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罗瑞卿的战略争论是一场较大的权力斗争，是一场理论家与必然出现的新兴的海洋派之间的斗争。新兴的海洋派是以1959年改选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同刘少奇一起)的邓小平等党的老干部为首的。这两位资历很深的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命运有赖于思想领域内更多的自由和人权或文化权；不要突出国内外阶级今争；采取“资本主义”工资制和物质刺激的方法改善经济；学习或借鉴国外技术；提倡坚强而有效的集体领导而不是靠个人的独裁；重视军队现代化建设。刘少奇和邓小平还赞成通过买船和租船来改善中国的海军和商船队。他们感到，如果中国人不虚心地学习国外的设计和生产技术，任何大型船舶的建造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就是1966年夏天成为运动焦点的“灰色”问题，当时周恩来总理表示了形势的严重性。他解释说，中国人要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彻底肃清几千年来在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提倡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周总理还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一小撮披着共产主义外衣进行卑鄙的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坏分子。

虽然周总理讲话并没有煽动中国人公开采取暴力行动的意图，但仅仅过了3个月，主要由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北京群众大会上受到高级领导人的接见，l00多名红卫兵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的影响似乎已大为削弱，在出席者名单中他的名字被排在后面。很明显，林彪已作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在出席者名单上他名列第二，紧接着毛泽东。

两星期之后，红卫兵运动变得更加猛烈，整个中国的法治和秩序遭到破坏。个人的家舍被抄，财物被搜查，许多人受到公开审问。有些人当众挨打受辱，被迫挂牌游街。

可是，红卫兵的行动很快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应。早在1966年8月和9月初，许多城市开始成立反对派组织。不久，就发生了公开的武斗，但红卫兵仍继续得到权威人士的支持。据9月4日北京广播电台报道，红卫兵称林彪是他们的领袖。同时，毛泽东夫人，当时的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也开始出现在红卫兵的集会上，并呼吁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

到1967年1月，毛泽东的对立派的失利已经很清楚了。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批准一个决议，把解放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完全交给了林彪，反毛派想得到军队支持的任何希望也都破灭了。毛泽东夫人被任命(自命)为新成立的军队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不久，消息透露说，刘少奇遭到公开批判，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同样受到冲击、被迫作公开检查。紧接而来的是清洗。

在武斗逐步升级和一些红卫兵组织失败的情况下，军委宣布了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很多城市出现了拥护毛泽东的组织。红卫兵纷纷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以取代传统的共产党市委和人民政府。武斗和全面动乱更加剧了。1967年2月，解放军开始承担起平息动乱的治安任务。这一介入是必要的，因为运输受到了阻碍，春耕计划也没有完成，许多政府机关的日常工作受到影响。

1967年夏委，武汉发生一起重大的叛乱事件，武汉军区的部队公开反对亲毛分子，拘留了北京派来调解冲突的两名主要代表。周恩来亲自飞抵武汉，同军区司令员协商，这两名代表才被释放。

接着又是新的武斗和更多的领导人被清洗。最后，解放军的全面介入才结束所有这些活动。1968年初、解放军开始逮捕红卫兵以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一个之后，国家仍处于混乱之中，并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

1．废除各级党委的领导，由军队接管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工业和教育机构。

2．许多有影响的毛泽东的反对派人物被清洗。有些部门由于失去了这些有管理才能者的领导出现了无穷的后患。

3．新的领导成员——所谓的激进分子或政治理论家获得优势。他们技术排外、坚决反苏，并赞成人民战争学说。

4．公安部门遭到严重清洗，军队担负起社会治安任务。

5．国家遵循了—种仇外的外交政策，其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6．学校体制被彻底破坏，需要用10多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建立。

海军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海军仍在继续加紧进行训练。但是，重新强调政治教育又引起了海军领导内部的严重分歧。这种紧张的关系最早产生在林彪同罗瑞卿争论的时期，并牵连到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

苏振华早期就受到强硬的务实主义者邓小平的影响。1949年苏振华在邓小平领导的军分区任职，1953年随邓小平调往北京。以后两入就再没有回地方工作。同年，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副政委。以后他的经历是一帆风顺的。l 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1956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年后任命他为海军第—政治委员。

苏振华的方针是要增进红与专的紧密结合。他对执行六十年代初期精心制定的红专规划是根起作用的，但他好象更倾向于专业技术。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干部，他能够熟练地通过思想工作来达到较现实的目的。

例如，1966年1月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中”。总部发出若干命令，要求部队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增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感。

为贯彻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精神，苏振华与海军党委一起在海军部队中发起一次向英雄轮机兵麦贤得学习的运动。

学习麦贤得的运动于1966年1月11日开始。《解放军报》首先刊登了麦贤得的事迹。他是在1965年8月同国民党海军的一次海上战斗中负伤的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是鱼雷艇上的轮机军士。这艘鱼雷艇参加了对国民党军舰的攻击。战斗开始后不久他就负了伤，但仍坚守自己的岗位，使机器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始终保持运转。据报道，麦贤得的英雄主义主要是因为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这是使人们“勇敢而不怕死”的一个条件。此后不久，新华社引用麦贤得的艇长的讲话来反击苏振华的专业技术路线：

海战中，资产阶级海军强调是舰艇的吨位和火炮的口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靠的是革命的精神，靠自己的力量去战斗——敢于牺牲、敢于近战，在近距离上消灭敌人。正象许多事实所证明的那样，我们的小艇采用了不同于资产阶级海军惯用的战术，用鱼雷击沉蒋匪帮的大舰（美国建造的）。资产阶级权威对这种前所未闻的海上作战方法一无所知，这是多么可怜。告诉你，这就叫做不破不立，这就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方法。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学习麦贤得运动完全符合了共产党的强化政治的运动，但时间一长就可发现、苏振华仅仅是口头上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强调军事技术。这个问题一经揭露，苏振华和他的第二政委杜义德海军中将便遭到清洗。

很明显，苏振华起码被认为是贺龙集团的成员之一。贺龙元帅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红军领导人和军委副主席。他坚决主张部队搞军事训练，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据报道，他对强调思想教育而削弱战备训练感到不安。

当时，由于军事干部被清洗，这就消除了反对军队逐步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公开活动。共产党唯恐有人持怀疑态度，于1966年10月发出有关海军政治任务的通知，“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正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我们必须与群众团结一致，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知决定海军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期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王宏坤海军上将代表海军表示，“海军全体指战员……要以最大的决心和热情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最新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海军向“左”转 

李作鹏上将取代了苏振华。他是受林彪保护的一位资深的陆军指挥员。他上台之后立即要海军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于是，海军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把海军引向极左路线的政治运动。

海军最早的激进行动之一发生在澳门。1966年11月，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组织闹事，迫使葡萄牙人采取了强硬的预防措施。在此后的武斗中，许多人（包括中国人）被打伤。12月，北京提出抗议。12月5日中国南海舰队的4艘炮艇在澳门附近海域抛锚。1967年，紧张局势进一步发展，又有14艘中国炮艇轮流在澳门港内巡逻。这种局势最后平息下去了。炮艇返航，但中国发出照会，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尽管是在局部的沿岸地区，中国的海军也将作出反应。

中国炮艇外交的出现是与当时国内强烈的仇外心理和严重的政治动乱相一致的，这影响到海军的稳定。就在澳门炮艇事件发生的同时，东海舰队司令部在上海集会，要求舰队全体指战员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密切注视这场遍及全国和震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要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提高警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天以后，北海舰队司令部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舰队决心支左是由于海军基地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舟山群岛，这是许多舰艇的母港，有数干名农民和渔民冲击了红卫兵，海军岸勤人员的卷入成了北京担心的事。在青岛、大连和旅顺也存在同样混乱的情况。1967年3月，北海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青岛的情况更为糟糕。海军的岸勤分队奉命进驻地方工厂，支持左派同“反革命组织作斗争。”在其他大港的码头上，也挤满了海军军人，他们像装卸工人一样在搬运积压的货物。造船厂也需要海军军人帮助完成甚至是日常的修理和造船工作。

除此之外，毛泽东这时又极力主张压缩军队院校的军事教育。他认为，没有文化的红军战士能够战胜国民党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因此，学制可以缩短。他还认为，没有必要在军事学校里呆得太久。

毛泽东的观点很快就被采纳了。最早被废除的是罗瑞卿关于潜艇合格艇员不得低70％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危险的新制度，准许潜艇带着80％的新艇员到当地的作战海区去活动。事实上，潜艇的基础训练期缩减了一半，以前专用于鱼雷攻击的训练时间也被砍掉三分之二。另一个重要变化是1967年更改了服役期限。海军战士凡担负岸上职务的仅服役3年，如在舰上则服役4年（1961年宣布的是5年整）。

武汉暴乱

1967年7月，发生了所谓“武汉暴乱”事件。事情的发生是有先兆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夫人和激进分子曾严厉批评了一些军区司令员缺乏革命热情。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对此批评不理解、他命令部队采取行动反对他所管辖的城市（武汉）的左派，结果这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林彪很快作出反应。他给武汉发电，命令免去陈再道的职务，并派其他军区的部队到武汉去恢复秩序。东海舰队的5艘炮艇奉命沿长江而上，协助镇压叛乱部队和反毛泽东分子。据日本报道，东海舰队对武汉军区的反革命分子发出警告。接着毛泽东、林彪和中央给东海舰队下达命令，要求立即派海军舰艇部队去武汉。它们的任务是支持和保护激进分子。到了武汉，舰艇改作水上宣传站。在武汉执行任务的三个月时间内，这个舰艇中队曾多次公开为左派提供活动场所。当武汉的主要电台被反毛泽东分子破坏后，至少有一艘曾起到过无线电广播站的作用。

在武汉事件期间，海军再次进行了清洗。说明有些领导干部至少是对形势不满。8月份，长期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从海军名册中消失了。他被清洗一事与上述不平常的联合命令发布的时间恰好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陶勇不是左派的热情支持者。当第一次命令派舰艇去武汉时，他可能就没有抱合作的态度。

武汉事件加剧了中国国内自相残杀的武斗。许多红卫兵武装起来，对知名人物的猛烈批判也不断加强。到9月，这个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在那个月，当局终于作出决定，要求开始转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宣布了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命令解放军惩罚极左分子。毛泽东夫人也公开谴责了不加选择的批判和武斗。红卫兵被迫返回本单位，并被禁止使用暴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中国暂时恢复了秩序，各派都为毛泽东的下一步计划作准备。

海军领导干部的大清洗

1967年，海军再次进行了清洗，但其原因不明。北京的张学思将军（他是著名的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儿子）被免去海军参谋长的职务。海军政治部两位副主任郭炳坤和胡鹏飞将军从领导者的名单上消失。海军学院院长康志强、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被免职。南海舰队政委方正平也成为政治受害者。最后被清洗的是三位在地方部门任职将军，他们是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水产局副局长袁也烈和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方强。

张学思被清洗说明了斗争的残酷性。他反对海军司令部采取激进的行动。在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上他受到毛泽东夫人的批评。后来，他被指控反对毛泽东而被单独监禁起来。在尔后的4年中他不断遭到迫害，他的身体被摧垮了，终于在1970年死于狱中。

下面一段引文（1967年7月24日北京新闻稿）或许最能说明海军清洗的原因：

“最近，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直属海军司令部的组织）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讨论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学习和运用。肖劲光、王宏坤和海军其他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与会者就他们如何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问题交流了经验。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过去一年内逐步团结了海军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并无情地打击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议期间，与会者都认识到：革命应该从全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应团结受蒙蔽的群众以便同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

在海军清洗的所有人中，最突出的是方强。方强担负着海军建设、研究和发展的任务，他的免职与刘少奇被清洗有关。根据当时的批判来看，刘少奇和方强想继续依靠从欧洲国家租船来发展中国的海运事业。他们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他们也建议引进必要的技术，使造船工业能避免不必要的、代价高的错误。他们的论点显然使他们的左派对立面难堪，因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只建造了5艘小型商船。

刘少奇和方强的问题还涉及到造船厂的管理。上海各造船厂激进派势力最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船厂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资格老的管理人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靠了边。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水平低的激进分子，这些人除了轻视技术以外什么都不会。

1967年夏，刘少奇和方强受到海军左派的猛烈批判，罪名是他们只考虑经济建设，而企图贬低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南海舰队的一群政治激进分子批判他们公然否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据刘少奇的反对派说，刘少奇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否定将会使海军舰艇都成为“渔船和商船”，从而使海军军人去从事“海洋业”。这些人还批判了刘少奇突出技术，谴责他散布的“应重视技术并学好技术”的谬论。他们着重指出，刘少奇试图强调技术，但“他只字不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和政治挂帅的必要性。”

关于技术的辩论对方强所领导的六机部的研究设计和生产人员也产生了冲击作用。方强等人被指控大力吹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诽谤工人阶级“不懂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因此，他们被指责为“专家治厂”政策的鼓吹者。

对造船的影响

思想上的分歧给造船厂带来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生产商船和舰艇的上海沪东造船厂于1967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各派造反组织纷纷起来。这些造反组织为争夺船厂领导权进行厂近6个月的斗争。反毛泽东派显然迫切要求用更合理的方法来管理研究、生产和建设，这就需要学习某些西方的方法。他们还要求精简重叠的研究和发展机构，并重新将一些老技术人员安排列高级的管理和生产部门。而亲毛泽东分子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反对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原则。l 2月底，斗争更加激烈，以致造船厂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海军部队进驻该厂后才稳定了局势。

这一政治混乱对沪东厂的造船能力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例如，造船厂在试图为16000吨级新型运煤船制造重型增压的12000马力柴油发动机时，就遇到了许多问题。中国人在1967年初才开始试制发动机反向齿轮系统，这对西方的发动机制造商来说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工序。可是，中国人花广4年多时间并进行了大约1200次工厂试验才解决了全部问题。最后，他们不得不购买瑞士的发动机作为指导来修正设计错误。上海钢铁厂在设计柴油机曲轴时也遇到了困难。1968年，它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制成一根曲轴。

中国的造船工业尚不完备，缺少制造发动机的机床。因此，逐步形成了一种低效率的生产系统。在上海参观的外国人发现，—艘140米长的船只用废料加接了25米。同时，正在建造的船只，其后部在大潮时投入水中，因此只有低潮时才能进行工作。此外，参观者还发现有些发动机是用手工铣削的。

这种技术落后状况也明显地影响到海军的建设。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只建造了大约16艘较大的战斗舰艇，估计是12艘R级潜艇和4艘“江南”级护卫舰（即一种类似苏联“里加”级的新型护卫舰）。中国继续建造大量小型战斗舰艇，包括导弹艇和水雷艇，但原型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制成，批量生产并不需要更高的建造技术知识。

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7年11月底，海军在北京召开了有4千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件事标志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海军急剧向左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林彪趁此机会为大会题了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海军全体指战员欢呼这一口号，这—题词也证明了林彪企图控制海军。这次大会专门作出决议，要求海军各级党委和支部认真学习、贯彻林副主席的指示。

林彪的指示看来加强了海岸防御战略。代表们表示，要向彭德怀和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作坚决斗争，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海军全体指战员，把海军建设成为坚固的海上长城。

林彪的同伙李作鹏在大会上发言，他明确指出忠于林彪和毛泽东就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他说：“林副主席是海军指战员的榜样……海军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好地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任务，用更好的方法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把海军建设成坚强的海上战斗堡垒。”

尽管会议非常强调政治，但出席大会的代表中也有军事干部。从他们的政治誓言中仍能辨别出他们拥护战备工作和前沿防御的战略思想：“我们宣誓……一定要常备不懈，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假如敌人从海上来，就叫它葬身水底。”

事实上，在解放军反对极左路线，并对工业、农业、教育和政治等几乎所有领域实行军管的同时，1967年12月报刊上发表了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军的专业路线又重新抬头。这篇文章的标题为《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建设世界上员强大的人民海军》。

虽然这篇文章充满了政治语调，但其关键是指出了中国海军应迅速发展，并重新审议其传统的海岸防御思想。文章的作者是一位鱼雷艇支队政委。他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伟大舵手毛主席开辟的红色航道奋勇前进，才能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海军……我们深深懂得，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建立的海军，是建立世界上第一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海军，是建立一支足以消灭帝国主义的海军”。他的结束语是：“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大洋上称王称霸的时代，一定要在我们手里结束”。

不过，如此强硬的言词往往带有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崇敬。文章告诫读者要批判“武器万能、条令万能和专家万能”的理论，作者运用毛主席的教导提出了海上游击战的设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利用海上的青纱帐：海上的礁石、岛屿，天空的白云、浓雾，海里的浪花，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位政委又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的鱼雷艇支队在过去一次海战中是如何利用这样的战术和欺骗来攻击国民党的舰艇的。

“漆黑的夜晚，埋伏在礁石旁，神出鬼没地痛击敌人的大兵舰；趁着暗夜浓雾，袭击敌人的港湾，打得敌舰鬼嚎鼠窜；巧妙地逼近敌人，突然跳帮，用手榴弹、炸药包捕获敌舰艇，逼着敌人集体投降。……一天夜里，我们接到到某地待机伏击敌舰的战斗命令。由基地到待机点，必须通过一条距敌占岛屿不到2海里的狭长的航道。怎样才能使鱼雷艇安全航渡到待机点呢？还是渔民兄弟给我们想出了好办法，掩护鱼雷艇通过了敌占海区。到了待机点，渔民兄弟又让鱼雷艇紧紧地靠着他们的渔船抛了锚，并派出警戒船为我们巡逻、侦察。后来，敌舰遭到我突然袭击，挨了鱼雷，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对海军来说，这样公开忠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学说显然是明智的。这不仅给海军的理论家们指出了方向，又避免海军卷入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混乱之中。

1968年3月初，在反对“右倾回潮”时，军队内部又发生了几次较大的清洗。左派活动的最后一次浪潮又使武斗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仲夏为止。这些事激怒了毛泽东，他气愤地告诉左派代表，他们使他和中国的工人和军队感到失望。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命令军队实行军管以维持社会秩序。

在党的各级组织机构暂时瘫痪的情况下，国家完全由军队控制这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推动了29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到1968年初，全国只成立了9个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林彪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其余的省市很快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29个省市自治区，除其中3个之外，其他的革命委员会都是以资历较深的军人为领导。

海军是在表面稳定的政治气氛中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个月。1968年2月，东海舰队的军人和地方上高级政治领导人在上海举行大会，纪念毛主席第一次视察舰队15周年，主要发言人是张春桥。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成员之一。陪同张春桥的是海军第二政委、海军文革小组的领导人王宏坤。在苏振华因被指控为彭德怀集团的成员和试图推翻王宏坤对海军的领导而被清洗之后，王宏坤在海军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张春桥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过去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他接着说，“毛主席制定的这一宏伟计划现在正在付诸实施。我们的海军建设已取得了很大成绩。”王宏坤俨然以海军负责人的身份庄严宣誓：海军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初春时，海军的一位发言人为《解放军新闻》撰写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强调毛泽东指出的“人与武器”的关系。他认为，罗瑞卿“积极散布了军事训练和技术第一的反动谬论，反对毛主席的政治建军路线”。

1968年6月至7月，海军在北京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海军四好连队（单位）的代表。在6月的开幕式上，王宏坤又一次向代表们讲话。他强调会议的目的是动员海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王宏坤说，海军要成为执行政治建军路线的典范。他又解释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王宏坤说，“四好”运动是海军用来同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武器，它成功地“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和罗瑞卿干扰和破坏的一切企图。”王宏坤号召与会者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把“四好”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在他的最后讲话中，他似乎把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摆在了第三位。王宏坤提醒代表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直持续到8月。这表明：在政治与军事训练的问题上，会议一定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或者说有较大的分歧。例如7月份，与会者花费了很多时间讨论部队中政委的工作。有一名副政委因很少同海军轮机兵联系而受到批评。另一些小组讨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联系实际解决技术问题。例如，w级潜艇的一名共产党员汇报了一位轮机兵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如何在暴风雨里修好了通气管阀。该小组还介绍了潜艇在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为了保持隐蔽，如何运用测距仪和罗盘进行艇位推算的技术取得天文方位。

9月初会议结束，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全体代表。他们强调了政治对军事的重要意义。为了强调海军的政治性，李作鹏在闭幕会上发了言。他指出：代表们必须“把海军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必须完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海军的一切光荣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加强技术排外主义、强调海岸防御、并突出政治而牺牲军事训练和战略武器的发展的话，那么，它的目的达到了。

技术的失败

在海军，技术革新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带有政治性的。级别低的非技术人员机械地相信各种设想和革新，而这些设想中有些很明显是有害的。例如，党委从舰艇支队挑选一些舰员组成独立的小型修船所。每当一艘船需要修理时，由所里的工作人员和该船船员组成修理组。修理组负责批准修理经费、决定修理的等级。舰船的维修强调靠自己的人力与物力去解决，专职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被贬低。随之而来的是有意的违章操作，原有的一套规章制度被当作照搬外国修船规章制度的买办洋奴哲学而受到批判。因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型船舶维修政策成了两派斗争的—个焦点。一派主张技术规范化；一派则把它看作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两派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结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技术革新方面没有任何突破。1964年底服役的G级潜艇依然没有武器。潜射弹道导弹试验迟迟不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负责研究和发展导弹和火箭的七机部内部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该部内部敌对两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1958年4月周恩来不得个进行了干预。这样，斗争才平息下来。斗争可能还导致取消了拟将装备中国w级潜艇的巡航导弹的发展计划。据报道，中国准备用苏联的“沙道克”SS一N－3反舰导弹装备它的潜艇，但这些导弹的研制并没有实现。

文化大革命时期建造的都是些老级别的舰艇，而且多数是装备常规武器用于近岸防御的小型舰艇。装备舰队的唯一新型舰艇是“江南”级护卫舰，该级舰没有安装导弹。文化大革命期间有5艘舰服役，但头2艘的龙骨是在1965年安装的，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下水。中国人建成的第一艘原型导弹艇是仿造苏联的携载SS—N一2幂河式导弹的“黄蜂”级和“蚊子”级导弹挺。这一时期中国还生产了一批水翼艇，但数量不多，这说明中国仍在继续进行试验。不难看出，中国人在以最大的努力进行R级潜艇的批量生产，从1955年到1968年共建成了9一12艘。建造最多的是“上海”级快速巡逻艇，从1966年到1969年共建造了60－90艘。

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3年相比较，海军造船成就是比较大的，但它们主要还是以五十年代的技术为基础。综合技术虽有所发展，但其他技术，尤其是辅助技术仍然比较落后。据报道，潜艇定位不上浮，这表明中国还不具备潜望镜六分仪装置。潜艇使用明火燃油炉做饭，这对水下状态来说是很危险的。中国人好象很不重视潜艇的安静性。例如，R级潜艇上甲板有各种设备，艇壳有透水孔，潜艇下潜时噪音很大。

战备训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军部队的战备训练受到很大损失。训练可以看成是一种机械的重复运动。频繁的动员会是训练阶段典型的耗费时间的事情。这么做势必把海军建设成一支毛泽东的机械刻板的部队。以下是一段有关这方面的描写：

舰队出航前的动员会、海军航空兵飞行前的任务讨论会、飞行后的经验总结会、各种行政会、党团组织会都变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海军部队召开的这种经验交流会，参加者多达100人甚至1000人，其中有带头交流经验的领导干部。

1967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或许最能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削弱了海军的作战活动的。当时，美国的海洋研究船“旗帜”号（AGORl，“普书布洛“号的姐妹船）在上海附近、舟山群岛以东大约25海里的公海上活动。在1969年1月美国海军召开的“普韦布洛”号事件听证会上，“旗帜”号前任船长查尔斯·K·克拉克海军中校叙述了中国人企图干涉他的船的经过。他说，“有一次，中国的几艘小渔船围住了我船，我感到他们试图将我们的船拖走或者是类似的行动。它们接近到了5码远。有2艘渔船的火炮比我们的大些。但我觉得我们的炮虽小，但有可能击退他们。”这同一个月以后北朝鲜海军敢于追击“普韦布洛”号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反应是相当克制的，显而易见他们没有出动海军。

同“普韦布洛”号事件相比，“旗帜”号的行动一定会引起某些中国领导人的担心。的确，当领导看到只有海上民兵来保卫海岸地区时，罗瑞卿建设有进攻能力的海军的理由就充足得多。另外，中国海军的一些领导人也指出了南海舰队的力量仍然很薄弱，缺少包括潜艇在内的大型战斗舰艇，尤其是当美军加强在越南的行动，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和东京湾巡弋，几乎无视中国的小型战斗舰艇的存在时，这使得中国人感到十分不安。

清洗

与解放军其它军种的数百名高级干部被清洗或降级相比，海军高级干部的清洗还算少的。只有11名高级将领被清洗。但这足以使海军能与制定的任何政策都保持一致。此外，在这一时期，很可能有许多支持左派的应征入伍的青年被吸收到海军，这对将来会有重要的影响。

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对海军的影响是使海军感到吃紧。它没有进步，而当政治混乱波及海军时，海军好象进入了停顿状态。这就浪费了海军现代化规划中宝贵的时间，也妨碍了许多军官的成长，使他们相信“资产阶级海军”没有什么可学或不应该向其学习这样的一些激进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