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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八闽 “平远”级近海防御铁甲舰（1、2） 陈 悦
福建，古称八闽，位处中国大陆东南。浩瀚无垠的大海，给这块与浪花相伴的土地染上一层骄人的蓝色光辉。早在五霸称雄的春秋时代，福建便有了造船的历史，闽江口先民们笃笃的凿木声里，清楚地表达着龙的子孙走向大海的万丈豪情。中国造船史上“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破浪而行”的著名船型——福船，就诞生在这风景秀美如画的土地上。驾驶着福船，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交通四方；驾驶着福船，戚家军擂响战鼓，犁平倭寇……。时光转瞬，拥有深厚造船、海洋文化积淀的福建，在中国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时代，又创造出了一艘新时代的“福船”，这艘战舰满载着古老中国不甘沉沦的自强之志，寄托了八闽大地的万众期望，成为中国近代海军、近代造船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福建船政局的创设 两次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在海防虚弱，国门洞开的惨痛现实面前，开始了创建新式海军的艰难努力。围绕建设海军的核心问题——如何获取新式的舰船武器装备，当时中国国内高层洋务官僚中出现了“购舰”与“造舰”两派。持购舰论者，主张直截了当行事，向西方国家购买舰船，但不久这种议论便因为遭遇到阿思本舰队事件的挫折，而暂时归于沉寂。当时持“造舰”论的一方，则坚持要自行设厂造舰，认为此举尽管初创阶段会耗资不菲，较为艰难，但从学习、积累技术经验，造就中国自己的海军、造船人才等方面起见，对国家的意义远远大于直接购买西方军舰，而且还可以回避西方列强借出售军舰而大加要挟的不利局面，维护国家的主权，这种坚持“权自我操”的提案，很快便一度占据了上风。 这批直接秉承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务派官僚中，真正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上的，首先是在上海开创江南机器制造局的李鸿章，进而便是坐镇东南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因为韬略过人，文采出众，受到湘军统帅曾国藩的赏识，倚为左右手。有别于当时中国很多传统科举文人，左宗棠虽然是举人出身，但平日间非常留心经世实用之学，对于近代海防建设很早就有一定认识，早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便开始了自行建造蒸汽轮船的有益尝试。1864年，曾雇佣中国工人，按照传统的福船的样式，在杭州建造了一艘迷你版的蒸汽船，尽管只能够容纳2人，航速迟缓，但出现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上的这艘喷着黑烟的小船，足可以说明闽浙总督对于西式海军事务的热心程度。1866年，太平天国起义逐渐被平息后，6月25日，左宗棠便连向清政府中央上了两道奏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申请设厂造船，为预防顽固派的非难，奏折中写下了异常精彩的一段议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饱尝西方坚船利炮打击之苦的清政府，不甘心永远结筏骑驴，很快便批准同意了左宗棠的奏请。当年8月19日，选定在福州城郊的马尾兴建船厂，史称福建船政局，12月23日，这座在中国海军和造船史上意义重大的船厂正式开工建造。由于对近代造船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在福建船政的创建过程中，左宗棠主要依靠的是法籍顾问日意格。这位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参与组建常捷军，与左宗棠私交甚好的法国人，此后对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使得福建船政全盘引入了法式设计、建造方法，生产的舰船具有浓浓的法兰西风韵。与此适应，后来用于培养造船技术人才的福建船政前学堂，也直接采用法语教学，并派出大量学生赴法国留学造船。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当时世界海上的两大霸主，英国的海军指挥、驾驶被公认为最佳，而造舰技术方面最为突出的实际则是法国，这也是后来日本寻找法国造舰的一个原因所在。
福建船政局开工后不久，因西北军情紧急，左宗棠被调往陕甘，主持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林则徐的外甥、女婿沈葆桢被推荐接管船政局，任总理船政大臣。在沈葆桢、日意格的努力，以及左宗棠的全力支持推动下，至1868年夏，船政局大功初成，这占地约600亩，拥有各种车间数十处，以及4座船台和1座世界罕见的铁制浮船坞，员工多达3000余人的船厂，在当时远东首推第一，被誉为亚洲第一船厂，很多西方人到达中国后，都要专程前往马尾一睹船政局的风采，将其看作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一大壮观景象。与之相比，东邻岛国日本同时代创设的造船企业横滨船厂仅有雇工不到100人。近代中国历史上，对于海防事业，一旦投入全心关注，立定主意，很快便能做出令举世震惊的成就，北洋海军的成军、福建船政局的建设皆是例子，但令人扼腕的是，往往这些成就都出自领导层的心血来潮，一旦兴趣过去，就归于没落，始终无法理解海洋海权的真正含义，因而对其的关注始终无法做到长久持之以恒。
作为创办船政局的元勋，左宗棠自然功不可没。但局限于经费紧张和近代海军知识的缺乏，左宗棠早期制定的某些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船政局造舰的成就和技术进步。在最初奏请开厂造船时，左宗棠便提出，船政建造的军舰应该同时具备运输与作战两种功能，“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认为这样造出来的军舰平时可以担负漕运，军民两用，从而达到充分利用，节省经费的目的。由此结果导致福建船政局早期建造的军舰，除“扬武”号二等巡洋舰外，普遍加大了货舱，吃水过深，“船身高耸，船轮迟缓”，船型不伦不类，“兵商两绌”，徒有战舰之名，几乎都成了运输船。1884年中法两国因越南问题爆发战争，8月23日，马江一战，大部分由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组成的福建船政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尽管有战备方面被动挨打的原因，但舰型落后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新生的船政局遭受这次沉痛的外来打击，尽管船厂设施遭到一定破坏，可谓惨痛之至，但战争中暴露出的舰船设计、建造方面的问题，却给船政局上了苦涩的一课，受此影响，福建船政在造船思路方面开始了一些有益的转变。 马江之战结束后不久，江苏阜宁人裴荫森接替战争中措置失当的张佩纶，成为船政局历史上第八任总理大臣，这位任事勤勉的官员，担负起了复兴船政的重大责任。在更新厂房以及添置机器设备的同时，裴荫森听取多方意见，认真地总结了马江海战失败的经验，抛开难以随意涉及的指挥决策方面的问题，裴荫森讲主要责任归结到武器装备的落伍，认为巩固海防，必须要拥有当时世界最具威势的海上利器——铁甲舰。尽管过于偏重强调客观原因，但也属可以理解之事，在那个官场派系复杂的年代，一步不慎，前面就可能是万丈深渊。在裴荫森的领导下，福建船政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近海防御铁甲舰 1885年7月4日，一件特殊的奏折从福建由轮船送至上海，再由驿站快马加鞭500里急送北京，尘土飞扬的驿路上，铭记了这桩对中国近代军舰制造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由船政大臣裴荫森撰写，左宗棠、穆图善等大臣联名上奏的这份加急奏折里，首先开宗明义，指出中法战争中，法国舰队之所以能横行海上，肆无忌惮，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海军缺乏制敌利器铁甲舰。认为经过马江一战挫折后，海防薄弱的闽浙、台澎一带，急需装备铁甲舰，“惩前毖后之计，整顿海军必须造办铁甲，时势所趋，无庸再决者也”，随即便介绍了福建船政的留法学生魏瀚等提出的一个方案。该方案预备仿造法国1885年左右设计的3艘同型的小铁甲舰，这种军舰比北洋在德国定造的“定远”舰吨位小，吃水浅，较适合福建一带的船坞。而马力比“济远”舰略低，驾驶较为便易，单艘造价不包括武器、电器等装备约为46万两银。裴荫森请求清廷在财政经费短绌的情况下，也应该竭力拨款建造3艘，“闽省若有此等钢甲兵船三数号，炮船、快船得有所护，胆壮气扬，法人断不敢轻率启衅”，奏折中激动地称“……该学生等籍隶福省，均无希图名利之心。只以马江死事诸人非其亲故即属乡邻，以报仇雪愤之心，寄于监作考工之事，其成效必有可观。”大有一番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之豪情壮志。 关于这级铁甲舰的设计方案，原本在裴荫森的奏折中讲得清清楚楚，是仿造3艘法国军舰。但随后因为抄录转载者的粗心大意，以及后世编辑出版者的误读，竟然酿成了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上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案，以致直到历史长河缓缓流过100多个春秋后，某些时候仍然还被混成一笔糊涂帐。其实在裴荫森个人的文集《裴光禄遗集》，以及福建船政史料，乃至一手原始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光绪朝朱批奏折中，都非常明确肯定地表示福建船政局申请建造的铁甲舰，参考的母型是法国军舰。但1895年，刘名誉编刊《越事备考》一书时，竟将裴荫森的这份奏折，误抄录成参考的是德国军舰，一字之差，失之千里，法兰西就此变成了德意志。而对现代学术研究影响颇深的史料集《洋务运动》一书中，竟然也随之错书成德国。 错误并没有就此停止，更为荒唐滑稽的事情来自3艘法国军舰的舰名，原本裴荫森上奏的年代，因为没有现代标点符号，用作参考母型的法国军舰的舰名是直接被书写为“柯袭德士迪克十飞礼则唐”的，对于这组复杂的音译，上世纪50年代《洋务运动》一书编纂时竟然不假思索，在没有任何依据的基础上，乱点鸳鸯谱，随意标点断句为“柯袭德士迪克”、“十飞礼”、“则唐”，由于这套书在学术界影响之大，覆盖面之广，以至于“德国”造的“柯袭德士迪克”、“十飞礼”、“则唐”竟然成了定论，被各种著作反复引用，一错再错。实际上，遍查19世纪的德国军舰资料，是绝找不到哪型军舰的译名与此相同的。这3艘被马大哈们硬生生篡改了出生地和姓名的军舰，真实身份乃是法国在19世纪末期建造的“黄泉”（Acheron）级，除了首舰“黄泉”号外，其他3艘军舰Cocyte（“痛哭河”）、Styx（“冥河”）、Phlegeton（“地狱火河”），根据音译，应该分别断句为“柯袭德”、“士迪克十”、“飞礼则唐”，这些才是裴荫森奏章中所指的军舰。 19世纪中期以后，由英国著名的舰船设计师伦道尔肇始，小船架大炮的蚊子船出现在大洋上，这种军舰体格小巧，造价低廉，而却装备与其身材远不相称的大口径巨炮，颇有点“志大才疏”的阵势。这类军舰不利于出远海航行，主要用途是防守海岸、要港，当时被称为水炮台，因为具备陆地炮台所无法比拟的机动性，以及造价低廉，甫经出世，就被各主要海军国家大量装备。不太愿意亦步亦趋地跟随英国人，德国在蚊子船的设计思路上作出自行改进，加上了水线带装甲，创造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装甲蚊子船Wespe号，这类军舰又被称作近海防御铁甲舰（Coast Defence Ships），名为铁甲舰，实际则是加强了防护的蚊子船而已。但较普通无防护的蚊子船，生存力已大为提高。
法国建造的“黄泉”级铁甲舰正是属于这个类别，设计上直接仿照了德国的Wespe号，单桅杆的设计体现了她的德裔血统（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很多军舰上，存在以下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正统的德式军舰往往采用单桅杆设计，而英式军舰是双桅杆，艺术感强烈的法国军舰则大都使用3桅杆的设计）。这级军舰的排水量为1690吨，舰长55.2米，宽12.32米，吃水3.56米，外形上和蚊子船一样，看起来有点五短三粗。舰上采用2台蒸汽机、4座锅炉，双轴推进，功率1600匹马力，航速11.6节，煤舱容量较小，仅能装载98吨，由这点清楚显示了这级军舰根本不是被用来出远海作战的。值得一提的是，这级铁甲舰上，包裹舰体厚度为8英寸的水线带装甲却是钢质，在近代，钢被认为过于坚硬，容易折断，韧性不如熟铁，因而从来没有被考虑用来作为军舰的装甲，法国人在“黄泉”级上使用了科洛苏工厂生产的新式全钢装甲，在当时世界造船界被认为是大胆创新之举。这艘“名不副实”采用钢甲的铁甲舰，装备的主要武器是1门10.8英寸28倍径的1881式加纳火炮，小于Wespe采用的305mm克虏伯炮，另外增加了法式舰船的传统设计——耳台，2座耳台上各装备1门3.9英寸炮，此外还有一些3磅、1磅小型速射炮。整体来看，这级军舰在各国的蚊子船中，算是较为先进出众的设计。 但由此可以看出，裴荫森积极上奏要仿造的铁甲舰，其实是蚊子船的变种。就防守海口而言，蚊子船是完全能够胜任，但这种军舰是绝对无法出大洋作战的，福建船政局选择法国的装甲蚊子船作为母型，尽管“黄泉”级属于先进设计，但不得不看到当时选型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船政局有关仿造铁甲舰的申请提交的同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资金请求，申请向欧洲订购新式穹甲巡洋舰（即后来的“致远”、“经远”级军舰），用以加强中法战争后显得薄弱的台澎海防。“造舰”派和“购舰”派这次刚好撞了个满怀，正在因为购买了“定远”、“济远”级军舰志得意满，准备进一步加大外购军舰力度的李鸿章，看到半路杀出来的福州船政铁甲舰，认为其打断、干扰了自己外购军舰的计划，而异常恼怒。为争夺宝贵的经费，7月30日，李鸿章毫不客气地上奏清廷，从军舰吨位、主尺度、装甲防御、动力系统以及造价等问题上全面出击，措辞严厉地将船政选定的建造母型批驳得体无完肤，称通过和李凤苞的讨论，判定船政提出的方案“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欲以此敌西国之铁甲舰，恐万万不能”，进而把矛头直接指向裴荫森，称“裴臬司于此道素未考究，误信闽厂学生之蛊惑”，要求清政府“审慎图维，勿任虚掷帑金”。资历、实力和官场经验都无法望李鸿章项背的裴荫森落得很大没趣，唯有值得庆幸的是，不管是否出于故意，李鸿章竟然没有看出3艘法国铁甲舰就是蚊子船型，否则，很难想像还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平心而论，裴荫森选择仿造法式近海防御铁甲舰，出发点自然是为了巩固国防，提高船政造船的技术层次考虑，尽管选择的型号可能与国家的需求不是非常适合，但对新生儿横加笞伐是不够公正的。而李鸿章的部分批评，也不可谓不切中要害，同样，李鸿章坚持大量购买外国军舰，也是为了加强中国的海防起见。之所以二者间争得面红耳赤，掺杂其中的地域、派系等感情起了重要影响。 正当裴荫森灰心丧气，准备将法国铁甲舰的资料锁入档案柜，束之高阁之际，出人意料，清政府中央高层竟突然伸来有力的援手。主持中国朝政的最高权力人物慈禧太后，亲笔在福建船政的奏折上写下了很长一段批语：“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何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着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务当实力督促，毋得草率偷减，乃至有名无实。”意外出现的太后批示，让本已前途渺茫的福建船政铁甲舰计划，真正开始启动了。和今天的人们从影视作品中看到的脸谱化形象不太一样，慈禧，这个控制中国近代政坛达数十年之久的女主，在贪婪的一面性格之外，还具有一种近乎天生的对新事务的敏感性，她实际乃是洋务运动、近代海军建设早期在清政府中央高层最有力的支持者。甲午战争之后，被评价为祸国罪人的慈禧曾经和朝臣有过一次对话，针对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形式，指出“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总须慢慢自强起来，断不是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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