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当黄海海战的战斗正酣，胜败未分之际，北洋舰队中出现了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临阵逃遭事件。由于这两个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的“相继遁逃，牵乱船队”^注53，不仅减弱了舰队的战斗力，而且动摇了军心，影响了士气。因此，日本人评论说： “清国舰队之不光荣且为最大之不幸者，厥为济远、广甲之同时逃走是也”^注54方伯谦、吴敬荣的临阵逃遁，是黄海海战失利的另一重要因素。

此外，黄海海战时，日本舰队没有配备鱼雷艇。北洋舰队却拥有四艘鱼雷艇。这是北洋舰队的一个有利条件。本应利用战场纷扰，硝烟迷漫的有利条件，出动鱼雷艇，予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但是北洋舰队却没能有效地发挥四艘鱼雷艇的作用，丧失了有利战机，实属可惜。

注1 以上所引均见《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见《东方杂志》，卷28，第6号。 

注2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38)，卷21，第22页。

注3、4 《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见《海事》，第8卷，第5期。

注5、6 见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3章，第46页。

注7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67页。 

注8 参见《海事》第8卷，第5期。 

注9 参见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4章，第133页。 

注10 《英国贺伦比元帅黄海海战评论》，见《海事》，第9卷，第12期。

注11 《美国海军上校马汉黄海海战评论》，见《海事》，第9卷，第12期。

注12、13 《中东战纪本末·外人评论》，见《中日战争》丛刊，第7册，第547页。 

注14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632)，卷20 第26页。

注15 王炳耀：《中日战辑》和一些日人著作，即持此说。 

注16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11），卷21，第28页。

注17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64页。 

注18 《吴抚台来电》，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40，第11页。

注19、20、21 《中东战纪本末·外人评论》，见《中日战争》丛刊，第7册，第517页。

注22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

注23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69页。 

注24 《中东战纪本末·外人评论》，见《中日战争》丛刊，第7册，第543页。

注25 《马吉芬黄海海战评述》

注26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

注27《海事》第10卷，第2期。

注28 《中东战纪本末·外人评论》，见《中日战争》丛刊，第7册，第538页。

注29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

注30 《中东战纪本末．美马吉芬游戎语录》 见《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173页。

注31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记》

注32 所谓点景，是那拉氏六十岁生日这一天，她要乘坐“金辇”，出西华门，经西安门、西直门到颐和园，在她经过的街道，不仅两旁铺面房屋要装饰一新；还要在沿途划分六十段，搭扎经坛、经棚、经楼、龙楼、采楼、灯楼、戏台灯，作为庆祝。

注33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第52页。

注34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1章，第19页。

注35 《英国海军年鉴黄海海战评述》，见《海事》，第10卷，笫2期。

注36 《汉纳根书简》，见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4章，第181—182页。

注37 1894年11月12日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转引自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4章，第176页。

注38 《英国海军年鉴黄海海战评述》，见《海事》，第10卷，第2期。

注39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卷18，第28页。

注40、41 《汉纳根书简》，转引自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4章，第181--182页。

注4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第2卷，第124页。

注43 同上。

注44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876）， 卷23，第11页。

注45 《中东战纪本末 美麦吉芬游戎语录》

注46 《马吉芬黄海海战评述》

注47 同上。

注48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55页。

注49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记》

注50 濮兰德：《李鸿章传》

注51、52 《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纪实》

注53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38)，卷21，第23页。

注54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3章，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