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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武士 北洋海军装备的蚊子船（1、2） 陈 悦
今天北京的王府井商业区里，有一条名叫东堂子胡同的小街。淹没在车水马龙、极目繁华的现代都市中，这条僻静的胡同已经很难引人注意。谁又能想到，一百多年前，这里曾座落过当时主持中国对外交往事务的国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79年秋季的一天，拥挤围观的人群把总理衙门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在中国百姓好奇的目光下，三名衣衫褴褛、口音奇特的琉球人，当街伏地不起，痛哭失声。这年的三月，琉球国国王及王族被日本军队掳走，这块大洋中自古以来就奉中国为正朔的中华属国，就此被日本吞并，沦为了日本的冲绳县。不甘作亡国奴的琉球人派出使者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摆脱日本控制，到中国求援，哀求母邦施以援手，“尽逐日兵出境”。在属国的痛苦哀号，和东邻的铁甲战舰面前，中国作出了异常无奈的选择，仅仅发放300两回程的旅资以作答复，“洋人论势不论理”，这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万念俱灰下，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在北京悲愤自戕，体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既是对日本残暴侵略的抗争，也是做最后努力，希望能以自己的一死唤起母国的关注。可敬亦可悲。 “日本废琉球立县一事，虽极目无公法，然我此时海防尚未周备……”；“日本志不在灭琉球，不过欲藉端寻衅耳”；“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殊属应接不暇……”
引 子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从广西金田燃起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星星之火，太平军兵锋强劲，一路摧枯拉朽，横扫东南财富之区，不仅陆路的八旗、绿营溃不成军，传统的水师力量在水战中也屡屡告北，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生存受到极大威胁。至1860年左右，又风传太平天国骁将李秀成计划全力夺取上海，谋求以此为桥梁与西方国家建立直接联系，希冀得到西方社会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承认与支持，借此获取包括军舰在内的各类西式武器。感受到这一严峻形势的压迫，清政府内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一批中高层官僚，运用各自的权能，大声呼吁，决策抢先向西方国家购买军舰，以加强水师力量，占取主动，克制太平军，最终实现扑灭太平天国的战略目标。
恭亲王奕訢（1833－1898），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他的四哥则是咸丰皇帝。在当时的皇族子弟中，见识、谋略以及政治手腕均有过人之处。咸丰帝死后，奕訢与慈禧太后那拉氏联手发动政变，肃清顾命八大臣，开创了垂帘听政的政治局面。而他本人则出任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后又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几近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由于亲身感受了父兄辈在西方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面前的惨痛经历，奕訢对于世界局势有较为清醒深刻的认识，思想较开通，是洋务运动的倡导推动者和在中央的领军人物，因此在当时充盈保守顽固势力的中国社会，这位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六王爷被谑称为“鬼子六”。
得到实权派恭亲王的支持推动，1861年中国通过在英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订购了“中国”、“北京”、“江苏”等七艘西式明轮炮舰，这是近代中国迈出的走向蓝色世界的第一步。然而，野心勃勃的李泰国在英国政府默许下，却将这次购舰活动看作是控制中国海上力量的捷径，擅自委任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新军舰的编队司令，公然把这支舰队冠以“英－中联合舰队”的名称，舰队成员则全部雇佣英国人组成，并自作主张，单方面制订了绿底黄十字海军旗和舰队的规章制度，规定舰队只服从中国皇帝和李泰国的命令，而且中国皇帝的命令必须在得到李泰国的准许后才能生效，这支全由英国人组成的中国舰队，几乎成了李泰国私人部队，史称李泰国舰队、阿思本舰队。七艘军舰远涉重洋抵达中国后，清政府对这支不受控制的舰队表现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立场，经过反复争辩，最终一举将这支舰队拍卖遣散了事，这是近代中国在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首次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表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中国的主权不容践踏。但由此，建设西式海军的第一次梦想也随着七舰的散去而破灭。 令朝野上下极为窝火难堪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内“造舰”的呼声逐渐高涨，日益压过“购舰”，第一次出师就铩羽而归的教训，使得洋务派被迫更加谨慎地去对待一切与西方的交往事务，直接向西方获取军舰等武器，被认为是极易触及主权问题的敏感领域，就此很少有人愿意再涉足。此后，两江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先后在上海、福州创建西式工厂，开始了自力更生，自行建造近代化军舰的努力，但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起点低，专业人才匮乏，以及指导思想上存在误区等因素桎梏，这一阶段中国自行建造的军舰普遍存在舰型落后、技术水平较低等缺陷，大都属于旧式的炮舰和运输舰范畴，对内镇压起义反叛尚能应付，不过远远无法满足远洋作战的需求。 1871年，中国属国琉球的商船遭遇风暴漂流至台湾，因为言语不通，与台湾本地土著产生争执，部分琉球船民遭杀害，对于这一内政事件，清政府很快予以措置，进行了平息，但当时谁也未曾想到，与此毫无瓜葛的日本竟然能以此为题，借机生事。日本近代开始明治维新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海军力量，为实践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总体战略部署奠定基础，初步获取了一些西式舰船后，便迫不及待跃跃欲试。1874年，借口要为琉球船民报仇，日本出兵大举入侵中国领土台湾，史称台湾事件。与此针锋相对，中国政府则调遣福建船政水师舰船开赴台湾，并派淮军精锐登陆台湾以抗衡、对峙，中日双方经过长时间相持，最终在列强的调停下，这一事件草草收场。囿于当时海防力量薄弱，“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实以一经决裂，滨海沿江，处处皆应设防，各口之防难恃不得不以慎于发端”，担心事态扩大后无法应对，为尽早息事宁人，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赔款50万两白银外，还被迫承认日本侵略台湾是“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已经默认日本对琉球国宗主权的挑衅，由此埋下了琉球亡国之祸的伏笔。 自三国时代以来，就被中国称为倭国，动辄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的日本，在当时高唱盛世凯歌，做着天朝上国迷梦，四处充盈着虚骄气的中国社会看来，只不过是个化外的蛮夷。然而，就是这个一贯被中国瞧不起的东邻落后小国，学习了一些西方先进技术后，竟然肆无忌惮向中国发起挑战，由此在中国社会引起的震动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海防的重要性得到了凸现，而中国自造舰只存在的不足也暴露无遗，清政府朝野部分权力人物开始清醒认识到西式海军的重要价值，和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恭亲王奕訢事后曾痛心疾首地在奏章中写道“今日而始言备，诚病以迟；今日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并追思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尽管开展了部分旨在自强的事业，诸如建船厂、造军舰等，但“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认为应当立刻抛开以往的成见，采取果断措施，尽快加强国家的海防实力。 “……查明一种快艇的吨位和造价，它的前甲板防护平台上要装载一门八十吨大炮，可在五百码外打穿二十英寸厚的钢板。问清最低必须吨位和优质货的最低价格。速复！询问保密！勿提中国！……”1874年10月23日，中日台湾事件接近最后尾声之际，取代野心家李泰国之后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经由上海，向他在伦敦的忠实部下金登干发去了上述这封电报。继中途夭折的阿思本舰队之后，中国近代第二次外购军舰的活动渐渐拉开了帏幕，与第一次购舰活动用于镇压国内起义的目的不同，这次购舰主旨相当明确，就是巩固海防，抵御外侮。
伦道尔式炮艇 就在日本侵略台湾，中国朝野上下为之震惊、群情激愤的日子里，有个西方人的身影开始频繁地在总理衙门出没。身为英国在华利益的重要代言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即将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充海军的迹象，这位久居中国，深谙中国官场之道的英国人明白这将是影响、控制未来中国海军走向的重要契机，良机不容错失，随即凭藉其特殊的身份，开始与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密切接触，做起推销英国军舰的生意来。自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虽然在上海、福建等地耗费巨资，经历了近十年的自造军舰的尝试，但中国的海防实力并不见有多少起色，直接购买西方先进军舰的提议此时悄悄开始占据上风。 要加强海防，究竟应该以装备何种军舰为宜，围绕这一全新的命题，当时中国国内的官员大都是一片茫然无措，不知道从何做起。而喜欢夸夸其谈的赫德，本人实际对于海军也只是个略知一点皮毛的外行，将中国人对于外购军舰的兴趣挑起来后，赫德便急匆匆与远在伦敦的部下金登干商讨具体如何推销军舰的事宜。当时李鸿章等中国官员从自己掌握的海军知识出发，急切想获取的是威力巨大的头等铁甲舰，但这种军舰造价过于昂贵，经历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打击后的清政府国库一时无力负担，而且大型军舰对于操舰人员的素质也有极高的技术要求，遽难办理。不过很快，赫德和金登干都注意到了当时世界上一种最新潮的军舰，一种价格便宜，而且据说是大型铁甲舰克星的小军舰。
当中国福建闽江之畔还在大兴土木建造船政局船厂的时候，1867年12月4日，地球另一面的英国泰恩河上出现了一艘模样奇特的小军舰，在当时，可能连它的设计者乔治·伦道尔自己都没有能想到，这艘小小的军舰竟然会成为他一生事业重要的奠基石。Staunch号，中国译为“师丹”炮船，是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排水量仅有200吨的小型炮艇，艇长22.86米，宽7.62米，吃水1.98米，装备2台蒸汽机、2座锅炉，功率134匹马力，航速7.5节。和进入蒸汽时代以来，那种比巡洋舰小，航速迟缓，采用船旁列炮布置法布置火炮，“以供杂役”的旧式炮船完全不同，这艘小炮船具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首先它抛弃了传统的船旁列炮布置法，而是在船头露天安装了一门9英寸口径的前膛巨炮，这门巨炮的炮身安装一套带有4个支柱的地井式炮架上，整个系统异常复杂，平时火炮低座在船体里，以防重心过高，保持军舰的稳性，战斗时则通过液压系统，在4－6分钟内将火炮举升到甲板上，每发射一发之后，火炮在自身巨大的后坐力推动下，再缓缓降到甲板下，进行下一次射击的装填工作，但火炮发射前必须下锚，否则谁也无法预料巨大的后坐力会对这艘小船产生怎样的影响。 除去独特的船头大炮布置方法，这种小型军舰的外形也颇具特色。军舰舰艏有一段锚甲板，采用的是类似鱼雷艇那种破浪效果较好的龟甲样式，上面安装有吊锚杆等设备。锚甲板向后的主甲板部分，四面都围有用于保护舰员的围壁，在船首安装有火炮的甲板周围则装有更高的可折倒的围壁，用来防止军舰在高速航行时上浪。军舰的主炮炮管通过这道围壁前方一个很小的炮门开口向外伸出，因为炮门横向空隙很小，主炮几乎不能左右旋回，必须采用“整船瞄准”法，即通过军舰的自身转动，来实现调整火炮的横向瞄准、射击。为此，伦道尔将这艘小军舰的操作系统设计得极为灵便，转舵速度较一般军舰为高，2分45秒内可以旋转一圈。在接近主甲板中部的位置上，矗立着高高的烟囱，让当时的造船界为之惊讶的是，这艘小船竟然连一根桅杆都没有，而且在这艘船上除了舰长室外，甚至没有为舰员留出任何居住空间。浅眼来看，这些设计，不光是无法远距离航行，甚至连如何悬挂航海信号旗帜都成了问题。其实伦道尔赋予这种军舰独特的设计思路就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即，这种短宽的小型军舰根本就不是用来出海作战的！ 19世纪中期左右的世界，大口径火炮是最具威势的兵器。在海洋上，它的搭载平台就是大型铁甲舰，而陆地上，则是坚固的炮台工事。但结果，铁甲舰和炮台发展成了一对相生相克的冤家，相对于铁甲舰，炮台上黑洞洞的巨炮阴森可怖，而炮台由于是固定的建筑，万一铁甲舰不进入自己的防守范围，而是另僻蹊径，暗渡陈仓，炮台就成为虚设。为解决这一对矛盾，当时各国的陆海军界都绞尽脑汁，结果往往落入无限增大火炮口径、威力的俗套。而由伦道尔的Staunch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武器——“水炮台”，即水上的炮台，外形看上去是艘船，实则并不作为军舰来使用，搭载巨炮的小船只不过是大炮的安装平台而已。水炮台和同样装备大口径火炮的铁甲舰相比，造价上可谓天壤之别，但装载的火炮所具有的威力却并无太大不同，属于低成本、极具性价比的火炮搭载平台，虽然不能到大海上与铁甲舰争雄，但是它搭载的火炮同样可以给铁甲舰以巨大的威慑，近海防御时占有优势。而相对于耗费大量土木人工，经年累月构筑起来的陆地炮台，水炮台在价格低廉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即这种炮台是可以移动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大量布置到需要加强的濒海地域，“驻扼口隘其力能拒甲舰”，短时间内即能构成一个海上的炮台群。 这种名为炮船GUNBOAT，实则是炮台的军舰，在当时中国被翻译为“根驳”船、“根婆子”，又根据其特征称为“蚊子船”，意指这种军舰虽然体格小巧，但是万一被叮上一口，也不是好受的事。在西方则根据设计师的名字称之为伦道尔式炮艇。它一经诞生后，很快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用于要港防御的最新利器，英国皇家海军前后共购进了39艘，其他一些海军国家也都大感兴趣，纷纷解囊采购。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舰船设计师伦道尔由此名扬四海。 1874年发给金登干的电报中，赫德所询问的“快艇”正是这种伦道尔式炮艇。赫德深知当时中国的财政情况捉襟见肘，于其推销短时间内中国根本没能力购买的大型铁甲舰，不如推销这种价格低廉，而且据称能打败铁甲舰的小型炮艇——蚊子船。值得今天重新审视的是，尽管赫德、金登干为推销军舰不遗余力，大肆宣传，但应当注意到，赫德对蚊子船的用途还是相当明白的，称这种船是在浅水区对付铁甲舰的利器。对这一点，李鸿章也予以认同，认为“有此巨炮小船，守口最为得力，较陆地炮台更为灵活”。至于后来金登干等夸夸其谈，越说越奇，称这种军舰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作战，则纯属其一贯说话夸张的浮夸作风，实际李鸿章、赫德等从最开始就已经非常明了，这型军舰就是一种水炮台。而后来很多对近代舰船知识一无所知的言官文人，以致很多历史研究者，都以李鸿章买回来的蚊子船并不能出海作战为由，认为这种船是西方生产的劣质货，是用来诈骗中国的。实在是属于对海军知识一窍不通，不辨菽麦的可笑言论。实际情况是，针对所谓蚊子船可以出海作战的荒谬说法，李鸿章实际非常清楚，私下早已派人在丹麦、美国等国探访大型铁甲舰的出售信息。 1875年春天，经过向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咨询、报价，赫德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舰型方案，对这种新潮事务拿捏不稳的恭亲王则击鼓传花，将具体洽谈、购办的责任转交给北洋大臣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时代，就开始和西方人打交道，并在自己的军队中大量采用西式武器的李鸿章，是当时中国官场中少有的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高层官僚，而且又身处担负京畿防务的直隶总督一职，选择他来办理新潮的海军，在恭亲王看来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作为这一决策的继续，不久之后一道圣旨降到了李鸿章面前“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从此李鸿章成了中国海防在北方的重要建设者。 得到恭亲王授意，赫德专程奔赴直隶总督驻地天津，咨商推介蚊子船。最后摆在李鸿章面前的，分别是装备80吨、38吨、26.5吨前膛火炮的三种方案。精明老道的李鸿章立刻四处咨询关于这些军舰的各种情况，并私下通过法国公使以及江海关直接获取国外市场行情，以做参照对比。在咨询的过程中，李鸿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查西人论炮不计身重先问口径若干寸”，即按照海军专业用语，谈论火炮的类别一般都是说火炮口径而没有拿火炮的重量作为标志的，李鸿章似乎是觉察到了一点什么，让海军外行赫德、金登干顿时显得狼狈不堪，急忙补充了相关参数。当时提出的备选方案分别有：排水量1300吨，装备16寸火炮；排水量440吨，装备12.5寸火炮；排水量320吨，装备11寸火炮；排水量260吨，装备9寸火炮。 经过一番权衡，李鸿章致函恭亲王，首先表示对恭亲王创办西式海军决心的感佩。随后，从造价、可信度等角度出发，将备选的几家外国洋行企业全部予以否决，支持恭亲王通过赫德购买军舰的想法，认为“总税司经办当较洋行可靠”。随后，与赫德进行仔细会商，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备选方案中排水量260吨、装备9寸火炮的舰型，火炮威力和船只吨位都过小，意义不大；而排水量1300吨，装备16寸巨炮的舰型，则担心吃水过深，且火炮口径太大，“为泰西向未有之巨炮”，担心这种从来没有使用前例的火炮不够可靠，不甘心为试验这种火炮买单，于是将这两种方案予以舍却。决定订购装备12.5寸火炮和11寸火炮的蚊子船各1艘，旋又因各定1艘过于单薄，遂改为各定购2艘，同时约定，在得到西方16寸巨炮使用可靠消息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再订购1艘装备16寸火炮的蚊子船。 为防止阿思本舰队事件重演，1875年4月，李鸿章与赫德仔细订立了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购买4艘军舰的章程，除了用大量文字就军舰的型号、质量、验收条款进行详细规定外，章程中载明，将来帮助驾驶军舰到中国的英国水手，在交接完毕后必须立刻离开中国。根据章程，装备11寸火炮的蚊子船造价23000英镑，装备12寸火炮的蚊子船造价33400英镑，分别合中国银76659两和111322两，外加运费65940两，总计预算45万两白银。按照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惯例，合同签订后先付1/3，军舰造成一半后再付1/3，全成后付剩余部分。由恭亲王奏请，清政府决定购买这4艘军舰，购舰经费从江汉、九江、江海、浙海、粤海5口的海关关税内提取。 1875年6月22日，赫德致电金登干，通知他中国购买4艘蚊子船的经费已经汇至专门的帐户，相关的委托授权文书将于7月30日寄至英国，近代中国第二轮外购军舰活动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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