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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学生的出洋，乃为时代的驱使，亦为事实的需要。尤其是光绪五年（1879年）的时候，中日琉球及中俄伊犁的交涉均极棘手，海防随时多事，新海军的创建更是迫在眉睫。因此，在第一批留英学生中的刘步蟾、林泰曾与蒋超英等人回国后，李鸿章当即会同南洋大臣沈葆桢，以“现仅整顿水师，研精船械，规模日扩，百事需才，人数尤不敷分配”为言，奏请续派福建船政生徒出洋，蝉联就学，“以储后起之秀而备不竭之需”。此奏虽得到清廷批准，但此后却长期未能实行，一直拖了两年半之久，方才勉强派出。 分析这次留学生出洋一再拖宕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三点： 其一为沈葆桢的逝世。沈葆桢为海军留英计划的首倡者，不论在船政大臣任上或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均极热心为之推动。不意竟于光绪五年十一月六日病逝，因之使海军出洋之事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柱。 其次是福建当局的消极态度。闽局学生的出洋，经费既由福建担任，学生也由船政挑选。故必赖福建当局的充分合作，始能顺利地进行。然以闽浙总督何璟“于此素不在行”；船政大臣黎兆棠“甫抵船政茫无头绪”；而提调吴仲翔又“把持日久，不肯办实事”。于是乃一味宕延，几乎无人认真办理。 其三，一般人对闽籍学生的印象欠佳。造成此种印象的原因，一为闽人质性文弱，难望其成为良将之才。二为出洋学生过于贪慕荣利，此外，其行为之“轻浮”也予人以不良的观感。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的影响，此次留学生的派遣是历届出洋学生中人数最少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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