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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第八次航行 ——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史（连载中）
1884年中法战争前，中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公开霸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上还有所顾忌。通商口岸制度是在中国扩张经济利益的最佳方法，西方经济大国都不太希望通过制造政治分裂来纷扰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 法国对东南亚的野心打破了这种局面。英国因其在中国的大量商业投资(英国当时控制了中国60％以上的对外贸易)受到威胁而惊恐不安。维持了长达20年左右的英法两国不稳定的联盟关系因法国在红河流域的扩张已濒于解体。 英国的忧虑还有其他原因。德国正在成为一大工业强国。德国人在贸易战线上表现出坚强的毅力和胆略，因而获得了许多利益，包括在中国获取的利益。在英国国会中，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例如，1880年中、德两国签订了补充协定，给予德国相当多的港口设施和权利以及最惠国待遇。 英国谋求扩大影响 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积极推行一条旨在扩大英国在中国影响的路线，其主要方法是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赫德注意到法国对越南的征服。在1874年中日战争（指1874年日本借琉球渔民遇害事件挑起的战争——本站注）即将爆发时，他发现这种形势给他带来新的机会，他可以通过扶植李鸿章一类有权势的官员来提高英国在中国的地位。 赫德的办法是把海关建成为负责为中国政府购买国防所需的机器、设备、弹药和军舰的机构。他对中国分散的海军体制深有了解，这种体制往往使得沿海各省的官员可以自行购买或建造军舰，并完全用于本省的防御。然而，当中日关系发生危机，中国需要紧急动员时，好几个省的总督都不得不筹措资金购置军火。由于他们想利用关税，赫德便有了借口，可以把海关变成一个中央军火采办机构了。 赫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同李鸿章这种人打交道，首先必须得到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批准。他这样做无疑伤害了李鸿章的感情，因为当时正在和左宗棠等人争经费的李鸿章希望不受总理衙门的干预而独自实施自己的海军现代化计划。因此，针对赫德的行为，李鸿章挑动赫德的部属反对他。李鸿章受到了礼宾制度的启发。按照礼宾制度，海关总税务司只和总理衙门打交道，而各省的海关税务司则直接和各省的总督打交道。虽然赫德的部属理应向他汇报，但是由于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在购买军舰合同遇有风险时，更是如此。因此，从一开始海关就成为“以夷制夷”这一中国传统策略的对象。 李鸿章购买军火 1874年，李鸿章在同左宗棠就塞防与海防问题进行辩论时写道，“如果要整伤海防，无其他道路可走，只有改变旧法，起用新才。”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中国要赶上正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必须立即执行大规模向外国购买海军舰艇的计划。 尽管李鸿章强调改革，但他的战略观点是传统的，所以他声明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海岸防御。实际上，在数年前李鸿章还极力主张在天津构筑城墙，以加强中国的海防。在海军改革初期，李鸿章对购买英国当时正在建造的小型炮舰很感兴趣。这些炮舰非常适宜江河与港湾的防御。1875年，朝廷批准购买该型炮舰。在此后的4年中，李鸿章通过赫德一共订购了11艘这样的炮舰。 在1875年至1879年间，中国接到了第一批“镇”级炮舰，共4艘，均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所造。这些铁甲炮舰吃水浅，装有两个螺旋桨，长118至120英尺，宽27至30英尺，航速9节。炮舰最显著的特点是武备强，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有两艘舰装备了26.5吨的大炮，另两艘舰装备了38吨的大炮，排水量只有400吨的舰艇装如此重型的大炮实为前所未闻。 1879年，南洋通商大臣李宗羲也通过李鸿章和赫德向英国订购了4艘炮舰。这些炮舰和前4艘所不同的是有两个船头，即船头和船尾都一样，船头装了舵。该型舰的前进航速为10节，后退航速为9节。炮舰长125英尺，宽29英尺，排水量为440吨，装有一门口径为11英寸、35吨重的前膛炮。虽然它外型比前4艘舰上的30吨炮略小一点，但是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以235磅的火药推动536磅重的炮弹，射程可达7500码。 有趣的是，这些舰炮比英国自己的舰炮装药量多。1881年，美国的一位专家认为，中国新购置的炮舰上的火炮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舰炮威力都要大。 这些炮舰抵达中国后不久，另外两省的督抚也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3艘同型炮舰：其中山东巡抚订购2艘，广东总督订购了1艘。这3艘舰很快便交付给这两省的海军。 11艘炮舰总共价值100多万美元，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方兴未艾的购舰热潮。当时，李鸿章把南洋大臣李宗羲订购的4艘炮舰派归天津的北洋海军，而将北洋海军订购的4艘老式的炮舰派归南京的南洋海军，为此，南、北洋两支海军发生了矛盾。 李鸿章还怀疑福建海军将领沈葆祯，其原因是李鸿章新购的阿姆斯特朗炮舰上的官兵都是福建人，他们定期把军舰开到南方去训练。李鸿章担心自己的炮舰有朝一日会变成福建海军的一部分。当1879年沈葆祯想通过赫德购买2艘新式巡洋舰时，李鸿章却暗中阻挠。他对沈葆祯说，因资金匮乏，总理衙门决不会批准，而他自己则与赫德签订合同，为北洋海军订购了2艘巡洋舰。1881年，巡洋舰抵达中国，编入了日益发展的北洋海军。 这两艘命名为“超勇”号和“扬威”号的巡洋舰长210英尺，排水量1350吨，装有2座10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和一些小口径炮。巡洋舰的舰首装有撞角，并载有水雷。虽然设计航速15节，但1881年试航时实际航速达16节。这些舰的购价不详。 李鸿章对购买巡洋舰突然发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和俄国关系恶化。1879年两国签订了一次条约，但是后来清政府未予批准。清政府声称中国谈判官员违背指示精神，因此政府不能批准条约。中国皇帝还要求重新谈判。沙皇俄国没有同意，提出了抗议，在中国边境上集结大量部队，并于1880年8月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沿海活动，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封锁。李鸿章知道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炮舰太小，不宜远洋作战。鉴于俄国海军的威胁，李鸿章认为中国需要有适于远离海岸作战的进攻型舰艇。 俄国海军入侵的危机于1881年2月解除了，然而李鸿章等人利用这次危机，从国外大量购买武器。许多地方督抚也大量贷款，从来复枪到鱼雷艇无所不买。于是，中国很快就成了外国军火商们牟取暴利的市场。赫德的竞争对手们实际上也撇开了赫德，求助于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英国秘书麦卡特尼。为了对付这一作法，阿姆斯特朗公司派遣自己的代表来中国，通过英国在华的一些公司与中国人作生意。 与此同时，李鸿章和赫德的部属、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特林的关系相当密切。不久，李鸿章挑动德特林反对赫德，许诺让他接任海关总税务司。同时，李鸿章还写信给中国驻德公使李风苞，要求从德国购买2艘大型铁甲舰和1艘巡洋舰。不久，驻柏林的外交官向伏尔铿造船厂订购了这几艘舰。大约3年后，即中法战争后不久，中国接到了3艘军舰，命名为“镇远”号、“定远”号和“济远”号，总共耗资200多万美元。 “镇远”号和“定远”号对中国，甚至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威力强大的军舰。它们为铁甲舰，装有14英寸厚的装甲列板，排水量7400吨，主机为6200马力，航速将近14.5节。舰上装有4门12英寸“克鲁普”后膛炮、2门5.9英寸炮、8门小口径炮和3个鱼雷发射管。除此之外，它们还载有2艘19米长的鱼雷艇。 被西方造舰专家称为轻巡洋舰的“济远”号也是一艘性能良好的军舰。它虽然没有装甲，但排水量为2355吨，长236英尺，航速15节。“济远”号上装有2门8.2英寸“克鲁普”后膛炮、1门5.9英寸“克鲁普”炮以及4门6磅炮弹炮和6门1磅炮弹的小口径炮。此外，舰上还装有4个鱼雷发射管。 李鸿章购买了这3艘军舰后，又利用他和德国人的关系继续发展他的北洋海军。1887年，他购买了2艘无装甲的“经远”号和“来远”号巡洋舰，每艘巡洋舰价值50多万美元。排水量2300吨，航速18节。主要武备有2门8英寸“克鲁普”炮和2门2．9英寸“克鲁普”炮。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从德国购买了一些鱼雷艇。据了解，从1882年至1895年李鸿章至少购买了12艘。其中典型的是“福龙”号，长144英尺，航速25节。 李鸿章最后购买的2艘大型军舰是在1887年交货的英国造的巡洋舰“致远”号和“靖远”号，两舰共耗资100多万美元。它们和德国的巡洋舰不同之处在于每艘都有9.5英寸厚的装甲列板，长270英尺，排水量2850吨。主炮是3门8英寸“克鲁普”炮和2门6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1889年，李鸿章为北洋海军购买的最后一艘舰是福州造的“平远”号巡洋舰。该舰航速为10.5节，装有1门10英寸炮和2门5英寸“克鲁普”炮。 李鸿章的商船队 李鸿章除了购买军舰外，还以同样的热情发展商船队。身为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向北京运输贡米。当时，漕运仍然依赖被破坏并日益淤塞的大运河和陈旧的帆船。于是，李鸿章在1872年成立了中国的轮船招商局，该局从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购进一批轮船。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轮船招商局在同西方航运公司竞争中已相当有力量，并且颇有盈利。 轮船招商局尽管开始还很景气，但是很快在经营管理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最大的弊端在于李鸿章所依赖的传统的“官督商办”制度。这种制度在粮盐垄断集团中已沿用了数世纪之久。它的失败在于保守，因为它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再投资。结果，利润都装进了官僚和商人的腰包，而不是用来购置新船或更新设备，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广为流行，最终朝廷不得不对此进行干预。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很快就衰败了，西方公司的轮船在中国的内河航运业中恢复了主导地位。 北洋海军基地和兵工厂 李鸿章在开始实施其宏大的购舰计划的同时，也开始制订了旨在保障其日益发展的海军基地与兵工厂建设的计划。李鸿章的大型舰只半年一次的检修需要到上海进行，而且从德国购买的两艘铁甲舰还必须到香港或横滨去检修。最初，李鸿章通过驻柏林的李凤苞向德国专家求助。1884年，一位名叫瓦格纳的陆军中校为中国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该计划建议建设北洋海军所需要的铁路、港口设施和防御工事。 瓦格纳反对建设旅顺港，理由是这里海水太浅，出口太窄，战时舰艇不易机动。他还认为山东的威海不能作为北洋海军的主要港口，因为它没有天然屏障，水又太浅，在此地设防，需要花费巨额经费，以便在整个海湾四周大兴土木，修筑要塞。 瓦格纳最后建议在青岛建设基地。他指出青岛港口开阔，内湾既深又大，军舰在港内停泊，安全隐蔽。他制订了修筑青岛要塞的详细计划，并指出港口带来的商业方面的益处。重要的是，在1894年中日战争后青岛港租借给德国，瓦格纳的建议被德国人所采纳。 虽然瓦格纳详细地考察了北部沿海地区，但是李鸿章一心想对付俄国舰队的海上封锁，开始执行旅顺港建设计划。显然李鸿章仍坚持传统的战略观点，他倾向于把他的海军部署在渤海湾附近。他完全忽略了把北洋海军主力部署在青岛的优点，因为那样既可以迅速支援北方，又可以迅速支援南方和长江。 1892年，当李鸿章最终向朝廷建议建设青岛海军基地时，已经为时太晚。青岛基地建设刚刚开始两年就因中日战争突然停止了。 致使李鸿章决定在旅顺建港的另一个因素是他担心失去对北洋海军的控制。虽然李鸿章不得不依靠福建籍海军将领，但他仍担心北洋海军主力部署得太南，会失去对它的控制。青岛是北洋海军防区的最南端，虽然位于山东省，但太靠近南方，容易受南方势力的影响。 虽然有德国人的帮助，旅顺港的建设也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耗费资金数百万美元。整个港口的岸上设施价值白银1393500两。港口于1894年全部竣工，其中包括船坞、工厂、库房、铁路和电力照明系统。此外还有鱼雷试验站，其码头停有李鸿章的鱼雷艇艇队。 李鸿章还扩建了天津附近的塘沽船厂，修建了一个340英尺长的干船坞。到1888年该船厂已能建造小型拖船和装甲炮艇，不过它始终作为一个修船厂，主要建造辅助舟艇。此外，李鸿章还在天津建了一个兵工厂，在威海建了一个机器厂。他还在旅顺建了一个军械所和一个舰艇补给站。 北洋海军学堂 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分驾驶与管轮两科。福州船政学堂的优等毕业生严宗光任学堂的总办，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福建籍的萨镇冰任总教习。天津水师学堂还聘请了几位外国人担任教习，这一点非常重要。课程设有语文、英语、地理、数学、航海、天文、工程动力学、通信以及实习。 学生都经精心挑选，身体必须健康，年龄在14岁到17岁之间，能够阅读古文。学生多数选自天津的绅士家庭。学堂的招生告示在天津城广为散布，告示宣称海军可获取优厚的薪俸和较快的提升。从1882年到1894年天津水师学堂共培训了136名毕业生。其中有在1911年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 1886年，9名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和24名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往英法两国留学。他们在英国学习了各种课程，其中有水文学、舰炮、舰艇指挥、航海等。一位名叫陈守鹏的学生学习了海洋法。他们还在英国训练舰上参加了远航实习。 在此期间，李鸿章还创办了威海海军学校。它建于1889年，甲午战争后学校停办。到1894年止，学校共培养了46名(原文如此)毕业生。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任学校的总办。该校专门传授枪械雷炮技术。在36名学生中大部分是北洋海军1890年到南方远航训练时从广东省招收的。 1881年，李鸿章还在塘沽成立了一所分校。该校教学工作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曼尼克斯领导。曼尼克斯上校是经美国海军部长批准，暂时离职到中国办学的。他以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门罗堡炮校为榜样来办塘沽分校。学校专门传授海岸防御的最新理论。学制为30个月。课程设置有：潜艇布雷(含水雷和鱼雷)、军事工程(含三角、勘测、防御工事和侦察)、军事学术(含战争学术、战略、大战术和军事历史)、国际法与战争法、炮兵理论与实际操作、外军知识。曼尼克斯上校期望学校的学生(一年级的200名军官生)能够解答一些难度较大的试题。例如，在潜艇布雷课的最后考核中，学生必须撰写论文，其内容极广，从硝化甘油、黄色炸药、火棉、引信的制作到电流表、光度计以及各型鱼雷的使用等。 聘请外国顾问 李鸿章认识到，除了大量购买外国海军装备外，北洋海军还需要外国顾问的帮助。于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便开始聘请西方海军专家来华训练他的海军。这些专家对中国当局负责，并被授予中国的军衔。李鸿章这一作法得到了赫德的支持，赫德迫使他选用一位英国人作为他的高级海军顾问。1883年，李鸿章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担任海军教官。3年之后，皇帝封琅威理为中国海军总兵。李鸿章还雇佣了一批各类专业的外国专家帮助他建设中国海军。一位前德国骑兵军官任李鸿章的副官，一位美国海军军 但是，李鸿章聘请外国专家的作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发现这种作法潜在着问题的一位外国人是美国的舒斐尔特海军准将。他于1880年应李鸿章邀请赴天津。李鸿章对其才能很赏识，企图聘请他训练军官，但未达到目的。舒斐尔特看到此任命中存在很多问题，他在给其友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萨坚特的信中批评了李鸿章雇佣外国人的政策。他写道： 现在中国海军军内外的外国军官中存在着的勾心斗角和妒忌情绪，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北洋舰队固有的弱点，实际上还带来了新的问题。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除了独揽海关大权之外，还企图插手中国海军事务。按照他经办的合同，中国向英国订购了军舰。这批军舰抵达中国后，天津海关的德国税务司便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现在中国海关的船上供职的英国皇家海军的3名军官现以中国海军将领和舰长的顾问的身份登上了这些军舰。中国海军还出于某种目的高薪雇佣了两名法国海军军官，从而构成了海军的三种国籍。英、德、法三国人的互相妒忌，但又都一致地鄙视中国人，企图控制中国海军。在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难看出，要建立起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是何等的因难。万事精明但对外部世界不甚了解的李鸿章总督，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些野心勃勃的外国人吹捧愚弄的对象，他们说服了李鸿章建立一支海军。 舒斐尔特对欧洲专家的评论是很中肯的，但是他没有发现中国人也同样野心勃勃。琅威理不久就遭到中国海军军官的强烈反对。他在1886年到1890年担任北洋海军总兵期间，主管军事训练，开始就成绩斐然。但由于他一贯执行纪律很严，引起许多福建籍军官的不满和怨恨。琅威理曾写道，他对于“那些愚昧而妒忌的人给我设置的种种障碍感到很恼火。” 1890年8月发生了一起事件，最终导致琅威理辞职。当时，北洋舰队正在南方进行年度远航训练。当舰队驶近香港时，中国指挥官离开旗舰去香港游览。琅威理立即升起了自己的帅旗，但是福建籍的舰长下令降下他的帅旗，升起自己的帅旗。琅威理非常生气，同这位舰长发生了争执。舰长声称，在指挥关系上他排在第二，而琅威理的官衔是非正式的。返回天津后，琅威理向李鸿章汇报了此事，但李鸿章经过一番考虑，仍支持中国舰长。不久，琅威理便辞职。 海军衙门 1885年5月，也就是在左宗棠去世3个月以前，他上奏朝廷，呼吁对过时的海军指挥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他建议立即成立一个负责管理海军事务的中央机构。此后不久，朝廷下达诏令，批准建立海军衙门。 醇亲王被封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作为在1886年亲政的光绪帝的父亲，他的任命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醇亲王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对新建的海军衙门不利，因为他惧怕慈僖太后，多年来一直是她宫廷权术中的工具。 海军衙门在成立后的头几个月中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它的最初行动之一是防止各省官员盲目从国外购买海军装备。海军衙门还试图依照左宗棠的建议，实行定期的海军联合演习。1886年，南洋海军北上参加了联合演习。 南洋海军的将领对李鸿章深怀忌恨，反对他对海军衙门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位南洋海军的将领埋怨说，北洋海军太受重视，而南洋海军因提督频繁更迭，不能象北洋海军那样始终如一地执行现代化计划。 北洋海军章程 人们批评李鸿章在海军内的权力越来越大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醇亲王就任海军大臣后的3年内，李鸿章苦心经营，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经常陪同他到北洋海军各部队进行视察。一次视察后不久，醇亲王诗兴大发，写了许多有关海防的诗篇。他对李鸿章的赏识与日俱增。1888年9月，醇亲王把李鸿章所建议的北洋海军章程如实上奏皇帝。 组织编制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章程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组织编制、军事训练和奖惩制度。其中组织编制尤其重要，它涉及指挥与权力等问题。如前所述，李鸿章不得不依靠大批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高级军官来指挥他的现代化舰艇。尽管李鸿章对待这些人非常谨慎，但他又无可奈何，只好选择亲自己的人为提督。他选择了他的同乡丁汝昌担任这一要职。丁汝昌曾经在李鸿章的淮军中任过骑兵将领。 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丁汝昌是一员勇将，但就指挥一支现代化的舰队而言，他并不称职。丁汝昌真正的海军生涯是从1880年开始的，当时他被派往英国去接收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扬威”号和“超勇”号巡洋舰。在回国途中，他指挥“扬威”号军舰驶入了浅水区，耗尽了燃料，在地中海飘泊了数天。 在北洋海军中职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是总兵官林泰曾和刘步蟾。刘、林两人曾随第—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英学习。他们分别指挥“定远”号和“镇远”号军舰，并且负有掌管全体兵船之权。丁汝昌的衙署内设有人事、工程、武器和军粮等部门。 章程对军官作了详细分类。军官共分为三类：战官、艺官和弁目。战官又分为三组：外海战船战官，在大型铁甲快船上当差；外海常船战官，在守口、练、运各船当差；内河战官，在江河或岸上当差。晋升守备以上官职者首先必须得到李鸿章的批准，然后再呈报朝廷批准。 训练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章程对各舰队的联合演习很重视。每年冬季，北洋舰队南下，和南洋舰队的舰船一道举行大规模演练。每年春季，南洋舰队北上，进行同样的演练。意味深长的是，北洋舰队在南方时仍归丁汝昌指挥，而南洋舰队北上时通常归李鸿章管辖。为了抵消李鸿章的影响，南洋海军提督也制订了类似的章程，派自己的将领率舰队北上参加年度联合演习。 奖惩制度 在北洋海军章程的奖惩制度中突出了考核，并且像欧洲海军一样，要求各舰管带为出版物撰写有关海军的文章。这些文章所产生的效果是当局对管带实施奖惩的依据之一。李鸿章还制订了奖励岸勤人员的详细规则。比如，船厂工作人员和翻译如果翻译的西方技术资料有所贡献，可以受到奖励。 李鸿章还执行了一套新的俸饷制度，它分为两部分：四成为本官之俸，六成为带船之俸。如果军官临时在岸上工作，那他则不享受船俸。提督年俸为8400两银子，其中3360两为官俸，5040两为船俸，职务最低的军官每年的官俸96两，船俸144两。1881年，北洋海军的俸饷开支总额为669100两银子。 失败的种子 尽管成立了海军衙门，但是它在统一中国海军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一方面，它每年的400万美元的经费使它成为贪官污吏们猎取的目标；另一方面，醇亲王在1892年去世，海军衙门便落入一批更无经验的官吏手中，虽然海军衙门在中日海战前还没有正式撤消，但它已完全被皇亲国戚所控制。 中日甲午战争前3年，李鸿章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的舰艇去日本“显示力量”。在横滨访问时，日本人获准登舰参观。他们对中国战列舰和巡洋舰巨大的舰体和强大的火力都感到敬畏。但是其中有一位日本帝国海军大佐对中国海军印象不佳。这位海军大佐指出，中国舰员执行命令时动作迟缓，舰炮和舷侧设备缺乏保养，而且军舰的桅杆上、栏杆上和支柱上挂满了洗晒的衣服。 他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中国新兴海军的通病。实际上，北洋海军并无战斗意志，军官们对于如何操纵现代武器心中无数。失败的迹象已很明显，它可以归结为多种原因，其中的某些原因至今看来仍同当年一样中肯。 拉帮结派与贪污腐化 在李鸿章掀起的购舰热潮中。达官显贵中普遍存在着的贪污腐败现象几乎扼杀了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慈禧太后，她的那些厚颜无耻的亲信们挪用了大约1200万美元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为她庆贺60岁大寿。为了安抚海军，他们让海军的汽艇载着宫女们在昆明湖内游玩，另外还建造了一座石舫。这座石舫至今还座落在昆明湖畔，它是晚清时期封建君王骄奢淫逸生活的铁证。 除了政府高级阶层贪污外，福建海军派业已形成，并且产生着更加邪恶的影响。如上所述，左宗棠获准建立福州船政局时，他求助于当地的绅士，拉起了一个百人的行政领导班子，负责管理船厂、学堂和募捐资金。实际上，这个班子犹如传统的行会，大权由绅士所掌握。不久，船政局就陷于勾心斗角的派系斗争之中。他们的目标是谋取人事大权，完全控制海军，使海军利益服从于他们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例如，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中无一是广东人。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位英国海军军官访问了福州船政学堂，并报道了福建绅士很早就开始对海军实行控制。他发现，广东学生和福建学生分别居住，各有各的炊事人员，他还指出，尽管那些最有才华有出息的是广东学生，但是福建官员却蔑视他们，例如首批被选派的留学人员中没有一名广东籍学生。 李鸿章虽然怀疑福建籍军官有野心，但是又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有经验的海军军官。从下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北洋海军中福建军官势力之大。在军官队伍中福建人占60％，即206名军官中有123名来自福建。在高级军官中，比例则更大，18名参将、游击中就有15名福建人。此外，北洋海军的15艘主要军舰中有13艘是由福建人指挥的。 这种福建人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很快使人们形成一种概念，那就是最能捞钱的舰长就是最成功的舰长。舰艇的维修保养费也被贪污。甚至有人怀疑个别福建籍高级军官用碳灰代替舰炮弹药包中的黑色火药，并且靠出售这种火药牟取暴利。 福建海军军官在谋求个人地位和权力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某些希望建设强大海军的进步领导人的支持。例如，李鸿章试图让海军军官享有与受人尊重的文官的同等待遇，以此来吸引、招募军官。他鼓励军官们在岸上时穿文官制服，也不阻止他们脱离海军去谋求高度受人尊敬的文官职务。在中国海军各学校的学生当中，常常出现这种追求学士——官僚地位的倾向。外国教习们说“让学生们参加体育训练比让他们学习科学知识要困难得多。” 缺乏统一的意见与计划 在海军改革运动中，主张自力更生发展海军的人和主张向外国购买武器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直至1885年，左宗棠仍竭力奏请朝廷采纳大规模的海军造船计划。这个建议是在李鸿章从国外大量购买海军装备的情况下提出的，它完全忽视了中国技术落后这一现实。 在领导与决策问题上，最混乱的莫过于1884年中国人处理对法关系的事件了。从表面上看，负责福建海军的是南洋大臣。实际上，海军的旗舰上面有五个指挥层次：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福建巡抚、主管福建海防的官员和福州船政大臣。这些官员在如何对付法国舰队的问题上没有一致意见。结果，舰队指挥官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故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以致全军覆灭。 依赖外国顾问 为了便于对外国顾问的管理，中国人往往采取互相制约的作法。所以，各国顾问总是互相猜疑，怀疑某一国专家受青睐而另一国顾问遭失宠。这种作法导致了在各种机构中供职的希冀谋求权力的外国人相互妒忌、勾心斗角。在海军中，英国人享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福建海军作战军官中，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受过训。 在中国的大型军舰上雇佣外国顾问对于枪炮和轮机部门来说特别不利。这些外国人经常遇事不同中国军官商量，也不认真指导中国水兵履行日常勤务。 依赖外国顾问的另一后果是，中国海军以英语为其通信语言。中国人没有建立起一套中文的旗语信号或无线电信号系统。 缺乏统一的技术装备 从1870年到1894年，外国海军舰艇的轮机和武器系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结果，李鸿章的盲目引进迫使中国海军要掌握各种外国技术。 例如，李鸿章听信某些不明智的意见，首次从英国购进了一批双螺旋桨的炮舰。即使在当时，法国人就已发现这种双螺旋桨海防炮舰性能落后。不久，中国人也发现这种舰只适合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 北洋海军的另一重要失败是没有实行舰艇的标准化。北洋海军的各类舰艇的航速和旋回半径悬殊很大，但是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另一明显的失败是，经过10年实践，中国人仍不知道，战列舰上的12英寸舰炮向正前方发射会摧毁驾驶台及其上面的设施。 中国海军舰艇及其轮机舱的机械设备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英国造的锅炉，也有德国造的锅炉。一些舰艇安装了德国的克鲁普后膛炮，一些则安装了法国的瓦瓦瑟炮，还有一些舰艇安装有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诺尔登菲尔德炮和霍奇基斯炮。 显而易见，中国人不可能培训出能够掌握这些型号众多、种类繁杂的外国舰艇、轮机和枪炮的水兵来。解决的办法是让官兵一直在—种舰艇上服役。这样，他们就能熟悉所操纵的轮机、机械和枪炮，并能熟练地操作。然而，这种做法的缺点是，中国的水兵不能成为技术上的多面手。 其他问题 尽管北洋海军有其潜在的力量，但是中日战争前夕仍然有人竭力主张执行传统的海防战略。老式的内河水师在许多地区非常活跃，他们准备着诸如帆船、火船一类封锁港口的设施。江苏总督刘坤一就曾在吴淞口向江中填石，有效地封住了上海港。 同时，许多在西方海军院校毕业的军官在舰艇上己任要职，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很深的战术造诣。而且他们不重视对枪炮人员的严格训练和弹药储备。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似乎证明一位海军战略家对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位战略家写道：“在熟练的军士手中，鱼雷有时还不能击中目标；鱼雷由中国人来操作，则完全是一种废物。”除上述问题之外，中国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很不得力，大炮没有足够的弹药，仅有一些弹药也是失效的。 总而言之，海军衙门没有成为强有力的海军中央机构，因此也就不可能把各个舰队统一起来，组成一支统一的海上战斗兵力。中日战争前夕，中国的海军由一些尔虞我诈的省级行政官员所控制，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894年9月中日两国海军交战时，中国只有一支海军舰队，即北洋海军用于保卫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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