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的5年是关键性的时期。中国不仅面临着苏联援助的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还经历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带来的全面经济萧条。这既是紧张的时期，又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各派之间就如何实现中国战略日标进行争论的时期。当时，中国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获得强国的地位；实现祖国的统一（收复台湾和其他地区）；支援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学习外国技术和战略。争论的一方是有各种背景的中国领导人和一些理论家。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恢复中苏友好关系，引进苏联的技术。争论的另一方则反对引进国外技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股潜在的势力，他们主张抛弃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这部分人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忽视西方的技术知识。中国海军的发展取决于这些对立派在此问题上如何取得一致的意见。

林彪和海军的“红与专”政策

负责中国海军下一步现代化规划的是新任国防部部长、资历很深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元帅。林彪参加过长征，经历过许多战役，并多次负伤。在中国高级将领中，他最受毛泽东的信任。他的任命对党和军队的领导集团来说并不感到意外。林彪决非政治斗争的新手。尽管他有很多政敌，但他凭其老练政治家的本能，能在利害攸关的重大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

当时，海军部队的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机械故障，这迫使林彪重新重视技术问题。一些海军领导人想继续他们的苏式导弹潜艇研制计划。他们指出，苏联海军开始了“G”级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H”级核动力导弹潜艇的批量生产。他们还注意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海军发展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同时，林彪还将听取并采纳理论家们的意见，这些理论家把最新的概念视为修正主义思想。他们主张依靠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中国境内同入侵者进行一场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居次要地位，显然它仅局限于执行传统的岸防任务，即实施地区性的游击封锁作战。

最初，林彪选择了一条似乎能使两派斗争趋于缓和的方针。他急于想继续建设一支技术力量强，而又突出政治的海军部队。这是一条危险的方针。为了讨诸实施，林彪需要海军领导的通力合作。为了保证这种合作，他把自己的人安插进海军。例如，从1960年到1964年，一批军官被提升为海军将级军官。在30名已知身份的军官中至少有9名是他的原第四野战军的部属。其中3名被委以南海舰队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职务，4名在东海舰队担任最高军政领导职务，至少有2名调进北京的海军司令部。其中一位就是长期受到林彪信任的李作鹏将军，李作鹏任海军副司令兼第一政委。肖劲光将军仍保留着海军司令的职位，这也许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林彪部下工作了很多年的缘故，林彪的另一位老战友海军中将方强被任命为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该部成立于1963年，负责商船和海军战斗舰艇的设计和建造）。方强的历史背景还不太清楚，三十年代他曾担任军事要职，1942年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学习，可能是攻读工程专业。1952年至1953年任南海舰队司令，后来又任东海舰队副司令。

在“专”的阶段海军发展情况 

方强的任命和六机部的产生，显然是林彪想要大胆执行海军研究和发展规划的具体表现。尽管政治上遭到反对，海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开始进步。

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一项最宏伟的计划是研究核动力和发展水滴形核潜艇外壳。这项任务由上海交通大学承担，它涉及到一些高深的理论研究。1965年4月的《中国造船》杂志刊登了关于此项研究的报告。无论是从报刊发表的文章，或是从附加的评论上看，中国人对于西方和苏联专家们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试验都非常内行。

这一时期发表的另一些理论研究文章也说明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和苏联的复杂的研究发展项目也深有了解。例如，1963年上海造船学会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附有一些关于先进专题的有价值的文献目录，如二维线性化理论，全涡空水翼艇，喷气推进船的机动性，涡轮增压双冲程柴油机可变工作状态的工作曲线和工作点的预测方法，垂直叶螺旋桨性能的原理和分析，慨略计算外壳平滑船的粘滞阻力的新方法以及物体在液体中摇摆的粘滞阻力。

中国人把工程力量集中于研究英国的“纳皮尔”和西德的“容克”四轴发动机，这些大功率发动机重量很轻，可以安装在鱼雷艇和水冀艇上。很明显，林彪赞成把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这些发动机的研究继续”下去。到六十年代初，上海许多船舶设计机构在发动机的振动和动力性能以及水翼艇的静态特性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鉴于海防的需要，中国很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从尔后几年的建设情况看，毛泽东和林彪两人似乎都打算继续实施经过修改的苏式海军建设计划。显然，中国人凭借五十年代留下来的苏联设计方案，艰难地生产出数量有限的潜艇和小型水面舰艇。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有9艘W级潜艇下水，到1964年年底，W级改进型的原型艇——苏联R级的复制品也在建造之中。

无论是R级还是W级潜艇，都有力地加强了中国海军的进攻能力。例如，R级潜艇的航程大约7000海里，燃油容量35—45天，较老的W级潜艇大概也有同样的航程和燃油容量。两种艇级每隔一定时期都需要使用通气管。当水下使用蓄电池航行时，它们远距离航行的速度就大大减小。可是，对于水浅的中国近岸海区进行防御作战而言，R级和W级潜艇完全适于遂行局部封锁任务，因为潜艇的持久力和速度都不是主要因素。从常规武器的角度来看，两种潜艇都具有较大的威力。每艘潜艇可携带18—20条533毫米鱼雷。在攻击阶段，这些潜艇的水下航速在短距离内可以达到15节。

苏联还留下了制造G级常规动力导弹潜艇的图纸。中国人只花了很短时间就建成了一艘原型艇，该艇于1954年在大连下水。在设计上，G级潜艇可携带3枚SS－N－4舰－地导弹。每枚导弹的射程大约600公里。发射导弹时潜艇必须浮出水面。但中国人却没能解决G级潜艇的武器系统。苏联没有将这种导弹的图纸留下，中国人一直在努力为他们这种唯一的导弹潜艇试制理想的导弹。

中国人研制小型近海战斗舰艇确有成效。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一艘“湖川”级水翼艇。在平静的海面上它的航速可达55节，携带2个鱼雷发射管，4挺12.7毫米机枪，航程大约500海里。六十年代初，“上海”级护卫艇的批量生产也大大增加了。这些小艇中现存的还有4种型号，它的长度平均为128英尺，装有各种小口径炮，并携带深水炸弹，有些艇还装有鱼雷发射管，其中多数能迅速改装而携带水雷。

中国的舰艇设计人员没有努力去设计或建造任何新型的两栖战斗舰艇，而是竭力使他们较陈旧的坦克登陆舰、中型登陆舰和大型步兵登陆舰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但正如后来所看到的，这些两栖舰只所执行的任务有—半是辅助性或非军事性的。

海军的作战训练

中国海军还实行一种高度紧张的月训练计划。正如1961年的报纸所说的，“岸上多练，海上精练”，海军开始了月训练计划。按计划舰艇上的官兵分成若干训练小组。每星期利用几天时间通过“黑板报”的形式向每个训练小组详细地布置介绍拟定的海上训练活动，其余的几天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舰艇每天很早出航，夜晚返回港口。在海上，每个训练小组轮流担任舰上各主要的日常勤务，以便每个组都有机会熟悉舱面、机电、航海和武器等部门的勤务。这样，每个人都能合格地履行各个部门的基本职责。

最后、舰员们再执行专门的月海上拉练计划，这种计划延长了出海的时间。舰艇根据上级指示在公海进行远航训练和定期的跨舰队拉练。在锚地时，舰艇还要近行集体训练。显然，这同老一套的做法几乎没有差别。按照月训练制度，舰员们总是进行着重复训练。为了保证训练的连续性，军官和士兵都要在舰艇上服役多年。

中国海军的扩张主义？

尽管中国似乎不愿使台湾海峡的形势恶化，但中国的海军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试探。在这一阶段，西方的报刊暗示了中国海军可能采取扩张政策。

西方报道特别指出的一个海区就是地中海。在地中海地区，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始引起中国海军顾问的注意。1961年苏联海军的一支由12艘W级艇组成的艇队驻泊在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港。莫斯科同地拉那断交的那—年，作为苏联对阿尔巴尔亚“政治异端分子”军事援助的一部分的舰队奉命撤回苏联。阿尔巴尼亚当局反对撤走这些潜艇。当苏联潜艇试图离开港口时还发生了冲突，8艘潜艇强行通过了阿海军的封锁，但有4艘被阿尔巴尼亚人俘获。可是，苏联水兵拆卸下发动机的几个关键部件，破坏了其他关捷性的控制设备。后来，阿尔巴尼亚请求中国派潜艇专家到发罗拉去修理潜艇，使它们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中国技术人员于1962年至1963年到达这里。不久，军官和水兵们也相继到来。据意大利的报道，潜艇于1965年整修完毕。但潜艇的活动完全由中国艇员操纵，他们在南亚得里亚海进行训练。

中国人替阿尔巴尼亚操纵这些潜艇持续了多久虽不清楚，可是在那以后中阿密切合作的10年内，中国人可能充分利用了这些潜艇对他们自己的艇员进行深水海区的作战训练。

在“红”的阶段的海军情况

如上所述，林彪试图加强对整个军队的政治控制，于1960年11月开始了一场对包括担任要职的军人在内的审干和清洗运动。

在海军内部，他告诫各舰队政委要“向陆军学习”，要提高技术能力以赢得海军士兵的信任。他要求各级政委加强对舰员的思想教育，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

在1961年，政治委员对海军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在舰艇上有相当大的权力。政委对舰艇上所有人员的日常工作实行全面的领导，这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和从航海到安全等所有专业的监督工作。这一切从西方获得的许多秘密文件中得到了证明。有一篇文章介绍了“703”战舰（可能是一般坦克登陆舰）从1955年到1960年安全航行3.5万海里的事迹。这艘舰完成了1700多名舰员的训练任务，并与其他舰艇一起进行了100多次海上演习。这艘舰所以能够安全地完成各项任务，应归功于舰上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篇文章继续报导了舰上党支部如何遂行在西方舰艇上通常由航海部门来完成的一些操作任务。

每当准备执行一项任务时，党支部总是事先研究任务，采取各种必要的安全措施。1959年，他们奉命到浙江舟山海区执行任务，但他们没有在这一海区航行的经验。鉴于舟山海区多狭窄航道，海流复杂，党支部手头又没有关于这一地区的资料，党支部便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将采取的安全措施。当他们到达舟山后，进一步分析了该地区的航行情况，并得到基地的一些指导和帮助，从而保证了他们航行的安全。

有关轮机专业的文章也反映出海军舰艇部队的政委像陆军政委精通军事战术和战略那样精通舰上的业务。政委给轮机部门规定了四条注意事项；1．测试轴承的温度，2．倾听轮机运转时各部件的声音，3．仔细观察仪表上的读数，4．注意机器的气味。

这篇文章的实质是，党对日常勤务中新舰员的训练实施全面的领导。舰长和其他部门长基本上是袖手旁观。在上述的舟山航行中，舰长和航海长在整个航行期间留在舰桥上，始终把握着舰钟。舰上生活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仍由政委负责。

因此，中国海军舰上的日常工作带有政治性质，政委们以经常开展检查和批评而感到自豪。典型的一项日常活动就是每月召开两次部门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班务会。为了贯彻安全措施和进行及时检查，还定期召开全体舰员会议。

政治问题

可是，海军的政治教育不是没有问题的，有些政委对此过于认真和积极。例如，林彪发起“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评比活动，这些是优秀的舰艇和个人的称号。评比活动促进了部队的政治团结、生活管理和军事训练和战备。为了评上“四好”称号，一个单位必须做到1．政治思想好，2．三八作风好，3. 军事训练好，4. 生活管理好。在1963年至1964年的海军会议上开始宣扬这些单位和个人。例如，海军航空兵某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细，创安全飞行记录。表彰了某航标兵，12年如一日，满怀政治热情，在远离大陆的海岛看守灯标。

可是，对那些创“四好”争“五好”有困难的舰艇和个人，政委就给他们施加重大的压力。例如，某艘W级潜艇在1961年度没有评上四好单位。在这以后的整整一年内，政委反复召开艇员大会，查找“落后的原因”，研究出赶上姊妹艇的有效方法。结果，水兵们都开始大胆发言，批评军官们不听取艇员们的建议。政委责成军官们密切同水兵的关系。在海上训练时，艇长、副艇长应“把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及时提交党委讨论”。每当训练告一段落，军官和士兵们必须开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这种强制的方法，该潜艇终于在1962年获得“四好单位”荣誉称号。

政治思想教育对院校的影响最大，它使培养必要的战术技术能力的专业教学过程复杂化。例如，1963年在“草棚”海校里培训“赤脚”鱼雷艇艇长破共产党誉为革命实践的最好例子。从1963年至少到1969年，就有这样—所座落在山区的海军“草棚”学校，它为南海舰队培训了许多鱼雷艇艇长。

共产党的建议有时也会给部队造成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损失。例如，1963年，有—个护卫艇中队在共产党的鼓舞下到开阔海洋上去执行任务，结果损失严重，人员受伤。对此，中国的报刊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1963午冬，中队接到一项去公海远航的任务。按照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快艇的装备和构造不适合深水航行，它们只能在近海活动。这样的远航，简直是异想天开，注定非失败不可，然而，经过党委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这一任务终于完成了，尽管狂风恶浪打得小艇颠簸不止，小艇和人员都遭受了损失。

党组织控制着组织人事大权，这有碍专业技术的发展。因为共产党常常对出现的专家治军论感到怀疑。舰队政治部门往往将那些在西方或苏联培训的军官安排在次要岗位上，它还拒绝另一些人加入共产党。这是减少专家影响的可靠方法。

恢复垦荒运动

1962年夏，海军的大批官兵被派到陆地上去参加垦荒，以增强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据某文章报道，东海舰队有数千名战士在崇明岛（长江口的大三角洲）上参加了为期7个月的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些战士开垦了近7000英亩土地，播种了大豆、玉米、棉花和小麦。他们还修筑起一条大堤，新开辟了数条灌溉渠。

文章还透露了有关这些海军战士的另一则消息：“这支垦荒队伍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刚参加海军不久，过去很少从事重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明显，这支海军部队将近四分之三的成员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事实，说明了专业技术没有被完全忽视。

1964至1965年的战略争论

由于不切实际的政治措施，军队中“红”与“专”的矛盾日益加深。尽管共产党已竭尽全力参与了军事，但仍有一些相当有权威的军人主张减少政治教育而加强军事，并主张执行基于强大威慑力量的前沿防御战略。他们的主要发言人就是林彪的参谋长罗瑞卿将军。

罗瑞卿曾是公安部队政委兼公安部部长，担任此职务需要具备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以及广博的公安业务知识。因此，他虽不是一位纯粹的职业军人，但他表现出中国军队政委特有的那种素质，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治理论家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难处的关系。例如，他对舰员业务训练非常重视。他严格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潜艇上新兵或不合格的艇员超过编制员额的30％，潜艇必须经过全面训练，才能参加战备巡逻任务。

早在1962年，罗瑞卿可能就开始怀疑中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那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表明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政策需要重新进行认真评价。台湾的报道指出，大陆局势普遍不稳，关于反革命活动和抢劫、纵火、凶杀等案件的消息也四处流传。国民党的宣传有些是毋容置疑的事实，因为到4月份，数以千计的流亡者开始从中国南部进入香港。与此同时，国民党分子加强了他们对大陆的小股袭扰，北京不得不把大量飞机和陆军部队调往福建。6月份，共产党又开始炮击金门。这引起美国作出反应，它向国民党当局承诺：“如果中共要侵犯马祖和金门，它就将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

这时，美国顶住了苏联在古巴制造的导弹危机。中国对赫鲁晓夫的退却进行了攻击，称它为又一次“幕尼黑”阴谋。中国还同印度发生了边界纠纷，10月和11月双方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打了6星期的仗。虽然台湾海峡和中印边境的冲突很快平息下来，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论战却更加激烈。在尔后的几个月内，中国经常谴责苏联，并声称中国将揭露背叛马列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中国把修正主义当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敌人来进行攻击。

在包括罗瑞卿在内的某些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中国同苏联的论战是指错了方向，尤其是根据1964年8月以后的事件来看，当时东京湾的局势导致了10万多美军进驻越南，接着是1965年2月B－52飞机轰炸北越。随着对中国南部的威胁日益增长，罗瑞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再一次分析了中国的战略能力，并为他们的发现感到不安：中国只在1964年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唯一的运载工具是几架过时的伊尔－28轻型轰炸机。这些飞机只能携带一枚原子弹，单程飞行大约1100英里。同时，中国唯一的G级潜艇仍在试航阶段，还没有装备潜射弹道导弹，而中国新成立的一支类似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第二炮兵，却没有武器。

面对这些情况，罗瑞卿在1965年5月的《北京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美国干预越南提出严正警告。他主张前沿防御战略，将中国部队派往越南与北越一道对美国作战。为此，罗瑞卿建议恢复同苏联的正常关系，并建立起统一战线。罗瑞卿还认为，中国的武装部队应加紧军事训练，把少量的时间用于政治活动。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他的批判来看，罗瑞卿既赞成继续发展核弹能力，又赞成常规武器和部队的全面现代化改装。不过，他的主要罪行是建议废除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取而代之的是加紧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战略。

罗瑞卿还主张积极地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后来他因命令海军舰艇前出到近岸水域以外去活动而受到指责。据报道，他不履行指挥程序，直接命令福州军区司令员攻击国民党的舰船。他对福建的海军部队说，他们“可以主动地对敌发动攻击，为了不错过任何战机，可以先斩后奏”。1965年11月13日，中共海军的8艘小艇同国民党的2艘较大的炮舰在金门附近海面进行了2小时的激战，双方兵力均受到损失，国民党损失了最大的一艘扫雷舰。

两星期后，罗瑞卿为此作了检讨。有趣的是，这次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林彪宣布击沉国民党扫雷舰是“突出政治”的结果，是“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结果”。可是，6个月以后，罗瑞卿却被指责在指挥福建海军作战中目无上级领导。中共中央工作组明显地反驳了林彪的上述声明，它指出：

关于福建沿海对敌斗争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仅是与×匪（指蒋介石）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是个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因此，对×匪（蒋介石）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来考虑，尔后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来决定。不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局部情况出发轻率地采取行动。罗瑞卿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摄自命令××（福建）军区从×月×日进行海上作战。

这些声明很有意思。首先，它们清楚地表明党直接参与海军的战略决策，并且对在潜在的紧张地区（至少就台湾海峡来说）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最后发言权。其次，这些声明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和政治两派就党如何实施对军事的领导存在很大的分歧。对于整个军事组织体制，罗瑞卿与解放军政治派的意见也大不相同。后来他被指责说：企图撤销某些军区，扩充主力部队的力量，贬低民兵的作用。罗瑞卿还想把指挥和控制权集中起来。尽管他的建议多数是合理的，但却很少被采纳，其原因之一是，这样一种制度将会削弱军区司令员的权力，而这正是他们决不容许的。

因为罗瑞卿的许多批评正是冲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他的直言不讳不可能不引起反应。反应的任务落到了林彪头上．当时他也许同意罗瑞卿的某些观点，但不管怎样他必须保卫毛泽东的路线。林彪又得到解放军政治派、各大军区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他和他的支持者发表文章对罗瑞卿进行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指使李作鹏海军中将首先作出反应。李作鹏的文章题目是“战赂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翻版。文章驳斥了罗瑞卿在对美国入侵越南问题上的冒险主义，指出中国必须采取审慎态度，不能盲目冒进。李作鹏还批评了那些当时主张与敌人（可能是指在越南的美军）交战的人。李作鹏的意见是，中国和河内应该运用游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击破”。据这位将军说，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改变局势的最有效的作战方法。”有趣的是，他的文章发表10天之后，解放军便取消了军衔制，这件事似乎证明了解放军政治派的力量和胜利，因为武装部队目前正需要重新恢复1955年以前非正规的、无等级的军事制度。

5个月以后，林彪亲自投入了这场争论。他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声明，它攻击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核威慑战略的拥护者。林彪重申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军自力更生的主张，从侧面表示反苏情绪。当谈到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时，林彪写道：“在解决武器装备方面，我们自己也制造一些武器，但是主要依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装备白已。……外援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林彪声称，有些人“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成完全是由于外国的援助”的说法是荒谬的。看来，他拒绝了中苏关系缓和的任何可能性。

林彪在文章中还再次强调了毛主席的持久战理论，并警告大家，现在美国比中国强大。他攻击那些声称“核武器、火箭军决定一切，民兵不过是一堆肉”的人。至于中国对越南的态度，他也毫不怀疑。

一个国家的革命，一个国家的人民战争，是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应该也只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如果不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一味依赖外国援助，即使是依赖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即使胜利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林彪和罗瑞卿的战略争论集中体现了政治理论家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为统一政治和军事所作的尝试，却在这两派的对立相互相攻击中结束了，结果进一步加深了技术和政治的分离。

这一争论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特殊的背景。文化大革命阶段，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系统都受到了新一代革命者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在很多方面又恢复了中国最坏的传统——相信中国的政治中心地位，文化优越和经济自给自足。正象过去一样，这些观念必然会压制海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