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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遠”級近海防禦鐵甲艦 （一、二） 陳 悅
福建，古稱八閩，位處中國大陸東南。浩瀚無垠的大海，給這塊與浪花相伴的土地染上一層驕人的藍色光輝。早在五霸稱雄的春秋時代，福建便有了造船的歷史，閩江口先民們篤篤的鑿木聲裏，清楚地表達著龍的子孫走向大海的萬丈豪情。中國造船史上“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破浪而行”的著名船型——福船，就誕生在這風景秀美如畫的土地上。駕駛著福船，鄭和艦隊七下西洋，交通四方；駕駛著福船，戚家軍擂響戰鼓，犁平倭寇……。時光轉瞬，擁有深厚造船、海洋文化積澱的福建，在中國身處“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的時代，又創造出了一艘新時代的“福船”，這艘戰艦滿載著古老中國不甘沉淪的自強之志，寄託了八閩大地的萬眾期望，成為中國近代海軍、近代造船史上一座光彩奪目的里程碑。 福建船政局的創設 兩次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在海防虛弱，國門洞開的慘痛現實面前，開始了創建新式海軍的艱難努力。圍繞建設海軍的核心問題——如何獲取新式的艦船武器裝備，當時中國國內高層洋務官僚中出現了“購艦”與“造艦”兩派。持購艦論者，主張直截了當行事，向西方國家購買艦船，但不久這種議論便因為遭遇到阿思本艦隊事件的挫折，而暫時歸於沉寂。當時持“造艦”論的一方，則堅持要自行設廠造艦，認為此舉儘管初創階段會耗資不菲，較為艱難，但從學習、積累技術經驗，造就中國自己的海軍、造船人才等方面起見，對國家的意義遠遠大於直接購買西方軍艦，而且還可以回避西方列強借出售軍艦而大加要脅的不利局面，維護國家的主權，這種堅持“權自我操”的提案，很快便一度佔據了上風。
這批直接秉承魏源、林則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務派官僚中，真正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上的，首先是在上海開創江南機器製造局的李鴻章，進而便是坐鎮東南的閩浙總督左宗棠。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因為韜略過人，文采出眾，受到湘軍統帥曾國藩的賞識，倚為左右手。有別于當時中國很多傳統科舉文人，左宗棠雖然是舉人出身，但平日間非常留心經世實用之學，對於近代海防建設很早就有一定認識，早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便開始了自行建造蒸汽輪船的有益嘗試。1864年，曾雇傭中國工人，按照傳統的福船的樣式，在杭州建造了一艘迷你版的蒸汽船，儘管只能夠容納2人，航速遲緩，但出現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上的這艘噴著黑煙的小船，足可以說明閩浙總督對於西式海軍事務的熱心程度。1866年，太平天國起義逐漸被平息後，6月25日，左宗棠便連向清政府中央上了兩道奏章，強調海防的重要性，申請設廠造船，為預防頑固派的非難，奏摺中寫下了異常精彩的一段議論：“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如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飽嘗西方堅船利炮打擊之苦的清政府，不甘心永遠結筏騎驢，很快便批准同意了左宗棠的奏請。當年8月19日，選定在福州城郊的馬尾興建船廠，史稱福建船政局，12月23日，這座在中國海軍和造船史上意義重大的船廠正式開工建造。由於對近代造船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在福建船政的創建過程中，左宗棠主要依靠的是法籍顧問日意格。這位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時期，參與組建常捷軍，與左宗棠私交甚好的法國人，此後對中國近代造船業的誕生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也使得福建船政全盤引入了法式設計、建造方法，生產的艦船具有濃濃的法蘭西風韻。與此適應，後來用於培養造船技術人才的福建船政前學堂，也直接採用法語教學，並派出大量學生赴法國留學造船。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當時世界海上的兩大霸主，英國的海軍指揮、駕駛被公認為最佳，而造艦技術方面最為突出的實際則是法國，這也是後來日本尋找法國造艦的一個原因所在。
福建船政局開工後不久，因西北軍情緊急，左宗棠被調往陝甘，主持鎮壓撚軍和回民起義。林則徐的外甥、女婿沈葆楨被推薦接管船政局，任總理船政大臣。在沈葆楨、日意格的努力，以及左宗棠的全力支持推動下，至1868年夏，船政局大功初成，這占地約600畝，擁有各種車間數十處，以及4座船臺和1座世界罕見的鐵制浮船塢，員工多達3000餘人的船廠，在當時遠東首推第一，被譽為亞洲第一船廠，很多西方人到達中國後，都要專程前往馬尾一睹船政局的風采，將其看作是工業革命時代的一大壯觀景象。與之相比，東鄰島國日本同時代創設的造船企業橫濱船廠僅有雇工不到100人。近代中國歷史上，對於海防事業，一旦投入全心關注，立定主意，很快便能做出令舉世震驚的成就，北洋海軍的成軍、福建船政局的建設皆是例子，但令人扼腕的是，往往這些成就都出自領導層的心血來潮，一旦興趣過去，就歸於沒落，始終無法理解海洋海權的真正含義，因而對其的關注始終無法做到長久持之以恆。
作為創辦船政局的元勳，左宗棠自然功不可沒。但局限於經費緊張和近代海軍知識的缺乏，左宗棠早期制定的某些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船政局造艦的成就和技術進步。在最初奏請開廠造船時，左宗棠便提出，船政建造的軍艦應該同時具備運輸與作戰兩種功能，“無事之時，以之籌轉漕”，“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認為這樣造出來的軍艦平時可以擔負漕運，軍民兩用，從而達到充分利用，節省經費的目的。由此結果導致福建船政局早期建造的軍艦，除“揚武”號二等巡洋艦外，普遍加大了貨艙，吃水過深，“船身高聳，船輪遲緩”，船型不倫不類，“兵商兩絀”，徒有戰艦之名，幾乎都成了運輸船。1884年中法兩國因越南問題爆發戰爭，8月23日，馬江一戰，大部分由福建船政局建造的軍艦組成的福建船政艦隊幾乎全軍覆沒，儘管有戰備方面被動挨打的原因，但艦型落後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新生的船政局遭受這次沉痛的外來打擊，儘管船廠設施遭到一定破壞，可謂慘痛之至，但戰爭中暴露出的艦船設計、建造方面的問題，卻給船政局上了苦澀的一課，受此影響，福建船政在造船思路方面開始了一些有益的轉變。 馬江之戰結束後不久，江蘇阜甯人裴蔭森接替戰爭中措置失當的張佩綸，成為船政局歷史上第八任總理大臣，這位任事勤勉的官員，擔負起了復興船政的重大責任。在更新廠房以及添置機器設備的同時，裴蔭森聽取多方意見，認真地總結了馬江海戰失敗的經驗，拋開難以隨意涉及的指揮決策方面的問題，裴蔭森講主要責任歸結到武器裝備的落伍，認為鞏固海防，必須要擁有當時世界最具威勢的海上利器——鐵甲艦。儘管過於偏重強調客觀原因，但也屬可以理解之事，在那個官場派系複雜的年代，一步不慎，前面就可能是萬丈深淵。在裴蔭森的領導下，福建船政局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
近海防禦鐵甲艦
1885年7月4日，一件特殊的奏摺從福建由輪船送至上海，再由驛站快馬加鞭500裏急送北京，塵土飛揚的驛路上，銘記了這樁對中國近代軍艦製造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由船政大臣裴蔭森撰寫，左宗棠、穆圖善等大臣聯名上奏的這份加急奏摺裏，首先開宗明義，指出中法戰爭中，法國艦隊之所以能橫行海上，肆無忌憚，關鍵原因在於中國海軍缺乏制敵利器鐵甲艦。認為經過馬江一戰挫折後，海防薄弱的閩浙、台澎一帶，急需裝備鐵甲艦，“懲前毖後之計，整頓海軍必須造辦鐵甲，時勢所趨，無庸再決者也”，隨即便介紹了福建船政的留法學生魏瀚等提出的一個方案。該方案預備仿造法國1885年左右設計的3艘同型的小鐵甲艦，這種軍艦比北洋在德國定造的“定遠”艦噸位小，吃水淺，較適合福建一帶的船塢。而馬力比“濟遠”艦略低，駕駛較為便易，單艘造價不包括武器、電器等裝備約為46萬兩銀。裴蔭森請求清廷在財政經費短絀的情況下，也應該竭力撥款建造3艘，“閩省若有此等鋼甲兵船三數號，炮船、快船得有所護，膽壯氣揚，法人斷不敢輕率啟釁”，奏摺中激動地稱“……該學生等籍隸福省，均無希圖名利之心。只以馬江死事諸人非其親故即屬鄉鄰，以報仇雪憤之心，寄於監作考工之事，其成效必有可觀。”大有一番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之豪情壯志。 關於這級鐵甲艦的設計方案，原本在裴蔭森的奏摺中講得清清楚楚，是仿造3艘法國軍艦。但隨後因為抄錄轉載者的粗心大意，以及後世編輯出版者的誤讀，竟然釀成了中國近代海軍史研究上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案，以致直到歷史長河緩緩流過100多個春秋後，某些時候仍然還被混成一筆糊塗帳。其實在裴蔭森個人的文集《裴光祿遺集》，以及福建船政史料，乃至一手原始資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光緒朝朱批奏摺中，都非常明確肯定地表示福建船政局申請建造的鐵甲艦，參考的母型是法國軍艦。但1895年，劉名譽編刊《越事備考》一書時，竟將裴蔭森的這份奏摺，誤抄錄成參考的是德國軍艦，一字之差，失之千里，法蘭西就此變成了德意志。而對現代學術研究影響頗深的史料集《洋務運動》一書中，竟然也隨之錯書成德國。 錯誤並沒有就此停止，更為荒唐滑稽的事情來自3艘法國軍艦的艦名，原本裴蔭森上奏的年代，因為沒有現代標點符號，用作參考母型的法國軍艦的艦名是直接被書寫為“柯襲德士迪克十飛禮則唐”的，對於這組複雜的音譯，上世紀50年代《洋務運動》一書編纂時竟然不假思索，在沒有任何依據的基礎上，亂點鴛鴦譜，隨意標點斷句為“柯襲德士迪克”、“十飛禮”、“則唐”，由於這套書在學術界影響之大，覆蓋面之廣，以至於“德國”造的“柯襲德士迪克”、“十飛禮”、“則唐”竟然成了定論，被各種著作反復引用，一錯再錯。實際上，遍查19世紀的德國軍艦資料，是絕找不到哪型軍艦的譯名與此相同的。這3艘被馬大哈們硬生生篡改了出生地和姓名的軍艦，真實身份乃是法國在19世紀末期建造的“黃泉”（Acheron）級，除了首艦“黃泉”號外，其他3艘軍艦Cocyte（“痛哭河”）、Styx（“冥河”）、Phlegeton（“地獄火河”），根據音譯，應該分別斷句為“柯襲德”、“士迪克十”、“飛禮則唐”，這些才是裴蔭森奏章中所指的軍艦。 19世紀中期以後，由英國著名的艦船設計師倫道爾肇始，小船架大炮的蚊子船出現在大洋上，這種軍艦體格小巧，造價低廉，而卻裝備與其身材遠不相稱的大口徑巨炮，頗有點“志大才疏”的陣勢。這類軍艦不利於出遠海航行，主要用途是防守海岸、要港，當時被稱為水炮臺，因為具備陸地炮臺所無法比擬的機動性，以及造價低廉，甫經出世，就被各主要海軍國家大量裝備。不太願意亦步亦趨地跟隨英國人，德國在蚊子船的設計思路上作出自行改進，加上了水線帶裝甲，創造出了具有開創性的裝甲蚊子船Wespe號，這類軍艦又被稱作近海防禦鐵甲艦（Coast
Defence Ships），名為鐵甲艦，實際則是加強了防護的蚊子船而已。但較普通無防護的蚊子船，生存力已大為提高。 法國建造的“黃泉”級鐵甲艦正是屬於這個類別，設計上直接仿照了德國的Wespe號，單桅杆的設計體現了她的德裔血統（在19世紀中後期的很多軍艦上，存在以下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正統的德式軍艦往往採用單桅杆設計，而英式軍艦是雙桅杆，藝術感強烈的法國軍艦則大都使用3桅杆的設計）。這級軍艦的排水量為1690噸，艦長55.2米，寬12.32米，吃水3.56米，外形上和蚊子船一樣，看起來有點五短三粗。艦上採用2台蒸汽機、4座鍋爐，雙軸推進，功率1600匹馬力，航速11.6節，煤艙容量較小，僅能裝載98噸，由這點清楚顯示了這級軍艦根本不是被用來出遠海作戰的。值得一提的是，這級鐵甲艦上，包裹艦體厚度為8英寸的水線帶裝甲卻是鋼質，在近代，鋼被認為過於堅硬，容易折斷，韌性不如熟鐵，因而從來沒有被考慮用來作為軍艦的裝甲，法國人在“黃泉”級上使用了科洛蘇工廠生產的新式全鋼裝甲，在當時世界造船界被認為是大膽創新之舉。這艘“名不副實”採用鋼甲的鐵甲艦，裝備的主要武器是1門10.8英寸28倍徑的1881式加納火炮，小於Wespe採用的305mm克虜伯炮，另外增加了法式艦船的傳統設計——耳台，2座耳臺上各裝備1門3.9英寸炮，此外還有一些3磅、1磅小型速射炮。整體來看，這級軍艦在各國的蚊子船中，算是較為先進出眾的設計。 但由此可以看出，裴蔭森積極上奏要仿造的鐵甲艦，其實是蚊子船的變種。就防守海口而言，蚊子船是完全能夠勝任，但這種軍艦是絕對無法出大洋作戰的，福建船政局選擇法國的裝甲蚊子船作為母型，儘管“黃泉”級屬於先進設計，但不得不看到當時選型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船政局有關仿造鐵甲艦的申請提交的同時，北洋大臣李鴻章也向清政府提出了一個資金請求，申請向歐洲訂購新式穹甲巡洋艦（即後來的“致遠”、“經遠”級軍艦），用以加強中法戰爭後顯得薄弱的台澎海防。“造艦”派和“購艦”派這次剛好撞了個滿懷，正在因為購買了“定遠”、“濟遠”級軍艦志得意滿，準備進一步加大外購軍艦力度的李鴻章，看到半路殺出來的福州船政鐵甲艦，認為其打斷、干擾了自己外購軍艦的計畫，而異常惱怒。為爭奪寶貴的經費，7月30日，李鴻章毫不客氣地上奏清廷，從軍艦噸位、主尺度、裝甲防禦、動力系統以及造價等問題上全面出擊，措辭嚴厲地將船政選定的建造母型批駁得體無完膚，稱通過和李鳳苞的討論，判定船政提出的方案“船式、輕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鋒之用”，“欲以此敵西國之鐵甲艦，恐萬萬不能”，進而直接對裴蔭森展開人身攻擊，稱“裴臬司於此道素未考究，誤信閩廠學生之蠱惑”，要求清政府“審慎圖維，勿任虛擲帑金”。資歷、實力和官場經驗都無法望李鴻章項背的裴蔭森落得很大沒趣，唯有值得慶倖的是，不管是否出於故意，李鴻章竟然沒有看出3艘法國鐵甲艦就是蚊子船型，否則，很難想像還會出現怎樣的後果。 平心而論，裴蔭森選擇仿造法式近海防禦鐵甲艦，出發點自然是為了鞏固國防，提高船政造船的技術層次考慮，儘管選擇的型號可能與國家的需求不是非常適合，但對新生兒橫加笞伐是不夠公正的。而李鴻章提出的某些批評，也不可謂不切中要害，同樣，李鴻章堅持大量購買外國軍艦，也是為了加強中國的海防起見。之所以二者間爭得面紅耳赤，摻雜其中的地域、派系等感情起了重要影響。
正當裴蔭森灰心喪氣，準備將法國鐵甲艦的資料鎖入檔案櫃，束之高閣之際，出人意料，清政府中央高層竟突然伸來有力的援手。主持中國朝政的最高權力人物慈禧太后，親筆在福建船政的奏摺上寫下了很長一段批語：“籌辦海防二十餘年迄無成效，即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謂自強何在？此次請造鋼甲兵船三號，著其撥款興辦，惟工繁費巨，該大臣等務當實力督促，毋得草率偷減，乃至有名無實。”意外出現的太后批示，讓本已前途渺茫的福建船政鐵甲艦計畫，真正開始啟動了。和今天的人們從影視作品中看到的臉譜化形象不太一樣，慈禧，這個控制中國近代政壇達數十年之久的女主，在貪婪的一面性格之外，還具有一種近乎天生的對新事務的敏感性，她實際乃是洋務運動、近代海軍建設早期在清政府中央高層最有力的支持者。甲午戰爭之後，被評價為禍國罪人的慈禧曾經和朝臣有過一次對話，針對擺在中國面前的嚴峻形式，指出“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總須慢慢自強起來，斷不是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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