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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第八次航行 ——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史（连载中）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体现了两种对立的军事思想的交锋。中国一方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改革徒有其表。他们既想仿效西方物质文明的某些特点，又不想改变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基础。 日本一方则满怀民族主义热情积极进行维新。年轻而富于进取心的军阀们鼓励发展军事力量。他们打着天皇的旗号实行寡头统治，为振兴日本而尽忠效力。他们支持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以便向西方列强看齐并迫使列强度除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海军学员出国留学最长的期限2至3年，而日本人去英国学习海军技术却长达7年之久。正如《简氏舰艇年鉴》之文弗雷德里克·托马斯·简当时所指出：“日本人侧重人才培训，而中国人侧重谋求技术装备。” 日本的威胁 中国的软弱导致其边境地区不断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截至1890年，中国的许多藩属落入西方列强手中，中国的儒教世界秩序眼看就要分崩离析。1881年，俄国人攫取了伊犁西部地区；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6年，英国吞并缅甸；1890年，英国又控制了锡金。 然而，朝鲜当时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十九世纪末叶，当西方列强和日本企图涉足朝鲜时，被西方人称为“隐士王国”的朝鲜的统治者坚持效忠中国。结果，中国仍然在朝鲜保持实力地位。李鸿章当时公然宣称，一旦中国利益需要，他就是朝鲜的国王。 但是，李鸿章的庇护并不能使朝鲜免除外患。1875年，日本借口其测量船受到朝方炮击而逼迫朝鲜进行谈判。一年后，日朝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此后朝鲜又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法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1882年，朝鲜国内发生暴乱，导致中日两国出兵帮助恢复秩序。这次中国人占了便宜，日本人大为恼火。1885年，中日双方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各自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将来任何一国要派兵到朝鲜，都必须预先通知对方。此后，经过一段不稳定的和平时期，到1894年，朝鲜南部地区再次爆发起义。中国通知日本，中方将出兵朝鲜，在通知书中，中国将朝鲜称为中国的藩属。此话使日本人深感不安，他们对此不予承认，并宣布日本也将出兵朝鲜。 两国军队进入朝鲜，镇压了起义。随后，日本迫使中国与其合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断然反对，指出改革是朝鲜人自己的事情。为此，日本企图逼迫朝鲜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藩属地位，但遭朝方拒绝。日本遂劫持了朝鲜国王，扣押政府人质，重新扶植了一个亲日傀儡政府。新政府立即要求清军撤离朝鲜，结果导致了军事冲突。1894年8月1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皇帝的宣战诏书。诏书清楚地表明中方坚持迂腐的儒教思想体系，并强调了中方不希望在海上与日本海军交战。诏书全文如下：（诏书略） 海军战前准备 在宣战前的几个月中，李鸿章批准派洋员上舰协助北洋舰队进行备战。其中高级洋员汉纳根，原为普鲁士骑兵少校，多年来为李鸿章训练陆军；监建旅顺港(阿瑟港)。英员威廉·泰勒原是海关税务司，在“定远”号铁甲舰上任汉纳根的私人秘书并协助处理枪炮、舱面业务。同时派上两艘铁甲舰的还有几位德国和英国的管轮、枪炮教员。唯一的美国人麦吉芬在“镇远”号服上任帮带的顾问。他具有良好的海军阅历，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校，并在海上实习了两年。后来由于国会削减军费，他们班的36名学员中只 临战前夕，提督丁汝昌多次召集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商议军机。在这些会上显然也针对各舰性能不统一的情况修改了某些战术。 当时制定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以旗舰为前导舰组成单纵队作战，从而使所有舰艇的舷炮都能充分发扬火力。具体方法是：舰队成单横队航渡，看到信号后向左(或右)齐转，变成单纵队作战队形。如果敌对双方都使用同样的战术。最后势必形成两个单纵队并列同向机动，在机动过程中相互炮击，直至一方取得明显优势。取得有利态势的最好方法是占领“T”字横头，即成单纵队高速机动，垂直穿过敌编队的前进航向，迫使敌人只能使用前导舰的舰首炮射击，而拦截纵队却能充分发扬火力。 丁提督及其部下都懂得这些战术，但是汉纳根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具有实施这种机动的条件，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 我一上舰就努力了解舰队实施机动所具备的条件。我发现新的信号密码并不令人满意，它不适合12艘舰艇的舰队在指挥上的诸多需要。我还发现这些舰艇的航速和旋回半径极不统一，这使它们在作战过程中很难正确地变换队形和保持舰位，再加上通信困难使问题更加棘手。但是，鉴于舰队现在随时准备出战，我决心不更换密码，以免给船员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因为他们可能来不及熟悉新的密码。所以我决定这12艘军舰不进行统一编组，而作为独立的舰只。这样，它们平时在舰队的统一指挥下联合起来，战时则各自为战。 也许正是由于汉纳根的上述意见才使丁提督同意海战时采用以下三条战术： 1．战时不论攻与守，同一建制的姐妹舰或对舰务合而勿离，互相支援。 2．战时以舰首对敌，以期发挥舰首炮的巨大威力。 3．各舰行动严格遵从旗舰指挥。 日本舰队在伊东祐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在1894年的前8个月中天天出海操练。伊东不但重视射击演练，而且给小火轮配上防护板，编为两个分队，派高级将领上船反复演练战术布阵，发布信号和进行战斗指挥，演习后还要进行战斗讲评与讨论。例如，伊东在演习中发现舰长们喜欢使用撞击战术，遂指出日本战舰经不起撞击，不宜采用这种战术。 更重要的是，日本舰队虽然比中国舰队规模小，但其特点是比较统一；各舰的航速与旋回半径基本一致。 海战经过 1894年9月17日，星期一，中国舰队在黄海北部的鸭绿江口外抛锚。它是于头一天护送几艘运兵船到这里的。星期天，运兵船继续溯江而上，把换防部队送往鸭绿江朝鲜一侧登岸。这天上午，天空晴朗，海面风平浪静。 11时，舰队正准备开饭，只见西南偏西方向升起一片煤烟。少顷，他们发现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正向锚泊着的中国军舰驶来。日本舰队当时正巧驶往鸭绿江口附近的小鹿岛。大约11时15分，日本舰队识别出中国舰队后便升起“发现敌舰”的信号旗，整个编队立即按平时演练规程转换成单纵队密集队形。 此时，中国舰队也匆匆结束午饭，准备起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舰的机房需要实施强压通风才能加速。锅炉升火的困难引起了混乱，而且旗舰“定远”号把事先议定的信号“分段纵列”发成“横列”，使原应担任前导舰的两艘铁甲舰居于编队中央。这样，整个舰队呈半月形参差不一地缓缓驶向日本纵队。 日本第一机动编队司令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决定暂时避开中国的两艘可怕的铁甲舰，用4艘小型巡洋舰逼近中国横列编队，进行穿插突破，并对其火力薄弱的左翼实施猛烈攻击，待突破中国阵列后再掉头攻击其右翼。 当两支舰队接近到1万码左右时，“定远”号的英国顾问泰勒觉察到中方队形混乱，遂奔上飞桥向丁提督和汉纳根建议下达向右转向的命令，以使铁甲舰处于能最先与飞驰而来的日舰接触的阵位。他的建议得到采纳，转向信号立即发出。但据泰勒记载，这时“定远”号的闽籍管带刘步蟾耍了一个卑劣的伎俩。 我站在指挥台入口上方等待转舵，没见动静。管带就在下面的指挥台里。我说，“管带，转向命令已经发出，再不转左舵就会引起混乱。”他这才下令“左舵”但随即又小声说：“把定，把定，”一时停止了转向。我勃然大怒，脱口骂了一句，便跳上飞桥去找丁提督。丁提督当时孤身一人，不懂英文，我也不会讲中文，无法进行交谈。我刚跑到提督身旁，只听到震耳欲聋一声巨响，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刘步蟾命令10英寸炮塔开火，此时我和丁汝昌正好站在10英寸炮上方的飞桥上。飞桥被震得真的飞了起来，我和丁汝昌也飞了起来，鸭绿江口海战就这样开始了。（注：当时丁和泰勒正站在木质舰首桥上，该桥正处于10英寸炮的炮台上方。如上所述，交战时人站在这个位置上很危险，若不采取防护措施，常会被炮口的火焰击伤，实际上，丁汝昌是被气浪抛入空中，右腿和右脚被弹片击伤，脸也受到火药灼伤，泰勒身穿的衣服全被吹掉，双目一度失明） 从这样远距离上开火，舷炮够不上敌人，其它中国舰艇也跟着开火，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浪费了大批的宝贵弹药。 说起弹药，外国枪炮顾问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军舰上绝大部分炮弹是无用的穿甲弹而不是更有效的普通炮弹。例如，“定远”号上仅有55发普通炮弹，全在交战开始阶段被打光。“镇远”号上的麦吉芬顾问也说过，舰员们每当从弹药舱中送上一发普通炮弹，“都像对待暖房的植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捧着它”。有些大口径炮弹质量低劣，尺寸不符；更有甚者，许多炮弹中竟然装填着沙子。 日舰一直逼近到3000码距离上才开始射击，密集的炮火组成了猛烈的火网，顷刻间，中国编队左翼舰艇大量受损，几乎所有中国军舰的旗绳都被打断，无法进行信号旗联络。与此同时，坪井的第一机动编队安然穿过中国舰队的左翼，又迅速左转，对右翼舰艇发起猛烈攻击； “定远”号和“镇远”号驶向前去打算截断日舰纵队。这两艘舰艇钢甲壁垒，完好无损，只因缺少有效的炮弹而不能给敌舰以重创。 中国舰队至少也有一次英勇顽强的壮举。左翼中“致远”号军舰被日舰首次齐射重创，船体严重右倾，所有的舰炮均失去作用。管带邓世昌企图撞沉坪井的旗舰“吉野”号巡洋舰，驾驶倾斜的军舰勇敢地向“吉野”号冲去。该舰不幸被日舰击毁，全体舰员随军舰一同沉入海底。 然而，麦吉芬在“镇远”号上却没有看到他的管带的英勇行为他后来作了以下的贬损性描述： 林泰曾身为管带，但在鸭绿江的海战中却不露面。他甚至连战斗准备都受不了，一想到战斗就恐怖得要命……每次打炮间隙我总是听到从甲板下的指挥台里传出一种奇怪的咕嘟声。战斗进行了一会，我下到指挥台去，被林管带绊了个跟头。他正趴在那儿嘴里念念有词，祈求菩萨保佑。他属于满清贵族阶层，那确实是一帮腐败无能的儒夫。 15时10分，“定远”号舰首部燃起了大火，“致远”号即将倾覆，“经远”号也火光冲天，其他大部分中国军舰都被重创，形势危急。中国舰队的战斗队形早被打乱，各舰纷纷夺路而逃。“经远”号和“济远”号已退出战斗，向西逃往大连；“平远”号和“广丙”号正挣扎着向北逃往浅海区，剩下的“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铁甲舰孤立无援，正遭受着日舰的猛烈攻击。 17时20分，夜幕降临，日舰担心遭到鱼雷艇的反击而退出战斗。至此，“镇远”号已直接被命中124发炮弹，上层建筑几乎全被夷平。“定远”号的结局也同样不佳，它被命中200发炮弹，舰首燃起大火，整个战斗桅楼被炮火掀到了海里。战后报告表明，中方几乎所有舱面军官都受了伤，60多人阵亡。而日方末丧失任何舰艇，仅有数艘受伤，官兵阵亡78人，伤160人。 战后一位美国海军观察家评论说，这次战斗中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无能。他写道：“新郎到来时，日本天皇的水兵们保持灯火通明，准备周到，而中国天子的臣民们却象愚蠢的少女，已将灯油烧尽，危机到来时他们还毫无准备。” 其他参战的外国人也指责中国人，有一份报告这样写道： “毫无疑问，确有一些勇敢的军官，但是如果12名舰长中有3人贪生怕死，舰员再勇敢又有什么用?我记得拿破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群由一头狮子率领的毛驴要强于一群由毛驴率领的狮子。”一切赞誉归功于那些在中国舰队供职的外国人，他们在极其不利、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尽心尽力地为一个不领情的国家服务。北洋舰队现存的一切规章制度都是他们帮助建立的。” 在批评中国人方面，麦吉芬也许最有发言权，然而他却赞扬了他们。他是这样总结两艘清舰上水兵们的战斗精神和勇气的： 战斗中“来远”号舰尾起火，久势凶猛，舷炮被烈火包围，无法操纵。但是，在前甲板上，舰员在坚持灭火的同时，舰首炮仍在不停地射击。甲板下的轮机舱内的通风机因上甲板着火，全部关闭，舱内一片漆黑，操作的命令只能从甲板上通过传话管下达。但是，管轮兵们在舱内温度接近200度的条件下仍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数小时后，大火终被扑灭。这些勇敢的人们多次备不顾身地进行救火，他们每次都被烧得面目皆非。 当“镇远”号艏楼起火，舰上指挥部门发出自动前去灭火的号召时，尽管该规当时正遭受到3艘日舰的集中射击，上前灭火简直等于寻死，但是水兵们仍然积极响应号召，奋勇上前，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当他们撤出时，没有一人不是伤痕累累。不，这些人绝不是懦夫。如同在其他任何一次战斗中一样，这次战斗中确有懦夫出现，但他们同样遭到了勇者的唾弃。 战后余劫 鸭绿江口海战并非是中日海军之间的最后一次战斗。数月之后，两军在山东北部的威海港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那以前，日本陆军攻占了朝鲜和辽东半岛，夺取了旅顺和大连。1895年1月，北洋舰队的残余舰艇隐蔽在威海港内，港湾口用栅网和沉船封锁。1月底，日军进攻该港，派出鱼雷艇袭击那些封锁港口的传统防御工事。2月初，日军终于突破了港口防御，并与中国海军交战。2月5日，“定远”号被击沉，4天后，“靖远”号突围未遂被击毁。（原文如此） 不久，中国求和，将北洋舰队余下的军舰作为部分战争赔偿交给日本。满清皇帝降旨对所有幸存的管带斩首处死。此令后来虽被取消，但已有数名将领被处死。丁提督和其他两名管带自知将受极刑，遂吞服过量鸦片自尽。到1895年2月末，中国海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舰已经是散的散、沉的沉；大部分留过洋的海军军官都已死去。 1895年日军胜利后，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签订和约。他在日本逼迫下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下列主要要求： 1．中国承认朝鲜自主； 2．中国割让台湾全岛、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注)和辽东半岛(含旅顺、大连)给日本； 3．赔偿日本军费3亿两白银； 4．签订贸易条约，同意田本享受最怠国待遇，并开放7个新的通商口岸。 以上条约中有一项未能兑现。马关条约签署后不到一周，俄、德、法三国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成果感到震惊，出面照会日本政府；“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将对中国首都构成持续不断的威胁，同时将使朝鲜的独立化为泡影，成为今后远东和平的一个永久性障碍。” 日本迫于这种国际压力，只好放弃对辽东半岛的要求，于1895年11月将其归还中国。但是此后，西方列强之间又为亚洲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吵。不到三年，它们借口租用，开始强占中国的许多港口。1898年，德国攫取了青岛；英国强租威海；俄国夺占了阿瑟港(旅顺港)；从而获得了在太平洋的不冻港；法国占据了中国南海的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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