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彼得堡许使：南北洋无新式快船殊难制敌，奉旨转电尊处，向德厂询明现成合用快船，即与议价添购，包送来华等因。已嘱龚在英密办，尚无成议，公于此事，讲求有素，如有现成能行廿余迈之船，快炮、雷筒俱备，设法包送，议价若干，示复。鸿。”[1]

日耳曼的土耳其军舰

 丰岛海战爆发后不久，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战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多次提出的添购快船、快炮的请求，终于随着战火的燃起让清政府真正感受到了迫切性。1894年8月2日，清廷谕旨拨款200万两银用于购买军舰，眼见有了确实的经费支持，此前已经秘密通过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国寻觅现成军舰出售信息的李鸿章，很快又致电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委托这位清末官场中罕见的海军专家在德国也帮助寻找现成可以出售的军舰。

许景澄，字竹筼，浙江嘉兴人，早年曾经手处理过“定远”级铁甲舰、“济远”级穹甲巡洋舰、“经远”级装甲巡洋舰的购造事务，在购办军舰方面较其他外交人员更富有经验。加之许景澄本人对舰船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出使德国期间还曾经亲力亲为，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世界海军年鉴——《外国师船图表》，体现了其对于近代舰船的发展脉络、潮流有较深刻的把握，这种特长，在当时中国高层官场上，几乎是无人能出其右的。由许景澄负责在海外寻觅军舰出售的信息，无疑是专业对口的最恰当安排。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李鸿章感到有些奇怪，接到十万火急的电报后，许景澄表现出的反应态度却看似并不积极。清末因为外交人才匮乏，处在清流顽固派的极端舆论监控中，与洋人打交道是很容易引火烧身的事，很少有官员愿意担负出使外国这样的差使，很多当时派驻外国的公使往往不得不一人身兼出使多国的职责。从1891年起，为处理俄国染指中国领土帕米尔而引发的外交争端，同时担负有出使俄国任务的许景澄就开始频繁往返于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与俄国政府不断进行交涉。1894年8月，正值许景澄在彼得堡谈判中俄帕米尔边界问题时，对李鸿章打听德国有无现成军舰出售的委托，无疑一时鞭长莫及，难免外在给人感觉有些反应迟缓。

11日发出电报后，李鸿章在14日的早晨等到来自圣彼得堡的回电，许景澄电称此前委托订购海军用开花弹的事情已经交待使馆人员在德国办妥，“枪、船二事”需要等待秘密访谈后再作报告。[2]时间延至8月17日，因驻英公使龚照瑗只买到了1艘鱼雷炮舰，并没有找到大巡洋舰出售的情报，对中日战局忧心忡忡的李鸿章连日等不到许景澄的消息，急忙再度电报询问，“日快船大且多，龚访购，无合式大快船，嘱密商妥办。”[3]又等了几天后，8月20日，直隶总督衙门终于收到圣彼得堡有关探访军舰出售消息的来电，不过，当李鸿章拿起电文时，眼前的文字犹如一盆冷水迎面泼来：“遵询伏厂及他厂，均无现成快船出售……澄。巧。”[4]

许景澄的直率坦白令李鸿章多少有点对这位公使感到灰心，再未就寻购军舰一事继续询问许景澄，急于购得现成军舰的李鸿章立刻将目光调整到北洋海军鱼雷教习福莱舍和信义洋行推荐的德国驱逐舰上，忙着打听其他军舰出售的消息去了。

对“均无现成快船出售”的消息，许景澄其实并不甘心。9月3日，在圣彼得堡搭乘火车，许景澄匆匆赶回德国，此前的军舰出售情报基本属于柏林使署工作人员打探的结果，许景澄决定自己亲自再踏访一遍。[5]寻访者身份的不同，似乎也会带来访问结果的差异，9月8日沉寂已久的柏林－天津电报线传递了一份特殊的电报，许景澄来电的内容令李鸿章颇感意外，电文称已在德国找到了可以出售的现成军舰。

许景澄获知的情报来自于两家德国船厂，其中与李鸿章想要获得大巡洋舰的需求相符合的情况，由司旦丁的伏尔铿造船厂提供。与中国交情深厚的伏尔铿造船厂称可以帮助赶造穹甲巡洋舰，以最快速度需要7个半月工期。

另外的一则情报来自当时中国人并不熟悉的德国日耳曼船厂（Schiff und Maschinenbau Germania），日耳曼船厂称有1艘可以转售的现成军舰，不过并非李鸿章想要的巡洋舰，而属于是鱼雷炮舰。

坐落在德国基尔附近的日耳曼船厂创建于1867年，虽然在当时的德国造船界内尚不属于自甘平庸之辈，但船厂的经营并不理想，曾一度经历破产的窘境，连带而及船厂的名号并不响亮，远远不如多年后并入克虏伯公司时的名气。许景澄从该厂得到的初步询问结果是，“日耳曼厂代土国造鱼雷炮船将成，可商”，即日耳曼船厂有一条即将完工的土耳其鱼雷炮舰可以转让，考虑到李鸿章曾专门强调过想要买大快船，许景澄担心李鸿章会对自己报告与之显然无关的鱼雷炮舰出售信息感到不满，特别在这条信息后做了条注释“然只八百吨，恐不合用。”表示自己知道这艘船不是李鸿章最想要的种类，只是聊备参考而已。[6]

事显突然，接到报告后，李鸿章对伏尔铿7个半月才能造成的穹甲巡洋舰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反而对现成的土耳其鱼雷炮舰感了兴趣。中日战局紧迫的形势下，任何现成的小军舰都要比画在图纸上的大舰来得更有意义一些。李鸿章连番打听、追问下，许景澄最终汇齐了土耳其鱼雷炮舰的全部情况。

日耳曼船厂当时正在建造的这艘土耳其鱼雷炮舰舰名为“北郎度雅”（Pelengi-Deria），属于土耳其海军在90年代末集中订购的鱼雷炮舰之一，同级还有1艘姊妹舰“尼美”Nemet。军舰排水量850吨，舰长75米（垂线长约71.99米），宽8.26米，吃水2.92米，航速18节（许景澄报告为22节），按照设计，将装备4.1英寸口径速射炮2门，57毫米口径哈乞开司机关炮6门，14英寸鱼雷发射管3具。该舰1891年铺设龙骨开工，此时正在进行舾装等后期工程。日耳曼船厂初步报价65000英镑，运输费用和弹药、鱼雷等装备价格除外。

得到消息，李鸿章立刻据此上奏，时值大东沟海战过后不久，且德国并未公开禁止中国购买军舰，由此从德国转购军舰的意义格外重大。9月23日，清廷以极快的速度做出决策，发出上谕批准购买，“著李鸿章电询许景澄查明，如实系精利，即行订购，钦此。”[7]

眼看即将迎来史上第一个中国订单，日耳曼船厂的东家满怀欣喜，在那个时代，中国政府购买军火装备时付款的诚信度，在海外是人所共知的，相比起付款拖拖拉拉的土耳其（“北郎度雅”的同型舰“尼美”，日耳曼船厂先将舰体造好拆解运往土耳其指导组装，因为土耳其始终没有付清舰款，一怒之下的日耳曼船厂拒绝为其供应动力等关键装备，以致这艘军舰夭折在土耳其的船台上），中国绝对属于是优质客户。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的是，这时的日耳曼船厂还没发现，正有几双妒火中烧的眼睛在注视着它。转售土耳其鱼雷炮舰的活动，在最后时刻突然出现波折。许景澄向李鸿章报告了与日耳曼船厂具体商谈的结果，日耳曼船厂在签约临头的时刻，对如何运送这艘军舰去中国交货仍然没有什么主意。恰在这时，风闻中国将要在日耳曼船厂购买军舰，眼红不已的伏尔铿船厂不甘心坐视订单流失，通过与李鸿章交往密切的信义洋行经理满德传递信息，告知伏尔铿厂也有一艘鱼雷炮舰可以出售，而且可以负责包送中国。两相比较，李鸿章认为伏尔铿厂名气远比日耳曼船厂响亮，而且和中国有良好的合作经历，与它交易更有把握，于是紧急刹车、改道，电告许景澄暂时搁置与日耳曼船厂的交易，改与伏尔铿船厂协商购买鱼雷炮舰。

“顷伏尔铿电，其经手人满德云该厂有猎船待售，尺寸、吨数较大，包送有把握，名厂似更可靠，已电嘱该厂赴馆详细密商。日厂或暂延宕。鸿。”[8]

作为后话，李鸿章根据船厂名声大小做出的这一抉择，被后来日耳曼船厂发生的一件事证明是完全正确的。1895年5月22日，“北郎度雅”轮机试机时突然发生锅炉爆炸，大片上层建筑被炸得面目全非。从日耳曼船厂虎口夺食的伏尔铿，多年之后遭遇冤冤相报，19世纪末日耳曼船厂被并入克虏伯公司，从此成为风头压过伏尔铿的德国著名造船厂，抢夺走大笔伏尔铿的造船生意。

“飞鹰”出世

遵照李鸿章的指示，信义洋行经理和伏尔铿的工程师赶往柏林，到中国公使馆上门推介。1894年10月1日，伏尔铿船厂推销的鱼雷炮舰情况便随着许景澄的报告到了李鸿章眼前。

仅仅从参数来看，伏尔铿船厂提交的方案和日耳曼船厂的土耳其鱼雷炮舰显得十分相似，都是排水量800吨以上的军舰。伏尔铿鱼雷炮舰计划装备100毫米火炮2门，机关炮8门，鱼雷发射管3具。不包括武备在内的船价58800英镑，较日耳曼船厂的土耳其炮舰便宜，签约后5个月完工，届时将交付分段散件形态的军舰，负责协助运往中国。采用散件形式交付，可以尽可能地缩短在德国的工期，还能避免这种小军舰在海上航行时容易发生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此举能规避可能很快就会出现的禁售军火限令。[9]

清末海军时代的“飞鹰”，后桅顶部不同寻常地悬挂着英国海军旗，推测拍摄于回国途中与英国海军互致敬意时

伏尓铿船厂提出的短短五个月时间工期，如果是从头开始建造1艘800吨的鱼雷炮舰的话，显得过于高效，根据一些国外学者的判断，这艘军舰还另有玄机。之所以许景澄巡访时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么一艘现成可以出售的军舰，是因为她是伏尓铿自己挪出转售的一艘别国订购的军舰。这艘伏尓铿鱼雷炮舰原本是西班牙政府的订单，尚处在开工不久的在造状态。[10]回望西班牙海军的历史，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班牙海军进行了一场大举扩充舰船武备的行动，这一时段大量购、造的舰只中，的确能够找到与这艘伏尔铿鱼雷炮舰参数相近的同类军舰。中国人的问津，使得这艘军舰的命运发生了偏转，否则她的身影很可能会出现在几年后的美西战争中。

得到确切消息后的李鸿章，对伏尔铿军舰的参数和工期等情况表示满意，进一步指示许景澄探明连带各项武器、弹药和设备的全价，“炮药弹配足，雷要新式，六电灯，全价若干，速复”。[11]最终报明，100毫米炮连带1000发炮弹，总价189656马克。机关炮改为6门，如果选用47毫米口径的格鲁森炮，连带5000发炮弹，总价181000马克，如果换成37毫米口径的哈乞开司机关炮，可以减去40000马克。鱼雷发射管连同6枚鱼雷，总价8720马克。李鸿章提出的6座探照灯的想法，伏尔铿厂建议建议只用2座，需要从英国购买，总价1300英镑。

1894年10月8日，李鸿章电示许景澄，除因格鲁森47炮中国无法自制炮弹，要求换成哈乞开司37毫米单管机关炮外，其他“均照购”，同日电报总理衙门，请示批准购买。根据许景澄谈订的合同，鱼雷炮舰船价分为合同签订、工程进行过半、交船时三个时间点三批支付。鱼雷、火炮等伏尔铿不能自制、需要向其他厂订货的弹药装备，按订造和工程过半两个时间点分两批支付。10月15日李鸿章通知驻英公使龚照瑗，要求从购买“飞霆”后剩余的进口军火专门款项中汇款24000英镑和200000马克给驻德使馆，6天后许景澄汇报“伏厂猎船已立合同，限五个月，海口装箱。”[12]继“飞霆”之后，甲午战争的硝烟中，中国又增购了1艘鱼雷炮舰。

由于德国发展大型鱼雷军舰的历程有所不同，伏尔铿的鱼雷炮舰与“飞霆”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鱼雷炮舰这类大型鱼雷军舰的建造领域，德国起步非常早，不过走的却是一条与英、法等国迥异的发展道路，以至于德国海军在发展鱼雷兵器的道路上，自身实际并没有鱼雷巡洋舰和鱼雷炮舰这一专门的舰种分类。

比英国建造首艘大型鱼雷军舰“独眼巨人”略早，1876年德国建成了首艘突破千吨的鱼雷军舰，排水量1152吨的“戚吞”（Zieten）带有风帆飞剪船的风韵，外形古朴无华，不过船上的主要武器配置却前卫得惊人，最初这艘军舰只配备了2具381毫米鱼雷发射管，再没有其他任何武器，把鱼雷作为唯一的武器，犹如是一艘鱼雷兵器验证舰。

然而新创的大型鱼雷军舰，在德国却没有发展成为鱼雷巡洋舰、鱼雷炮舰这一舰种。当时德国海军的规模比不上英、法等海军大国，可海外又有不少殖民地需要大量外派军舰巡防捍卫，“外府广营，不能无藉于兵”，对外派军舰提出了极为迫切的需求。[13]国家利益的需求，决定了海军的发展方向，德国海军把对付小鱼雷艇的使命完全赋予给大型出海鱼雷艇，至于排水量在1000余吨的大型鱼雷军舰则也当成是巡洋舰，具体定位为平时可以“周莅属部”，战时可以快速布署到海外领地，也可以在海战中充当侦察、报信的多面手飞毛腿舰种，即巡洋舰中的Aviso，日本译为“通報艦”，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的翻译更为精准，称为侦报舰。德国的这类侦报舰，近似于英、法等国的鱼雷巡洋舰，可英、法等国大型鱼雷军舰的另一个分类——鱼雷炮舰，在德国本国海军中却没有任何与之对应的舰种。这种特殊的发展历程，导致在为海外客户设计他们所需要的鱼雷炮舰时，德国版的出口鱼雷炮舰不仅设计得吨位较大，很多地方还能流露出巡洋舰、侦报舰的特征。伏尔铿转售给中国的这艘鱼雷炮舰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例子，使得与英国带有驱逐舰血统的“飞霆”显得完全不同，相映成趣。

配合英国鱼雷炮舰“飞霆”的舰名，李鸿章后来仍然用“飞”字号给这类高速军舰命名，伏尔铿鱼雷炮舰得名“飞鹰”，英文舰名H.I.C.M.S Fei Ying。根据一些有关清末海军的档案文献记载，“飞鹰”舰完成后的各项参数较最初伏尔铿厂报价时存在有些许区别，显得更为细节具体。“飞鹰”舰最终的排水量850吨，与日耳曼船厂那艘土耳其鱼雷炮舰完全一样。军舰的舰长79米，宽8.71米，吃水4米，体形较大。动力系统装备8座英国亚罗（Yarrow）船厂生产的新式水管锅炉，2台立式蒸汽机，功率5500马力，双轴推进，航速可以达到22节（一说24节），煤舱载量170吨，续航能力一般。

德国海军巡洋舰“格爱富”，与中国的“飞鹰”在外观上颇多神似之处

较之单纯枯燥的数据，“飞鹰”的外观形象带给人们的印象要深刻得多。“飞鹰”的设计模仿自德国2230吨的巡洋舰“格爱富”（Greif），采用首尾楼船型，全舰俯视总体上呈现出船尾尖、船头钝的奇特形状，850吨的军舰拥有70多米的舰长，又显得军舰极为瘦削。“飞鹰”舰首带有撞角，首楼甲板采用和“格爱富”乃至中国自造的“广乙”级鱼雷炮舰类似的龟甲状设计，利于高速航行时漫上首楼甲板的海水快速退去。首楼之后的主甲板上，赫然耸立着4座烟囱，使“飞鹰”成为中国海军史上烟囱最多的军舰，2桅4烟囱的形象也成为辨识“飞鹰”的绝佳特征。

“飞鹰”的武备中，最后充作主炮的是2门105毫米克虏伯速射炮（一说口径120毫米），分别安装在首尾楼甲板上，在前主炮前方还有一道防浪挡板。6门哈乞开司37毫米机关炮分设在军舰两舷，为使得这些火炮不过多占用狭窄的舰面空间，舷侧专门增设了6处略突出舰体的耳台，用作机关炮的安装位。“飞鹰”共装备3具14英寸口径鱼雷发射管，1具位于舰首船体内，另2具分别安装在露天甲板的两舷，具体在接近2号和3号烟囱中间位置的舷侧，附近舷墙上各有一块挡板，使用鱼雷兵器时先打开折倒挡板，再将鱼雷发射管转出。

由上述可见，除去体量较大外，航海性能必然高于小军舰之外，“飞鹰”的武备配置、航速都与英国造的鱼雷炮舰“飞霆”大致相当，不过虽然同名鱼雷炮舰，带有德系侦报舰血统的“飞鹰”外观上更像是艘小巡洋舰。

归航·易帜

合同约定5个月的各项建造工作，在1895年2、3月间接近尾声，“飞鹰”舰各分段、组件相继完成。此时，恰好也到了甲午战争的落幕期。战局的大势已去、议和在望，已经使得外购军舰的归国不再具有多少现实迫切性，尤其像“飞鹰”这样一艘还处于散件状态的军舰。李鸿章最后决定，既然事机已不紧张，与其等到运回国后再行费事组装，不如一并由伏尔铿船厂在德国组装合拢完毕。经许景澄谈判，“飞鹰”舰体合拢工程以15万马克成交，约期4个月告成。[14]

甲午战争结束后，兵败威海的北洋海军被清廷撤销编制，所有弁兵遣散，官佐一律革去职务。仿佛是不想让中国海军这个来之不易的火种骤然被扑灭，就在“飞鹰”舰合拢期间，李鸿章就这艘军舰的回国方式有了一个新的谋划，决定不再要信义洋行负责包送到华，改为借机起用一批北洋海军官兵，派往德国直接接收。

        1895年10月14日在直布罗陀拍摄到的“飞鹰”舰，涂装采用清末海军通行的维多利亚式，舰上的武备、舵轮等外部重要设施都用帆布精心包裹。

当时正在直隶的原北洋海军督标总管全军军械委员陈恩焘、“靖远”舰帮带大副刘冠雄入选，成为被革职的原北洋海军军官中最先获得起用的一批。随后2人于1895年7月18日率领重新征集的原北洋海军水兵，自上海搭乘德国商船“拜晏”号踏上接舰之路，是为甲午战后首批外派的海军人员。接舰官兵尚在途中时，8月17日“飞鹰”在伏尔铿船厂组装完毕，顺利下水。9月5日，接舰团抵达德国，来到中国海军久违了的伏尔铿造船厂，时隔近20年，龙旗再度在这里飘起，而那些当年同样诞生在这里的中国军舰此刻却已大都飘零殆尽，目睹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唏嘘。

因为李鸿章担心大张旗鼓起用北洋海军旧将会招来非议，中国派出的接舰团除陈恩焘、刘冠雄是军官外，其余都只是水兵，为保证回航的需要，另由伏尔铿船厂派出11名技师随行。至当年9月下旬，新舰各项测试一一通过，符合合同要求。9月21日，即“飞霆”抵达天津的当天，披上维多利亚涂色的“飞鹰”英姿勃发，舰首舰尾的龙纹金光奕奕，伴随着伏尔铿船厂的祝愿，驶出大洋，踏上归途。陈恩焘因临时另有差遣，被留在德国听用，不久后即将担负监造中国新巡洋舰的重任。刘冠雄事实上成了归国途中的船长，当“飞鹰”舰经过数月航行，顺利抵达天津后，刘冠雄正式受命为首任管带。这位福建闽县籍的海军军官，被历史推向了前台，逐渐开始在新建海军时代崭露头角。

归来后的“飞鹰”和“飞霆”一样，立即用于填补甲午后失防的北洋海疆，重新构筑北洋长城，长期驻防在天津大沽等北方港口。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从大沽出逃，时任北洋大臣荣禄命令刘冠雄管带“飞鹰”舰追缉康有为乘坐的日本商船“重庆”号，刘冠雄中途借故率“飞鹰”折回，上演了一出海上义释维新党的佳话。1900年庚子拳变时，多艘滞留天津大沽的中国军舰落入八国联军之手，大沽当时也是“飞鹰”的重要停泊、保养港，而且根据大沽船坞档案记录，“飞鹰”曾于当年在“丙”字船坞入坞修理，可是联军占领天津后，并没有任何关于掳掠到“飞鹰”的记录。推测“飞鹰”早在联军入侵天津之战爆发前早已出坞，侥幸躲过一场大劫。

1909年，处在立宪改革浪潮中的清政府决心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海军，任命贝勒载洵和北洋海军旧将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同年，筹办海军事务处大刀阔斧地进行海军制度改革，全国近代化军舰被统编为巡洋和长江2个舰队。“飞鹰”舰被当作驱逐舰舰种，列入带有主力舰队性质的巡洋舰队之内。就在这一年的较早时候，应两广办理东沙交涉的需要，“飞鹰”还曾直奔南海，前往东沙岛礁调查取证，驰骋在南海波涛上的壮举，成为“飞鹰”舰在清末海军服役时华彩的一段乐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飞鹰”舰由继刘冠雄、黄钟瑛、林建章、杨敬修之后的第5任管带福建福州人林颂庄指挥，参加了11月2日江苏镇江江面的海军起义，与阿姆斯特朗的鱼雷炮舰“飞霆”等一起走向了民国。

“各省都督鉴：海军兴义，应谋统一，初已由沪军政府电商会同程都督派吴君应科为总司令外，敝军政府兼谋各部长暨各舰长，以一事权，而专责成。业经照准暂委黄君钟瑛为海军司令部长，兼‘海筹’舰长。汤君芗铭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官。林君颂庄为‘飞鹰’驱逐舰长……”[15]

护法南下

辛亥军兴，中国内地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相继起义，宣布推翻帝制。然而北方各省，清政府统治较为稳固，尤其是清政府内阁总理袁世凯掌控下的北洋新建陆军，更是革命军面前的重大阻力。经过南北议和密谋，袁世凯在得到南方民军将总统职位想让的许诺后，逼迫宣统皇帝溥仪退位，千年帝制一朝废除。兑现事前的承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下野，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开始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代。

1912年5月16日，北京政府内阁各部长官名单公布，曾为“飞鹰”首任管带的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刘冠雄是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四期毕业生出身，曾选入船政第三批海军留英计划。论资排辈，在很多前清海军旧将都还健在的情况下，由资浅的刘冠雄出掌全国海军，的确出乎很多人的预计。然而透过一些知情人的口传，刘冠雄担任总长的底细渐渐在各地散播开来。“（刘冠雄）有文才，善交际，他任海军总长时，私人重要书信多自己动笔，不假手于人。”[16]早在甲午战争时代，刘冠雄就与袁世凯相识。战后，袁世凯平步青云，刘冠雄多有攀结，1904年刘冠雄管带的“海天”巡洋舰出事后，更直接投入袁世凯幕下。至袁世凯出任总统时，麾下北洋系统亲信中多陆军军人，惟独刘冠雄具有较深海军资历，袁世凯对其加以重用，以图达到控制海军的用心，也就不难度测。

刘冠雄上任伊始，着手海军各种机构、制度系统，略仿前清巡洋、长江舰队的模式，民初海军将全国军舰按照吨位、战斗力不等，编为第一、第二舰队。刘冠雄在清末民初扬名之始管带过的“飞鹰”舰，列入海军少将蓝建枢（字季伯，福建福州人，北洋海军时代曾任 “镇中”蚊子船管带）司令的第一舰队。

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正当此时，奉召准备商谈组阁问题的国民党议员宋教仁在北上途中遇刺，国民党对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入袁世凯之手的积怨、以及对北京政府执政的不满借此全面爆发。针对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的以法律手段解决宋教人遇刺案的呼声，孙中山力排众议，认为应当开战讨伐北京政府，“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最终以革职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为首，在湖口、南京、上海等地发起了北伐讨袁战争，首开民国时代内战之始。袁世凯一面命令冯国璋等部陆军南下，同时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也赶往镇压。

“飞鹰”舰当年原本驻泊在北方，年初烟台发生了被裁撤的关外军士兵千余人闹事的事件，一时烟台市面情形十分危机，“飞鹰”与同泊烟台的巡洋舰“海圻”一起派出官兵等岸，协助烟台海军练营和山东军队平息了事变。事后，时任“飞鹰”舰长陈鹏翔（清末以来的第三任）被授予海军一等金色奖章，其他上岸弹压有功的枪炮副杨隽声、鱼雷副叶葆骏、正炮弁高大治、副炮弁陈祥瑞、田利发、杨承藩等官兵也都被分别授予奖章嘉奖。[17]

讨袁战争爆发，“飞鹰”舰被即刻南调，参加了攻打上海讨袁军的战斗。因为国民党内部本来就对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意见不统一，讨袁军面对北京政府水陆并进的打击也无多少招架之力，被国民党称为二次革命的讨袁战争仅进行了数月，就以战争失败、国民党被勒令解散、孙中山出逃日本，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而告终。

当年年末，有鉴于南下作战期间存在军事通讯迟滞的问题，海军总长刘冠雄具折，申请将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进行的海军军舰加装无线电的合作计划，扩展到包括“飞鹰”在内的一些小型军舰上，增强海军舰只的通信能力。“无线电固为舰队通讯之机关，于战时尤关紧要，现今各国新式军舰均设有无线电机，一遇事变，消息灵通，惟我国以军舰稍旧，从前皆未配设，殊为缺点”。[18]

20世纪初，无线电报技术日益完善，电报逐渐拜托了线杆的羁绊。一些国家的舰船上开始加装这种独特的机器，由此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拥有了一种全新的高效沟通手段。1913年北京政府海军部和德国西门子德律风根公司签署技术合作协议，替中国海军军舰安装无线电机，培训无线电人才。此时，配装给“飞鹰”的是功率较小，“用于炮船和小巡洋舰”的新式1TK军用无线电机，白昼可以通报500公里，夜晚电报距离达到1000公里，由舰上原设的发电机提供动力。1TK无线电机需要同时在2根桅杆上安装天线，高度必须超过37米，为此“飞鹰”外观上出现了一处重要的改变，在原有的桅杆之上又绑结了类似上桅的细细无线电天线，天线顶端距离海面高度超过了37米。1TK无线电机另外还要求两根天线之间的间距必须大于75米，可“飞鹰”的舰长总数才只有79米，无法满足，因而“飞鹰”无线电机的实际通报距离要少于标准数据。观察桅杆上是否有一根细长的天线，是区别“飞鹰”和很多近代中国军舰不同服役时代状态的最好标志之一。

二次革命后，民国政局益发混乱，袁世凯复辟称帝、讨袁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去世、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重新恢复……“飞鹰”和其他中国军舰一样，默默停泊在军港里置身事外，旁观着大陆上的风云变换。此刻，她们身上所带有的舰种类别，在国乱当头的年代已不显得重要，这些原本应当用于捍卫海疆的战舰，逐渐沦为内战的工具。在对手武装层次不高的内战舞台上，海军军舰只要能拥有枪炮这类武备，对当权者而言就已经足够。1913年夏，海军在渤海举行的民国建元以来首次阅舰式中就能初见端倪，海上考核时，官员较看中水兵上岸作战以及步枪打靶等课目，大口径舰炮射击则“此项成绩最不足观”，鱼雷兵器则干脆寻找借口根本不加考验，推测在民初的社会混乱中，包括“飞鹰”在内拥有鱼雷发射管的战舰，是否能够获得必要而有效的鱼雷都是问号。不仅训练、战力较清末大大衰减，甚至军舰的保养也成了问题，“飞鹰”舰在清末曾经更换过4座锅炉，以保证军舰的航速，而到了民国因为缺乏保养，“已换之锅炉四座，亦已渐形损伤”，“航海之力愈减”。[19]在清末原本为了巩固海防而购买的鱼雷炮舰“飞鹰”，到了民国时代被当成了“兵舰”，而且久拖不决的锅炉、动力保养问题，使得“飞鹰”的机体染上了癌症。

1917年，国务总理段祺瑞提出应日本政府请求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协约国阵线对德宣战的主张，遭总统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经激烈辩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职务，段祺瑞则以手中兵权相威胁，拒不承认这一政令，史称府院之争。6月，黎元洪商请来调停府院矛盾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带兵进京，旋即在康有为等支持下解散政府和国会，拥戴溥仪复位，宣布恢复清朝统治。掌握北洋军主力的段祺瑞则借机翻牌，驱退张勋，重新恢复民国，由北洋军将领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段祺瑞自任国务总理。

就在府院之争时，眼见一些省份的督军纷纷以宣布独立为要挟，逼迫总统黎元洪就范，和黎元洪在清末时代同为广东水师将领的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在上海宣布海军拥护共和，对段祺瑞军人政府的作为表示不满。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在上海积极活动，谋划南下说服桂系军阀组织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抗衡。程璧光与孙中山是广东香山老乡，在拥护共和政体方面又有着相同的政见，自己手中没有一兵一将的孙中山极力游说程璧光带领海军南下，以作与桂系军阀平衡的筹码，为此多次向程璧光许以重金。张勋复辟闹剧收场后，北京政府对海军在府院之争时倒向共和的表现极为不快，派宿将萨镇冰前往上海召集驻沪海军高级将领会议，意图以这位颇有声望的福建籍老将，来控制住福建人为主的海军。会间，萨镇冰强调军人不应该干预政治，侧面批评此前在沪海军宣布拥护共和，而不支持段祺瑞政府的行为是分裂。同样也是北洋海军旧将出身的程璧光，对萨镇冰的资历毫不认帐，当场发泄不满情绪，“与萨发生龃牾，不欢而散。”

1917年7月21日，对北京政府彻底失望的程璧光，在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字悦卿，福建福州人，“海圻”舰访问英美时与程璧光有同舰之谊）的襄助下，借口前往浙江象山大阅，将第一舰队大部分舰只从上海、浙江等驻泊港调动南下，前往广东投奔孙中山。同日，由汪精卫撰写的海军护法宣言在上海发布，宣布与北京政府决裂，上演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首次海军分裂事件，南下的第一舰队史称护法舰队。

“……夫我海军将士，既以铁血构造共和，即以铁血保护之，当丙辰之际，帝制已销，国命未续，我海军将士以三事自矢：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盖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虚名，耿耿此心，可质天日……”

由于事发突然，恐怕各舰长不同意南下参加护法政府，程璧光、林葆怿对南行的真实目的一开始并未透露，只告知是一次单纯的舰队调动。接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的命令时，“飞鹰”舰正停泊在上海，舰长方佑生海军少校随即指挥起锚出航，根据指令于7月22日驶抵浙江宁波外海。随后护法舰队编为几个小队航行，“飞鹰”、“福安”、“舞凤”3艘航速迟缓的军舰编为小队，以“飞鹰”为队长，追随第一舰队的“海圻”、“永丰”、“永翔”、“楚豫”等舰一起，在暴风骤雨的恶劣天候出发。

得知第一舰队南下，北京政府异常震怒，试图发无线电报召回南下军舰，终于与南下诸舰中位于后队，且装有无线电收发报装置的“飞鹰”舰建立了联系，萨镇冰22日致电“飞鹰”，要求其返回南京，至此舰长方佑生（清末以来第八任，前任为杨树庄）才终于明白了舰队南下的真相。23日萨镇冰再度电报“飞鹰”，但无回信。不过显得异常蹊跷的是，在经过福建闽江口海面时，舰长方佑生突然双目失明，放弃指挥军舰，改由大副汪肇元代理。“‘福安’、‘飞鹰’、‘舞凤’三舰长怕成为‘猪仔’被出卖，有转舵北返之意”，可程璧光、林葆怿分别坐镇的“永丰”、“海圻”在旁充满警惕，“飞鹰”等舰“大势所趋，只好随队南下”。[20]

8月4日，护法7舰成功抵达汕头，炎炎酷暑中进入粤境。5日全队进驻广州黄埔，“飞鹰”舰在黄埔东船坞附近下锚。对海军南来孙中山大喜过望，立刻安排向护法军舰输送冰块、西瓜慰劳，并着手准备欢迎大会。现代坊间有一则流传，称后来任广东海军司令的陈策当时就在“飞鹰”舰上，听闻广东百姓在码头集结欢迎，“飞鹰”舰长头脑一热，下令高速航行抢先赴会，结果烧坏了锅炉。然而事实上，广州黄埔水师学堂出身的陈策，根本不在第一舰队任职，更不可能在第一舰队南下护法时跟随在“飞鹰”舰上。另外对南下护法显得并不情愿的“飞鹰”，此行没有充当过先导舰，抵达广东当天就静静停泊于黄埔，不存在为了抢风头而烧坏锅炉的事情。真正的历史中，在广州市民欢迎中大出风头的其实是“舞凤”舰，8月6日中午12时，广东各界举行欢迎海军大会，因广州省河水浅，程璧光、林葆怿选乘的是舰队中排水量最小的“舞凤”舰前往赴会，与“飞鹰”没有任何关系。

“六日午十二时，公（程璧光）偕林司令暨舰员十余人，由黄埔乘‘舞凤’小炮舰抵岸，径赴欢迎大会，时各界到会者，数逾数万，见公至，皆免冠起立，致其诚欸！会场地可十亩，后至者已无容足地，辕门以生花嵌成‘扫除伪政府拥护真共和’十字，爆竹声、万岁声、鼓掌声，寰宇为震……”[21]

粤海风云

借着海军来归的声势，加之大批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议员南下抵达广州，召开非常国会，1917年9月10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程璧光任海军总长，林葆怿任海军总司令。

孙中山游说海军南下时起，已寄希望海军舰队成为自己可以信任的实力王牌。护法舰队真的南下后，孙中山始放心于在桂系军阀的地面上宣布成立护法政府。然而，此刻成立的护法政府，在桂系军阀眼中只不过是个笑话般的儿皇帝政权，孙中山每参与大型活动，必将海军官佐置于身边，犹如左右护法般对外显示自己也有军力支持，但桂系军阀始终并不以孙中山为事。

为增加自己话语的分量，孙中山意图在两广招募效忠于自己的陆军，结果桂系军阀对这种在自己地面私建武装的举动予以镇压。为发泄愤怒，孙中山不顾程璧光反对，越权直接命令海军舰只炮轰广州观音山，在两广再开武力内讧局面。事后，程璧光对孙中山渐形失望，倒向正极力拉拢护法海军的桂系军阀，不久突然在广州海珠码头神秘遇刺，举行追悼会时孙中山等军政府首脑均不到场，别显事态的不同寻常。

1918年5月，孙中山被桂系军阀以改组军政府组织为由逐出两广，护法舰队正式归向桂系。1919年11月，借陈炯明粤军击溃桂系军阀的胜机，孙中山重回广东，在粤、桂战争中执观望态度的护法舰队又顺势回到军政府一边。鉴于以往对程璧光的不信任，加之继任海军总长林葆怿在孙中山被逐后倒向桂系军阀，虽然林葆怿在桂军败北之前以先行离职，孙中山仍然决定对护法舰队大加惩治。

广东海军时代停泊在香港的“飞鹰”舰，舰体上原有的龙纹等清末海军装饰都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广东海军军舰的标志——舰首的青天白日徽章。

南下护法之初，一些受蒙骗而来的官兵就心存怨言。“飞鹰”舰虽然仅有850吨，但已是护法舰队里仅次于“海圻”、“海琛”的大舰，因而到广州后不久，护法政府即对这艘军舰特别加强控制，原舰长方佑生神秘离职，由原“福安”舰长广东梅县人李国堂、原“永翔”舰长福建福州人张曾存先后接替。同样，北京政府也视“飞鹰”为重点争取目标，因“飞鹰”舰上福建籍官兵较多，刘冠雄先派与海军官兵多有亲族关系的福建人任玉贵到广东策反，事泄后被捕。继之又曾派海军部科长王仁棠南下，结果王在南下途中对一同船女乘客吹嘘过度，而这位女乘客恰好是南下的护法军政府国会议员，以致这一计划也告失败。此后，北京海军部还曾多次派人南下，在护法各舰中密谋运动，虽然无明显效果，但难免使得本不坚固的军心更加摇动。[22]

程璧光遇刺、林葆怿离职后，当初带领第一舰队护法南下的两位领导人都已不在，整个舰队群龙无首，北归心切。孙中山则日益认为海军闽人不可信，遂秘密委任曾在炮打观音山事件中服从自己指挥的“同安”舰舰长温树德（字子培，山东青岛人，观音山事件后程璧光嫌其不听从海军指挥，改调海军参议闲职），以及广东地方海军军官陈策（字筹硕，海南文昌人）发起夺舰行动。

中国自清末海军起，水兵阶层中除福建籍外，人数最多的另外一个群体是籍贯山东威海、荣成、蓬莱一带的鲁藉士兵。1922年4月26日，利用舰上鲁籍士兵为主，加之广东地方海军配合，护法舰队各舰相继被武力夺取，其中当天担任值日舰的“飞鹰”由陈策派出的广东旗人军官舒宗鎏带武装士兵占领。28日孙中山任命温树德为护法舰队司令，包括“飞鹰”原舰长张曾存在内的所有原福建籍官兵全部驱逐出省。

孰料，广东的乱局并未因这一简单粗暴的肃察行动而平歇。当年夏季，主张南北和谈、联省自治的广东省长、粤军将领陈炯明，对孙中山坚持两广独立，并挥兵北上客观上加入军阀混战的举动异常不满，发动军变，孙中山再度被逐离广东，护法舰队又由陈炯明收编，“飞鹰”舰长更换为欧阳格。1922年底，孙中山利用滇、桂、粤军阀与陈炯明的矛盾，击败陈炯明，仍回广东出任大总统。因曾归属过陈炯明，参与过孙中山密谋驱逐闽籍军官行动的温树德担心遭到报复，率“海圻”、“海琛”、“肇和”等军舰北驶山东，投奔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护法舰队就此解体。

原本锅炉就存在问题的“飞鹰”舰，因为连年失修，当时已无法航行，未能与“海圻”等舰一起北归，仍然留在广东。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筹建国民政府。同年，以广东剩余的舰只为基础，成立广东海防司令部，锅炉全部报废的“飞鹰”舰由王信出任舰长，编入练习舰队，充当实习之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认为“飞鹰”已无价值，要求将舰上火炮拆卸给陆军使用，但在海军的坚持下，最晚在1927年，舰龄超过30年的“飞鹰”不仅没有丢失炮械，反而重新装上锅炉，恢复了行动能力，成为广东海军内体量较大的主力舰。漫长无聊的停泊时间，加之舰队长期缺乏训练，军纪废弛，“飞鹰”在1924年6月19日酿出了一幕震动广州的闹剧。当时“飞鹰”舰部分水兵在广州河南新洲因故和一群赌徒发生冲突，水兵人少挨打吃亏，逃回舰上后，突然使用舰炮炮轰新洲一带街区，引起强烈民愤。

在这种昏昏厄厄中到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早年曾任“飞鹰”舰长的海军将领杨树庄出任海军部部长，广东军阀掌握下的军舰名义上被整编为海军第四舰队，由陈策担任司令。当年8月1日，粤军张发奎部贺龙率领的新编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在南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一起义，起义军随后撤离南昌转战东南，于9月18日进入广东，随后抵达潮汕地区，开始建立红色政权。桂系军阀首领之一、第八路军总指挥、广东省长李济深立即调动军队前往镇压，28日“飞鹰”舰一度以炮火支援海军和陆军部队登陆，进攻八一起义军，因兵力不敌而告败。10月，八一起义军在重军围击下，开始被迫撤离汕头一带，“飞鹰”遂率领广东海军舰只进攻汕头。期间，南京政府驻潮汕军事特派员姚雨平率领军队登陆追击起义军时，曾一度越过日军在汕头驻地的警戒线，登陆部队回撤军舰时遭日军拦阻，日军以丢失枪械为由派出军舰强行控制中国“安平”轮船，要求中方交还武器。经“飞鹰”舰于之抗衡力争，日军最后被迫交还掠取的中方轮船和军械。

八一起义军失败后，原先尾随起义军追击而来的粤军将领张发奎乘省长李济深离开广州的机会，与部下第四军（铁军）军长黄琪翔联手发动政变，从桂系军阀手中夺过广东的控制权，宣称拥护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立的汪精卫武汉政府。以“飞鹰”舰为代表的广东海军大部分舰只宣布反对张发奎政变，纷纷离开广州黄埔，驶往汕头加入桂系军队进攻粤系的阵营。12月，乘黄琪翔率粤军主力离开广州抵挡桂系军队的机会，留守的叶挺部第四军教导团发动广州起义，张发奎逃离广州，此后随着广州起义的失败，广州再度回到桂系军阀手中。

1929年1月，广东海军司令陈策调集“飞鹰”等主力军舰到伶仃洋大阅。军舰老破残旧的第四舰队中，舰体外形较大，锅炉更换一新的清末老舰“飞鹰”竟然成了舰队旗舰，陈策甚至提出要派“飞鹰”巡弋南洋，宣慰侨胞的计划。内战阴霾看似就要渐渐退去，海军重新回到建设道路上的希望依然出现，可是，又一片乌云出现在南粤天际。

折翼琼崖

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开始缩编军队，引起对自身实力被侵蚀的桂系军阀不满，爆发蒋桂战争。桂系军阀首领之一、第八陆军总指挥、广东省长李济深被蒋介石借机拘捕，所遗职务由表示效忠中央的李济深旧部陈济棠接管。由此1929年初又爆发了广东、广西两广之间的混战。

为阻滞桂系军阀进攻，第四舰队司令陈策下令广东军舰开往西江上游，炮击桂军。对陈策的命令，兼任“飞鹰”舰长的海军副司令舒宗鎏却提出异议。1929年5月8日，舒宗鎏乘陈策赴香港的机会，集结广东海军的“飞鹰”、“中山”、“海虎”等主力军舰，意图投奔桂系。对此陈策愤怒之余，下令广东空军派出飞机炸沉“飞鹰”，因投弹不准，“飞鹰”幸免于难。看着掠空而过的战机，舒宗鎏和时任副舰长邓兆祥震惊不已，这次火爆的空海对击行动，犹如是一道魔咒，似乎预示了“飞鹰”未来的归宿。10日，收到陈策支付的10万元后，舒宗鎏同意交出军舰，离开广东，“飞鹰”舰舰长改由陈鼎光出任。

1931年，为谋求修改宪法、担任总统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与反对军人独裁的立法院长广东番禺人胡汉民矛盾尖锐化，2月28日胡汉民被借机软禁。对蒋不满的行政院院长孙科（孙中山独子）联合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效仿孙中山南下护法故事，联合同样对蒋心怀不满的陈济棠以及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成立后，为加强对广东军事的控制，孙科分别拉拢广东海、空军将领陈策、张惠长，扩编成立海军、空军总司令部，与陈济棠掌握的陆军相抗衡，进而又造成陈济棠与孙科的矛盾局面。

1932年宁粤合作后，广东国民政府自动撤销，孙科赴南京出任行政院长。早把广东国民政府时期升格的海军和空军架构视为眼中钉的陈济棠开始着手改编，4月28日广东空军司令由陈济棠的亲信黄光锐接掌。感受到风雨欲来的海军司令陈策，认为孙科后台可恃，不愿被削夺兵权，在5月1日密令停泊在广州省河的海军舰只向唐家湾以及自己的老家海南岛集合。3日，陈济棠正式下令撤销广东海军总司令部机构，海军改编为陆军第一集团军海军舰队，陈策改任顾问。此后，陈策将包括“飞鹰”在内的大部分广东海军舰只调往海南岛，并联合被解职的原空军司令张惠长，在海南岛另组海军、空军总司令部，与陈济棠公开武力对抗。

为解决军饷不足的问题，6月15日，陈策部海军陆战队2营乘坐“中山”、“海瑞”登陆北海，劫走数十万两鸦片，以及当地中央银行储存的20余万元现款。这一跨海出击的行动进一步激怒了陈济棠，20日陈济棠对外揭露陈策担任海军司令期间的一系列走私恶行，称是为改组广东海军的原因，随后21日立即发生陈策“中山”舰在伶仃洋拦截陈济棠部军火船“水东”号的事件。鉴于海军主力都被陈策带走，陈济棠遂决定以空军来武力解决海军背叛问题。

早在1932年初，因一·二八事变爆发，空军实力雄厚的广东派出原第二中队长丁纪徐率领的航空队北飞上海，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中日战事平息后，5月间，队长丁纪徐在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蒋告知“广东现在发生事变，陈策煽动海军反抗政府命令，陈总司令有电给我要求调你回队，你队应立刻飞回广州协助他解决那些叛变的海军”，随后颁发5000银洋犒劳。丁纪徐曾在德、法留学航空，属于广东空军飞行员的中坚骨干，在从南京返回时，孙科出5万元收买这支机队，要求飞往海南支持陈策，结果为丁所拒，由此更受陈济棠赏识。这支经历了抗战烽火的航空队南归，已然注定根本没有防空力量的陈策部海军要面临极大威胁。

为施行陈济棠计划的陆军渡海进攻海南岛行动扫除屏障，丁纪徐提议对驻扎海口的陈策叛军主力舰“飞鹰”、“福安”等重要目标进行突袭轰炸。从7月4日起，丁纪徐带领5架战斗机以雷州为基地，每日升空，对海口等重要目标实施连日轰炸。4烟囱的“飞鹰”舰目标明显，又是陈策手下规模最大的军舰，格外受到关注。令人感到费解的是，遭遇连日的轰炸，陈策对手下舰队的防空竟然毫无布署，没有任何防范和规避举措。6日丁纪徐机队再度出现，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的“飞鹰”舰还是停泊在原地，再无前几日的幸运，当天轰炸中1颗航空炸弹命中“飞鹰”，穿过舰内后击穿舰底甲板，随即引发进水。看到“飞鹰”挂出救生旗和白旗，丁纪徐机队未再继续攻击，改去扫射海口市区。再度令人费解的是，此后“飞鹰”舰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有效救助，关闭水密门就能控制住的伤情，竟然变成了致命之祸，广东海军的训练、保养不善难辞其咎。进水不止的“飞鹰”最后于7日清晨6时完全没入海中，在内讧的战火里折翼南天，沉没时海面上汩汩涌起的气泡，恍若是“飞鹰”发出的最后叹息，此刻又有谁还记得最初购买这艘军舰时所寄于她的是怎样的使命。

“飞鹰”沉没后，陈策自感大势已去，于7月8日签字交出剩余军舰和海南岛。首创中国历史上飞机炸沉军舰纪录的丁纪徐机队受奖5万元（坊间另有丁纪徐为了20万元赏金冒险炸沉“飞鹰”的说法，属于不确实的流传）。

“经此突袭，海军方面停止抵抗，陈汉光旅顺利渡海完成接收任务。陈济棠为了犒赏我的机队，曾拨出五万元毫洋的奖金。由于半年前我曾列名空军通电誓不参加内战，这一次却和海军发生内讧，还炸沉‘飞鹰’舰，当时海内外舆论对我大有责难，（以后我到美国也受到华侨质问）。这一事件今天回忆起来，深感遗憾。”——丁纪徐，1961年5月[23]

（转引请注明原作者及出处）

回北洋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