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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何曾要杀丁汝昌 ——丁汝昌早年生涯的一段史料证谬 孙建军 丁汝昌年轻时,从李鸿章、程学启在江苏镇压太平军,“合肥刘庄肃铭传领铭字营,同战四江口,见其骁果,异之,乞置帐下。”后又“从剿东捻”,“东捻平,又从剿西捻,屡击败之。”“西捻平,论功擢总兵,赐号西林巴图鲁,赏穿黄马褂。”“时议裁兵节饷,刘欲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汝昌时别屯,陈书抗议。刘怒其梗命,将召至而戮之。有相告者,汝昌亟率亲信十二人乘马驰归里。”“家居数年,金尽,走天津,乞傅相直督李公畀一差。李相曰:‘省三与尓有隙,我若用尓,则与省三龌龊矣。尓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欲立海军,令人统率,尓如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当以此任相属。’汝昌避席曰:‘谨如命’。”① 这是陈诗②《丁汝昌传》里讲述的有关丁汝昌早年与刘铭传纠葛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刘铭传要裁、要杀丁汝昌。尽管未给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陈诗揭出的这一情节,仍被人很是相信,并在后来的学者和小说家们的笔下广为流传着。戚其章《<清史稿·丁汝昌传>订补》一文③,对陈诗的《丁汝昌传》几无所疑;其笔撰的《甲午战争海军人物传·丁汝昌》里,更几乎是照搬: 1862年(同治元年)“5月,淮军七千人全部抵达上海,……当时,刘铭传领铭字营,见汝昌‘异之,乞置帐下’。……1864年,汝昌擢副将,统先锋马队三营,随刘铭传参加镇压东西捻军的战争。1868年,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朝廷有裁兵节饷之议,刘铭传欲裁减三营马队,置汝昌于‘闲散’,引起汝昌不满。时汝昌率队另驻一地,致书刘铭传表示抗议。刘铭传怒其梗阻,拟‘命将召至而戮之’。有人预将消息相告,汝昌驰归巢县汪郎中村家中,得免遭祸。”“家居数年,境况愈益窘困,乃去天津见李鸿章。是时,李鸿章适奉旨布置海防,筹建海军,正在物色海军将才,……于是谓汝昌曰:‘省三与尓有隙,我若用尓,则与省三龌龊矣。尓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欲立海军,令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④ 内容更加丰富、生动的说法,可见于夏冬波先生的论文《刘铭传与丁汝昌关系初探》: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兵节饷,刘铭传打算裁去丁汝昌所部马队三营,将他置于闲散。在‘兵为将有’的年代,丁汝昌表示了强烈的抗拒。‘汝昌时别屯,陈书抗论,刘怒其梗,命将召至而戮之。有相告者,汝昌亟率亲信十二人乘马驰归里。’刘铭传的暴烈脾气是众人皆知的。丁汝昌的致书抗争,差点丢了性命,幸亏有人相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章见到丁汝昌这位淮军旧部将,叙及剿平粤捻各逆之事,高兴之余,感慨万千,并推心置腹地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龉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欲立北洋海军,乏人统率,尔如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当以此任相属。’汝昌避席曰:‘谨如命。’……丁汝昌就这样留在了天津。”⑤ 在上面这个绘声绘色的故事里,丁汝昌与刘铭传的矛盾继续得以展开和渲染。这件事不仅为李鸿章所知,而且李鸿章还为了丁汝昌而与刘铭传捉起了迷藏。丁汝昌何许人也!刘铭传居然敢于向以为在职高级军事将领开刀,而丁汝昌这位高级军官似乎没有向任何一位上级官员告假即不辞而别地逃亡,李鸿章竟然不惜开罪刘铭传而使用丁汝昌,难道这些不叫人奇怪吗?但,这个故事不仅无人异议,还在衍伸着。丁汝昌和刘铭传关系在夏冬波先生上述论文中继续演义并有评说: “一个个人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一个海军重要人选的人事安排。其实,当时丁汝昌并不是海军统领最佳人选,可以说,当时很难找到海军统领的最佳人选。但是,正是由于刘铭传在淮军中的极大影响和声望,使得李鸿章对丁汝昌这位老部下不好安置,只好与之分道扬镳。尽管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优点颇多,但李鸿章拟用丁汝昌统领海军最初的诱因,是‘省三与尔有隙’。即:丁汝昌与刘铭传之间的个人恩怨矛盾。丁汝昌从此由一名陆军将领,走上了统领北洋海军的道路,避免了去西北的苦差,也为自己后半生创造了全新的军旅生涯,成就了丁汝昌人生中的第二次转折。” ……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台湾后山发生‘番社’叛乱事件……丁汝昌于七月二十日(8月27日),在基隆会见了刘铭传。两人同心同德,重归于好。在北洋海军的帮助下,丁汝昌身先士卒,海陆夹攻。八月初五日(9月10日),丁汝昌率“致远”到卑南,卸两尊舰炮上岸,助刘铭传部陆军攻剿。” …… “52岁的丁汝昌经历了9年的海上生活,……终于被任命为海军提督。北洋海军此时已成为远东和亚洲地区居第一位的海上力量。此时的丁汝昌也达到了他人生中第二个辉煌的顶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刘铭传的‘分道扬镳’有关。”⑥ 我们知道,1868年(同治七年)“西捻”被镇压,铭军确曾裁撤马队1营⑦,但此后长期作为李鸿章的王牌主力部队与其它营头区别对待,一直到1877年(光绪三年)只有分防各地、却并无裁撤⑧,尤其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并无铭军裁减之事⑨。如何就来一个“刘欲裁马队三营”呢?对于上述这个情节,我是大表怀疑的。 丁汝昌的早年经历罕有见诸史料记载,今之治史者述及其早期经历,大多使用一些口碑材料,殊不准确。相对来说,刘铭传的情况要好一些。我们让刘铭传来告诉大家,1874年(同治十三年)前后,自己在干什么。在刘铭传自报的《咨吏部履历》中,是这样说的: “七年,奉调统领各军,于山东荏平地方,剿平张总愚大股捻匪,直、东肃清。七月初十日奉上谕:‘提督刘铭传,着由三等轻车尉晋为一等男,钦此。’是年因病请假。 八年,呈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开缺。奉上谕:‘刘铭传着准其开缺,钦此。’ 九年,天津教案,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调,奉上谕:‘刘铭传着即赴天津,钦此。’十月,奏请陛见。初四日奉上谕:‘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着督办陕西军务,钦此。’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即行请训,钦此。’初六日陛辞。十一月初六日到陕。 十年,因病请假,并请开去差事。九月十六日奉上谕:‘提督刘铭传着赏假三个月,所统铭军交提督曹克忠接带,钦此。’十年十二月,曹克忠、王家璧先后奏参,暂行革职。十三年,奉特旨:‘已革提督刘铭传着赏还原官,钦此。’ 光绪六年,奉旨到京,召见后因目疾请假,到津调理。七年正月,续假回藉。 十年,奉旨:‘刘铭传着来京听候差遣,钦此。’五月二十九日到京请安。闰五月……十二日请训召见,陛辞出都。二十四日到台。”⑩ 有了刘铭传的这份履历,我们再寻觅一下丁汝昌在这一阶段的行踪。 1867年5月26日(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上《各军追贼黄安铭军迎击大胜折》: “十二日自紫潼河向北拦截,……刘盛藻督部过河,赖逆率众迎拒,冯汝霖、丁汝昌击败之。”[11] 同年11月30日(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李鸿章在《查明枪毙任柱情形并铭军保案》中又提到 “据刘铭传文称:十月二十四日追抵赣榆城下”,击毙捻首任柱。“据刘铭传核实,开保请奏前来,相应吁恳天恩附准给奖,以示激劝,……副将衔尽先游击丁汝昌均拟请赏加勇号。……丁汝昌并请以参将补用。……”[12] 1871年2月25日(同治十年正月七日干州发),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时,在陕西干州给朝廷上《宁灵回寨收复陕北防务已松并陈陕北防剿情形折》: “臣于移驻干州后,曾拨记名总兵丁汝昌、蒋希夷等,各率马队百余名,分往延安、定边一带,察看地势。……”[13] 第二年11月8日(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上《刘盛藻赴陕接统铭军折》: “……昨据驻防长武铭军统带丁汝昌禀称:甘军杨世俊所部奇营红白旗马队,在马营监溃变,裹胁颇众,由秦州东窜清水,欲犯陕疆。……”[14] 1875年所立的陕西彬县《重修大佛寺碑记》中,记述了刘盛藻、丁汝昌等铭军将领捐资重修大佛寺的事迹,在“功德主名单”上丁汝昌全称为“钦加提督衔遇缺题奏总镇统领铭右全军协勇巴图鲁丁汝昌”: “……正与驻防水簾洞统带淮军马队潘协戎万才商议,劝捐修整,适总统淮军六安刘方伯盛藻自乾抵邠阅所部……允以淮军独任其举。即饬营务处阎观察光显、丁提督汝昌、潘协戎万才……偕予董其事……渐次落成。……钦赐花翎四品衔即用知府特授邠州直隶州知州吴钦曾撰……光绪元年岁次乙亥清和毂旦立石。”[15] 要找寻丁汝昌入海军前的资料,不啻于大海捞针。我们能够寻觅到的东鳞西爪般的片段,也就是上引几份史料,但已足以说明问题。 首先,排除了“捻平”之际或之后刘铭传要裁要杀丁汝昌、而丁汝昌逃归家乡的可能。因为丁汝昌“捻平”之后依然在军中,直到陕西“剿回”期间,仍在刘铭传的驱遣之下。 再次,这些史料告诉我们,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期间依然没有发生要裁要杀丁汝昌、而丁汝昌逃归家乡的事情。因为1871年(同治十年)刘铭传请假“开去差事”回乡、将铭军交由曹克忠统带,并于年底被参革职,而丁汝昌于一年后的1872年11月(同治十一年九月)仍在军中尽职守于陕西长武,直至1875年(光绪元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丁汝昌活跃在铭军的身影。 那么,会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吗?陈诗并未告诉我们刘铭传要裁要杀丁汝昌事件的具体时间,戚其章先生将其明确为发生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而刘铭传恰好这一年“奉特旨”而“赏还原官”,这就有了新的可能。 要消除这个疑问,我们需要看清楚此间刘铭传是否回到了军队和正在干什么。 首先,我们看刘铭传是否回到铭军。1874年7月23日(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十日)李鸿章因日本侵犯台湾,上《派队航海防台折》: “伏查此次日本构兵生番,焚掠牡丹等社,实属显违和约,妄启衅端。……查甘省现早肃清,陕境防务已松,拟请旨饬下陕西抚臣,速饬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拨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口策应。”[16] 1875年5月13日(光绪元年四月初九日),李鸿章上《刘盛藻回藉终制片》: “布政使衔遇缺题奏按察使刘盛藻,自同治十一年冬间,遵旨赴陕接统铭军,实力整顿,克成劲旅。……上年,日本构衅生番,经臣奏派记名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洋枪队十三营赴台防剿,并调刘盛藻迅统军马步各营,驰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扼扎,以备南北海防,策应该军抵防。……复据该臬司吁恳回藉终制等情请奏前来。……前次丁忧留营,本因陕防吃紧,兹该军檄调东来,军务稍松,自应钦遵前旨,准暂回藉终制,以遂孝思。所遗铭营,查有记名提督刘盛休,相诚勇敢,晓畅戎机,前曾代统铭军,经理营务,办理妥协,将士亦深悦服,堪以委令接统。”[17] 显然,刘铭传虽然赏还了原官却并未回到军中,铭军“自同治十一年冬间”以后就一直由刘盛藻、刘盛休在统带[18]。丁汝昌要“梗命”,“梗”得也只能是刘盛藻的命。那么,刘铭传此期间在干什么呢?这也是需要我们弄清楚的。 1874年5月15日(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李鸿章《复刘省三爵帅》函中讲到: “执事投闲楗户,课读教耕,实为难得之境,来年得暇,或乘输船北来一唔,借慰饥渴。”[19] 1880年11月26日(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又在《刘铭传力疾赴京片》中称: “该提督……退归十载,养精韬晦,意气顿平……”[20] 李鸿章的这些官话,可由《刘壮肃公家传》和《刘壮肃公神道碑》补充证明。《刘壮肃公家传》中称: 1874年(同治十三年),刘铭传已经开缺回乡。这位开缺回藉的前任提督,正在家“自号大潜山人,莳花木竹石,筑盘亭以庋克常州时所得周虢盘,围棋赋诗,若将终身焉。”[21] 而《刘壮肃公神道碑》也称: “自是海内承平,公独宝古周盘,筑亭大潜山,抵要人不悔。尝角巾往来秦淮上,乐诗歌琴管十年,倏然若忘天下。”[22] 由上,我们不难看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刘铭传正在家乡诗歌琴管、莳花赏盘,他的人生轨迹并未与丁汝昌相交,非但没有交集,连切点也没有。一位在乡的卸任直隶提督本来“意气顿平”了,何以竟胆大包天地要杀一位在职的军队高级将领,这个玩笑可开大了!这个情节若写入小说、编入电视剧,会增加“票房”,但作为史料就不能当真。对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刘铭传要杀丁汝昌的说法,我们最好还是加一注:“该情节纯属无稽,如有引用,不可当真。” ① 陈诗:《丁汝廷军门传》(《丁汝昌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版,第381~382页。 ② 陈诗(1864—1943),字子言,号鹤柴,庐江县马厂乡石虎村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祖、父辈在广东做官)。光绪四年(1878)随父归里闭门自学,好诗,“见人佳句,若已有之,勤抄不倦,积久成帙”。得同里士张瑞亭的教诲,使其学业不断进步。光绪二十五年(1899)旅居南京、上海,受文廷式(珍妃之师)、郑孝胥等名家指点,愈益长进,诗句颇得文的青睐,被民国初年的《诗坛点将录》列为108名诗人之一。 民国22年9月,安徽庐江县长汪培实曾成立文献会,以香花墩(即今县招待所三部)为会址,“即兴修邑乘之权舆”,因日军入侵,“事变中辍”,仅有陈诗撰《庐江县志稿》的《庐江疆域考》、《名宦传》、《丁禹廷军门传》(《丁汝昌传》),石印稿存上海图书馆。 ③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94~413页。 ④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10~311页。戚其章新着《走近甲午·探访丁汝昌身世之谜》(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21页)仍继续讲述着这个故事。另,上述故事还可见于,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论集·论丁汝昌》,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印行,第205页;刘敬坤:《丁汝昌》,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8、10页;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丁汝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12月版,第275~274页。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100页。 ⑤ 《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合肥: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秘书处,2005年10月印行,第175~176页。 ⑥ 《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合肥: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秘书处,2005年10月印行,第175~176页。 ⑦ 《会筹分别遣留各军折》(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1),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07~508页。 ⑧ 关于铭军之议裁、分防及调防,详细的考证可见,王尔敏:《淮军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881年2月版,第352~357页;樊百川:《淮军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229~233页。 ⑨ 1878年(光绪四年),铭军裁撤4营,但此事与丁汝昌无关,他已于前一年入海军了。见,《淮军裁勇就饷折》(光绪四年八月十八日)、《淮军军需报销折》(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奏留丁汝昌片》(光绪五年十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2),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036~1037、1172~1173、1113页。 ⑩ 《咨吏部履历》,刘铭传着、马昌华、翁飞点校:《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549~553页。 [11] 《各军追贼黄安铭军迎击大胜折》(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1),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92页。 [12] 《查明枪毙任柱情形并铭军保案》(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1),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27~428页。 [13] 《宁灵回寨收复陕北防务已松并陈陕北防剿情形折》(同治十年正月七日干州发),《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0~11页。 [14] 《刘盛藻赴陕接统铭军折》(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全集》(2),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705页。 “记名提督杨世俊部马队(多为降捻)不愿西征,在甘肃安定通渭一带哗变东南走(10,8在陕西麟游一带为铭军收抚)。”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3年3月版,第568页。 [15] 该碑立于陕西彬县大佛寺护楼东侧碑廊。碑文参见,常青:《彬县大佛寺石窟所见清提督丁汝昌事迹铭记》,《文献》1997年第4期(总第74期),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63~265页。 [16] 《派队航海防台折》(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十日),《李鸿章全集》(2),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09~810页。 [17] 《刘盛藻回藉终制片》(光绪元年四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2),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第848页。 [18] “十一年调赴陕西,接统铭军。十二年闰六月间讣丁父忧,恳请回籍受制,奉旨:现在甘省军务未竣,著将陕防事宜照常办理,伊父刘大全著加恩赏给一品封典。嗣以甘省肃清,恳请终制奏,奉硃批赏假两个月,遵即回籍营葬,依限回营。十三年调扎山东济宁。光绪元年,交卸回籍终制。”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79页。 [19] 《复刘省三爵帅》(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5),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644页。 [20] 《刘铭传力疾赴京片》(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3),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09页。 [21] 程先甲:《刘壮肃公家传》,《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526~531页。 [22] 《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台湾巡抚合肥刘壮肃公神道碑》,《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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