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次觉察到它同苏联的边界争吵将成为较大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冲突。这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濒于结束。l969年3月2日，苏联与中国的边队部队在乌苏里江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的目的在于：争夺一个3．5英里的小岛（中国人称之为珍宝岛，苏联人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双方都有不少人在这场冲突中伤亡。北京与莫斯科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苏联称，若中国要发起狂妄的挑衅性行为，将要受到有力的回击。而中国也发出强硬的照会说，若苏联政府坚持武装挑衅，必将遭到中国坚决的回击。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中苏双方在冲突问题上相互继续进行严厉的攻击。同时在其它边境地区也发今了一些小规模冲突，其中包括中国西部的新疆，为了对此作出反应，苏联在边境上部署了大量地面部队，兵力后来达到40一50个师。这就导致中国指责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了“对准中国”的核导弹。

与此同时，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使中同担心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林彪可能开始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他迫切要求减少中国在这一地区所承担的义务。当时，美国已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截至1968年年中为止，美国驻越南的总兵力达50万之多。美国的侦察机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消息也时有所闻，中国对此类事情和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提出了抗议。所有这些几乎使北京的林彪及其追随者变成偏执狂。尽管同苏联出现紧张局势，但由于美国的行动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中国的新闻舆论界出现了谴责美国侵略者的高潮。这并不是林彪的新观点，不过，他关于防御和人民战争的观点似乎稍有改变。当时林彪认为，发展现代化的武器对中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在北面受到苏联的威胁，南面受到美国的威胁。

林彪态度转变的最好证明是1964年至1970年间增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经费。在这期间，中国的国防预算估计由55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7．9％）增加到1970年的120—13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10％）。海军武器的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核潜艇的发展计划已由设计阶段转入组装阶段。同时，常规动力潜艇的年产虽增加了两倍，可能由原来1968年年产2艘提高到l 974年年产6艘。与此同时，进展缓慢的水面舰艇建造计划也受到了较大的重视。1968年和1969年两年又有3艘“江南”级护卫舰下水，从而使该级舰增加到5艘。1969年“黄蜂”级与“蚊子”级导弹艇的建造速度有了惊人的提高，这两级艇年产量已达10艘，这表明，在混乱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内，导弹生产中的问题可能已得到解决。在l 969年年底，一种新型的“旅大”级驱逐舰正在大连红旗造船厂建造。该级舰的首制舰于1970年下水，到1975年又有6艘下水。该级舰体现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技术，它与苏联携带6枚反舰导弹的“科特林”级驱逐舰相似。该级舰还有较强的反潜能力。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研究与发展机构还忙于设计新级型的护卫舰。第一批护卫舰将在1973年全l 974年服役。其中“江东”级护卫舰将试装舰对空导弹。中国批准通过了改装4艘苏联造的“自豪”级老式驱逐舰的计划。l 971年，“自豪”级驱逐舰上的鱼雷都将换成导弹。

在这期间，中国还作出一系列的决定，表明他们对海军战略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的一项决定就是集中发展南海舰队兵力，这对于建立中国海军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及其海军中的威信是一个重要步骤。在几年后的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伦敦的武官同《简氏战斗舰艇年鉴》主编、英国皇家海军上校的谈话证实，林彪调整中同海军的建设计划是为适应扩张政策的需要。

1969年至1971年的外交政策与海军

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中国恢复了同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国的大多数对外关系都是为了对付苏联的活动而建立的，他们的重点是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国的某些外交活动是涉及到海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赋予海军在下列国家履行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对外军事援助。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的一个月之后，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因此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立即联名打电报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祝贺他们给“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一个沉重打击”。电报警告说，如果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的一根毫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遭到彻底、可耻和无可挽回的失败。

中国立即趁阿尔巴尼亚同华约组织决裂之际，于1968年11月派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陪同黄永胜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中将。吴瑞林的出现表明可能将签订一项新的海军援助协定。这次访问后不久，阿尔巴尼亚海军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海军顾问团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以导弹和火炮加强其国家的海岸防御。援助的重点是阿尔巴尼亚萨赞岛海军基地。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该基地防御苏联海军攻击的能力有了加强。

坦桑尼亚与巴基斯坦

中国与坦桑尼亚海军的合作开始于1964年，当时两国签订了一项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在内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协定。一年之后，中国承担了坦桑尼亚海上警察部队的训练计划，并向坦桑尼亚赠送了4艘20吨的巡逻艇。

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援助坦桑尼亚某些项目是为了取得达累斯萨拉姆港的使用权，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跟踪测量船及其他弹道导弹测量设施的正常工作。

1971年，东巴基斯坦被推翻和孟加拉国的成立，对中国企图使用东巴的吉大港的计划是一个打击。1970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一项武器协定，规定中国向巴基斯坦海军提供武器装备。1970年9月25日，巴基斯坦海军司令马扎法·哈桑海军中将访问了北京，可能签定了—项海军援助计划。从那以后，巴基斯坦接受了中国各类的海军援助，其中包括“上海”级炮艇和“湖川”级水翼艇。此外，中国人还多次接待了巴基斯坦海军的访问，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海军院校的学员与教员参观中国海军的舰艇和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和海军代表团也前往巴基斯坦参观该国的海军基地。

斯里兰卡与北朝鲜

据报道，1971年中国就租用亭可马里前英国海军基地保障中国海军舰艇和商船事宜与斯里兰卡政府举行了会谈。斯里兰卡方面表示只同意停靠他们的港口。双方就海军条款没有达成协议，但中国方面对此问题仍然很关心，因为在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中斯两国海军高级代表团进行了互访 。

由于担心苏联在朝鲜的影响，中国加强了与北朝鲜的军事联系。1971年9月，中国与北朝鲜在北京签订了一项新的军事援助协定。与1961年的协定所不同的是，这项协定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北朝鲜海军提供援助。在随后的几年间，朝鲜得到一些上海制造的护卫艇和“R”级潜艇。最后在1972年4月肖劲光将军访问北朝鲜期间举行了协定的换文仪式。

第九次党代会  

在中苏边境地区出现紧张局势以及中国作出现代化决定的同时，中国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1969年4月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是从1968年年底开始的。正如会议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次大会是林彪军人集团和政治激进派谋取权力的阶梯。例如，“九大”当选的170名中央委员与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军队的占了45％（74名中央委员，55名中央候补委员）。其余的名额中革命干部与革命群众的比例大致相等，“革命干部”占28％（58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革命群众”占27％（38名中央委员，35名候补中央委员）。

新组建的中央政治局也令人吃惊。文革前的政治局委员中只保留了9名。在12名新增选的人员中，只有1名以前（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上的）曾任过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夫人和林彪夫人都是新增选到政治局的。林彪的两位党局羽也都进了政治局，他们是海军的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李作鹏进入政治局表明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的地位高于海军司令的地位，肖劲光尽管也是中央委员，但其地位低于李作鹏。

除了肖劲光和李作鹏之外，海军还有7名将军进入中央委员会（2名中央委员，5名中央候扑委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只有肖劲光一人是中央委员。两名新增选的中央委员是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和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中央候补委员是两名政工干部，即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和东海舰队政治委员刘浩天，两名军事干部，即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和北海舰队司令员易耀彩，另一名是海军革命干部代表舒积成。

对立派的反击

“九大”之后，林彪集团的上台对中国其它一些派别是一大威胁。他们的上台在领导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驱使林彪阴谋政变，以至最终丧生。导致林彪集团同其他几位有权势的领导者发生直接冲突的主要是三大政策分歧。军兵种之间的矛盾、地方主义与技术引进。

第一个政策分歧主要是军兵种矛盾和地方主义这种历史问题。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对新技术装备的需求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军费预算，从而损害了一向占有较大军费预算比例的陆军的利益，而且这还涉及到满足各大军区司令要求的问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竭力赞成人民战争，并支持继续发展常规巷器。只要看一下这些人所担任的职务和任职时间就可知道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到1971年，三位最有影响的军区司令——陈锡联、杨得志和许世友分别在沈阳、济南和南京军区任职11年、12年和16年。

1971年各方就新的国防技术装备、经费和随之而来的引进设备问题终于发生了争吵，一些报刊发表了强烈批判重电子工业（导弹、先进武器、前沿防务、有限远洋战略）、轻钢铁工业（火炮、常规武器、人民战争、海岸防御）的态度。

1971年8月，《人民日报》发展的一篇文章指出：

“电子技术是现代化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建设的新技术之一。它与原子技术、喷气技术通常认为是一个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标志。但是，先进和尖端是一回事，基础和中心又是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我国工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其中也包括电子工业），都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然而起带头作用的，起纲领作用的，只能是钢铁工业。”

中国仍然还存在着传统的地方偏见。1976年，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1956年撰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该文指出大汉族主义仍然存在。同时，地方上也存在反对中央集权的势力。

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

第二个政策问题是军队介入内部政治斗争给它带来了一些额外的非军事任务。这是过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罗瑞卿的潜艇训练规定的批判就是削弱舰艇战斗力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就军事而言，1967年所作的缩短战士服役期的决定又是—个错误决策。在苏联重兵压境和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些决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要求，对中国军队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苏美的这些威胁要求海军恢复较高的军事素质和非政治化的状况。事实上，海军似乎于1969年就已执行了这条路线。分析这一年中国的各种新闻报道便可看出，海军政治活动与前三年相比已大为减少。

重新考虑中国的对外政策

最大的政策分歧还是如何对待周恩来精心制定、毛泽东赞同的一项大胆的新的外交方针。这项新的外交方针包括放弃两面对敌、寻求与美国缓和的战略。这表明，中国将继续把苏联看作对中国安全的首要威胁。

林彪及其追随者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从1969年到1971年，报界不时出现强烈批评美国与日本海军在亚洲活动的文章。事实上，基辛格博士1971年首次访华前不久，就开始出现指责美国与日本海军威胁的文章，而基辛格的首次访华正是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铺平道路。其中有一篇文章把美国第七舰队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东南亚地区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有力工具”。该文将美国海军对中国的威胁说成是二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继续。中国国内广播声称：

“自从1950年美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以来，他们经常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对我国构成威胁。美国第七舰队帮助蒋匪遣送武装特务，骚扰我沿海地区。他们还多次派出舰艇与飞机侵入朝鲜与中国的领海与领空，进行各种间谍活动。在侵朝战争期间，美国军舰、飞机对朝鲜进行狂轰滥炸，残杀朝鲜人民。在侵越战争中，他们派出兵力在北部湾（东京湾）对越南北方和南方进行疯狂战争挑衅。他们派遣军舰侵入越南北方领海，炮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妄图以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来威胁世界各国人民。但是，世界各国人民丝毫没有被这种威胁所吓倒。他们早已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海空优势。美国第七舰队对亚洲各国人民欠下的血债迟早要得到偿还。”

林彪还指使他的追随者出来谴责美国。他的参谋长黄永胜经常发表讲话，这些讲话反美要高于反苏。

同样，中国对日本的批评也很尖锐。从1971年5月开始，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关于驳斥日本对台湾东北方向的尖阁群岛的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的文章。后来，又有文章攻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文章指责说，这是旨在在亚洲地区发动新的战争。同年5月下旬，中国还强烈谴责日本当局搞庆祝“海军纪念日”活动，他们认为日本搞“海军纪念日”活动是为了使日本公民怀念昔日“帝国海军的实力”。文章的结尾声明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乡神社”举行典礼前，日本反动派还向与会者每人散发了一张由“全国农村广播协会”灌制的反华唱片，题目叫做“怎样处理日中关系”？唱片以三人对话的形式，恶毒地说什么：不应忘记，美国第七舰队是为了阻止中国武力解放台湾而存在的，“台湾海峡的和平对日本的和平有很大的影响”，等等。这完全是日美联合公报的腔调。

目前日本军国主义为适应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战争政策的需要，以及它本身为了向外扩张，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佐藤政府不久前抛出的第四个扩军计划表明，它的军备目标的重点是加强扩充海军和空军。佐藤、中曾根之流早已把太平洋看成是“日本生活圈”，而且一再叫唤要在“日本四周确保“空中优势和制海权”。今年5月27日前后日本反动派搞的这一系列活动，恰恰说明美日反动派正在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做准备。”

林彪及其未遂政变

上述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对中国权力斗争中各派力量大小的一种检验。林彪集团虽然表面上控制了中国，但实际上很孤立。以周恩来和几个反林彪的大军区司令员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恢复了元气，他们与以毛泽东夫人为首的左翼文革小组联合起来同林彪集团作斗争。他们对林彪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林彪开始暗中策划政变，甚至阴谋杀害毛泽东。

1971年9月，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主要几个阴谋分子企图乘坐空军“三叉戟”要员专机逃离中国，结果飞机堕毁在外蒙古。据后来新闻报道。现场至少发现9具尸体，其中几具尸体带有枪伤。这时，整个中国充满危机的气氛。10月间，中国领导人穿梭般地进出北京。后来空军的飞机停飞了约30天，l0月1日的国庆活动也被取消了，由此可见林彪事件的严重性。

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内，外部世界陆续获悉中国高级领导阶层进行了清洗，除了林彪及其夫人之外，解放军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第—政委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不再露面了。那次的清洗导致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一度空缺，以及对所有的对外政策重新进行严肃的检查。同以往一样，当时那种做法对于海军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