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始于抗日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藉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O）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员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迹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桥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定奎为淮军宿将。当其亲率子弟兵之精华跨海南渡时，心中亦惴惴不安，盖商轮无护航，渠深恐日军半渡腰击也。——唐定奎此时的担心，二十年后证明并非过虑。盖“高升”号被日轮击沉时，殉者近千人，尽是江淮子弟也。笔者幼年即常听祖父的客人，高声谈论此两役的惊险场面，而自庆未死。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的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是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北京，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转为国内建设，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其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颌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的颠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