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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7至1886的10年之间，我国由于创建近代化海军，先后派遣三批学生赴英留学。合计共有35人。他们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及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除受过数年的基础教育外，且曾分派福建舰队或北洋舰队实习，本已积有相当的海上经验。及其留英期间，或习驾驶，或习炮术，或习航海，或习测量，计毕业于英国著名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者22人，未曾入学而随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作业者13人，经过3年之久的严格训练，其对海军的知识与技术，造诣自然大异于前。回国之后投身于南北洋舰队，或者担任兵轮管带，或者奉命为水师学堂教习，或者被派为练船的教练，不仅对于西方海军科学知识的传授发挥了媒介作用，对于清末海军的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以当时我国装备与训练最佳的北洋海军而论，其中主要干部即大都为该批留英学生所分占。如左翼总兵兼“镇远”管带林泰曾、右翼总兵兼“定远”管带刘步蟾、“济远”管带方伯谦、“靖远”管带叶祖珪、“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威远”练船管带林颖启、“康济”练船管带萨镇冰；“定远”副管驾李鼎新、“靖远”帮带刘冠雄、“威远”操练大副陈兆艺以及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等均为其中的佼佼者。甲午战后，我国的海军几乎解体，负责重整海军的叶祖珪、萨镇冰、沈寿堃等人也是这批留英学生。民国成立以后，刘冠雄、萨镇冰与李鼎新等三人且曾先后出任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及海军总司令之职。其地位的重要与尊崇可想而知。清末民初之际，正值我国政局转变时期，以海军地位的特殊，虽未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态度的趋向却有相当的影响。不意彼等或以过分的持重而不敢轻举妄动；或以养尊处优而珍惜个人的地位财产；或以仅知军事而对于政治认识不够，结果却始终站在反革命的一面。始则效忠于清廷，继又用袁拥段。不论革命，反袁、护法、北伐，此批留英的海军宿都很少参与，诚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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