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辅舰只

用于载运人、物的运输舰虽然并不是作战舰种，然而却是海军中不可或缺的军舰。北洋海军时代，由于北洋海军内大量的旧式炮舰建造时就考虑了运货功能，设置了大型的货舱，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获得招商局轮船的协助，因而海军内专门的运输舰数量并不多，一般认为主要是“利运”与“海镜”两艘而已。

“利运”舰，原来是轮船招商局的货轮，排水量1080吨，轮机110匹马力，后被北洋海军以87431两银购得，改造为运输舰。该舰流传下来的资料甚少，目前所知的仅仅是甲申事变时期，曾载运中国军队前往朝鲜登陆平乱，甲午战争后，招商局轮船的序列里仍有一艘“利运”号，是否为同一艘船，还需要假以时间来考证判断。

“海镜”舰，是福州船政局建造的第13艘军舰，属于“济安”级，由法籍顾问安乐陶监造，1873年2月28日开工，当年11月8日下水，军舰为全木质结构，舰型上属于旧式炮舰。排水量1391吨，舰长63.39米，宽9.75米，吃水4.23米，动力采用1台普通立式蒸汽机，功率600匹马力，航速9节。武器装备为1门160mm火炮，和2门120mm火炮。该舰建成后，很快被改造作为货轮调拨给轮船招商局，用作台湾海峡的往来运输，北洋建设海防之后又被调往北洋，隶属北洋海军，曾参与过甲申平定朝鲜叛乱事件。甲午战争中，作为小型运输舰的“海镜”并未参与战斗，在旅顺被日军虏获。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日本归还旅顺，“海镜”与“湄云”等滞留在旅顺的军舰被一起交还给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旅顺船坞内，还有一艘尚未完工的铁制新军舰，也被命名为“海镜”，但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拆毁破坏。

除了运输舰以外，北洋海军辅助舰艇内数量最多、类别最杂的是各类工程船只，这些军舰大的不过二千余吨，小的只有几百甚至仅仅几十吨，然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却极大，为舰队和军港内不可或缺的船只，可以按照他们的功能类别来一一认识。

19世纪挖泥船模型

“导”字号军舰，即挖泥船，这类军舰的舰名中都冠以“导”字，主要有“导海”、“导河”两艘。 “导海”号是北洋海军拥有过的最大一型挖泥船，1888年购买自德国，主要为旅顺基地开挖港池和疏通航道所用，“导海”号船体采用铁制，甲板上装有大型的挖泥抓斗，船长63米，宽12米，吃水1.4米，排水量2400吨，主机功率400匹马力，挖泥可以达到10米的深度，该船在修建和维护旅顺基地时立下过汗马功劳，甲午战争中也是在旅顺被俘，后来下落不明。19世纪后期，西方开挖苏伊士运河，以直接贯通欧洲到亚洲的航线，使得东西方的船只往来可以避免远绕好望角，在运河的开挖过程中挖泥船大显身手，深深引起了李鸿章等中国洋务领导人物的注意。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除了兴办洋务以外，还对治理黄河颇有贡献，曾写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治河方略，在购买“导海”之前，为开挖黄河河道，防止淤堵，李鸿章已经先向英国购买了一艘适合内河使用的小型挖泥船，这艘长度大约为30米的船只因为没有远航能力，1887年12月21日拆解后用运输到中国，在天津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进行组装，1888年3月13日完工，被命名为“导河”，用于黄河以及一些内河航道的疏通，颇见成效。

“顺”字号军舰，即拖轮。北洋建设旅顺基地时，用“导海”号挖泥船疏浚港池，挖出的淤泥装载到小舢板上，然后用蒸汽小轮船拖带往远海倾泻，为拖带这些小船。1884年6月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建造了1艘“利顺”号拖轮，除拖带淤泥船外，还执行诸如导航、引水、帮助靠泊等任务。后来因为“不敷往返拖驶”，又由大沽船坞建造了一艘同型的“遇顺”号拖轮，随着北洋军舰日益增多，旅顺港务繁忙，1888年更新增加了一艘“快顺”号，3艘船可能均为同型，船长38.4米，宽6.4米，吃水2.72米，航速12节。1890年4月，为大连湾水雷营布雷、练习使用，建造了“捷顺”号，同样也具有拖船功能，船长22.86米，宽4.88米。甲午战争中，这批拖轮的下落不明，不过在日方参战人员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旅顺保卫战前夕，一艘中国拖船拖带数艘木帆船向旅顺运送修理“定远”级军舰所用木料的事情，这艘拖船遭遇日本舰队后船员弃船跳海而去，这可能是北洋海军拖轮在战争史料中唯一的踪迹了。

“雷”字号军舰，均为布设和维护水雷用的布雷艇，有“守雷”、“下雷”、“巡雷”、“杆雷”等名号，样式类似小型的蒸汽交通艇，各种参数不详，可能与大沽船坞1881年建造的2艘用于布雷的螺桥船类似，这种螺桥船长23.33米，主机功率130匹马力，主要用于天津内河的布雷警戒。除了“雷”字号以外，北洋海军内还有一艘外购的“犀照”号布雷艇，“犀照”号原为安徽芜湖海关订造的小艇，由上海均昌机器船厂建造，排水量35吨，船长17.1米，宽3米，吃水1.8米，主机功率60匹马力，航速9节，后来被开平矿务局购得，作为交通艇，1889年8月6日，转属北洋海军，用于旅顺基地的水雷布设。

“龙”、“马”、“飞”字号军舰，用龙、马、飞这些颇具活力的字命名的军舰，大都属于小型而快速的交通艇，用来在各个基地间来往通信联络。出现在北洋海军的序列里的主要有“铁龙”、“飞龙”、“快马”、“海马”、“铁马”、“飞艇”、“飞凫”等名号，均为大沽船坞建造，其中“铁龙”号是驻泊天津大沽，供北洋大臣李鸿章直接使用的一艘，而“飞艇”、“飞凫”原位淮系陆军巩军使用，后并归北洋海军。甲午战前，为了增加收入，贴补主力战舰维护经费的不足，而在北洋沿海各港口电报房出售船票，搭载旅客的“军舰”实际就是这些船只，而并非像一些著作中所说的是主战军舰。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占旅顺后曾俘获过一艘“超海”号小轮船，从外形看也属于运输舰，具体来源不明。

日军攻占旅顺后俘获的“超海”轮

小型运输船。英国人琅威理担任北洋海军总查期间，兢兢业业，将大量英国海军的制度、规范导入中国，同时他也亲自设计过几艘小型的专门用途运输船。分别是4艘排水量130吨、长21.16米，宽3.45米，吃水1米的50吨运煤船，以及2艘排水量70吨，长18米，宽3.2米，吃水0.8米的20吨运水船，均为明轮船型，1884年完工，主要用于北洋海军基地补给。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是北洋海军小型辅助军舰的主要制造厂，隶属于天津机器局。北洋创建近代海防后，随着军舰日多，而北方又没有船坞可供维修，舰船维护都得远赴日本甚至南下到上海、香港，非常之不便，“程途骛远，往返需时，设遇有事之秋，尤难克期猝办，实恐贻误军需”。为此1880年李鸿章经奏请清政府，在天津大沽海神庙附近购买土地，兴建船坞、工厂，又名海神庙船坞。大沽船坞建成后，最初主要是提供军舰的上坞维护等服务，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乃至一些国外舰船都曾纷纷前来借坞维护，后来在外国顾问指导下大沽船坞组装了数艘购自国外拆解来华的小型军舰，随着技术的逐渐熟悉，便将业务范围开拓到了舰船建造领域，主要是为北洋海军建造如上所述的一些小型辅助舰艇。大沽船坞建造的船只，以数量多、型号杂、种类奇特而著称。不仅建造过拖船、布雷艇、交通艇，还有一些足以让后世大出意料的产品。

1880年9月18日，农历的中秋佳节，天津机器局的深宅大院内造出来一艘模样古怪的军舰，这艘军舰由机器局一位姓陈的官员自行设计、出资建造，“自备薪米油烛等费，并木料铁皮，分投采买，不动该厂公项”，10余名工人一起努力建造了3个多月，过程中竟然“禁止外人窥探”，大大出于当时建造军舰的常例，给这艘军舰笼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中秋节这天的下水仪式，终于揭开了谜底，天津机器局建造的居然是一艘潜水艇，当时称为驶行水底机船，整个舰体外形像是一只大橄榄，两头尖锐，当时上海的教会报纸《益闻录》作了极为有价值的描述“……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中秋节下水试行，灵捷异常，颇为合用，

因内河水甚深，水标仍浮出水面尺许。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而布雷无不如意，洵摧敌之利器也”，从这些记载看，无论是外形还是原理，这艘潜艇与法国1863年建造的“潜水员”号极为相似，简直可谓是中国潜艇的始祖。当时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是如何获得或设计建造图纸的？这艘潜艇最后的结局如何？如果这级潜艇大量装备了海军又会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能带给我们太多美丽的遐想，100多年前中国军工技术人员这种破除成见，紧追最新技术的努力，值得后人为之折服。

与建造潜艇同一年，大沽船坞又生产出一种更为奇特的军舰，这种军舰最多由130艘小船组成，可以在河流上一字排开，“百丈之河顷刻布成平地”，天堑变通途，这即是今天的舟桥船。天津机器局的舰艇建造还曾一度延伸到天空，甲午战争前，曾生产了可以在天上飞翔的舰艇，即飞艇，实则是侦察气球，大气囊内充满氢气。根据当时中国著名的风俗画报《点石斋画报》报道，飞艇试飞当日，李鸿章调集北洋一带海陆各军的统领主官，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右翼总兵刘步蟾首飞，其余陆军各官依次一一升空，借以锻炼胆气，当时观者如堵，成为一时之奇景。

练习舰

因为海军具有的高度技术性特征，海军对于官兵素质的要求要大大高于陆军。中国开始近代海军建设事业后，造船技术方面主要学习法国，而海军制度、训练上则大量参照英国。除了从南至北开办众多的海军学校培训海军军官外，对于普通水兵的教练、养成也极为重视。在《北洋海军章程》的相关规定中，对于军官的海上教育，即练习舰上的培训都有特别要求。其中规定，海军军校的学生在经过4年的学院学习，在北洋大臣主持考核“英国语言文字、地舆图说、算学至开平立诸方、几何、代数至造对数表发、平弧三角、驾驶、测量天象、经纬度、重学、化学格致”等学科之后，选合格者派往练船即练习舰，进行为期一年的海上历练，“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习诸艺、诸能通晓。春考一次，秋考一次”，合格后才能获得候补军官资格上作战军舰见习。

而对于水兵的船上技术要求则更为具体严格，新招募的水兵称为练勇，入伍考核时只要满足年龄、身高、健康等最基本的条件，能够“略识文字”即可，随后便派入练习舰学习，反复练习“船上各部位名目，绳索名目，结绳、接缆之法；船帆各部位名目，并帆上所有各家具名目，并张帆之法，缚帆耳之法，开帆之法；缝帆之法，帆沿打马口之法；荡舢板；运舵量水并罗经体用各法；船头挂灯；泅水；四轮炮之操法，洋枪刀剑之操法。”经过在练船上的长期磨练，全部合格后才能成为合格的替补水兵，当军舰上的水兵名额出现空缺时，再从练习舰上的一等练勇中进行考核，择优录取替补。

为了满足上述海上练习、教学的需要，北洋海军先后共装备了3艘专门的练习舰，分别为“敏捷”、“威远”、“康济”。

“敏捷”舰，原来是一艘英国的商船，没有蒸汽动力，完全依靠风帆航行，1888年11月，北洋海军出于海军训练需要而从英商处转购，经过在大沽船坞的军用化改造后，命名为“敏捷”号，当时称作夹板练船，实际就是现代的风帆训练舰。这种练习舰，一方面可以培训船上各种帆缆索具的使用方法，锻炼各项基本船艺，对于当时仍保留有张挂风帆功能的北洋海军战舰而言，对官兵作这种培训的确有实用的一面。此外，风帆训练舰上的培训，还非常利于养成海军将士刻苦耐劳的坚韧品质，狂风巨浪中，临危不惧，齐心协力与大自然作抗争，又能培育海军官兵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同时，还有海军传统的教育作用。这一点，可能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海洋大国现代海军的行列中，还仍然保留了风帆训练舰这一古老舰种的原因所在。

从现存的一张模糊的照片中可以分辨，“敏捷”舰舰体外形非常修长优美，这艘军舰完全为木质，长46.33米，宽8.41米，吃水3.35米，吨位700吨，编制60人，由于主要用于船艺训练，并没有配备重型武器。服役后，作为北洋海军唯一的一艘风帆训练舰，频繁出现在各次操演和阅兵活动中，甲午战争中在旅顺被日军俘获，三国还辽事件后归还中国。

在北洋海军辅助军舰序列中，“威远”舰是战斗力较强的一艘，这艘军舰是福建船政局建造的第20艘军舰，也是该局建造的第1艘铁胁军舰，即采用钢铁骨架的军舰，相对于完全采用木质的木胁木壳军舰，这种军舰在结构强度等方面要更胜出一筹。“威远”舰的龙骨、横梁、隔板等铁胁材料，均由船政局总监工法国人日意格从国外采购，“皆铁片、铁槽所制者，密嵌泡钉（铆钉）十三万余颗”，1876年9月2日在法国顾问舒斐监督下，开始安装龙骨等全套铁胁，然后再在钢铁的骨架外铆接安装木质船壳板，整艘军舰于第二年的5月31日下水。

“威远”

“威远”舰是“威远”级军舰的首舰，舰形上属于旧式炮舰，造价195000两银，3根桅杆的独特外形清楚地标明了他的法国血统，同型的姊妹舰还有“超武”、“康济”、“澄庆”、“横海”等4艘，这级军舰排水量为1258吨，舰长64米，宽8.99米，吃水3.81米，“威远”采用的动力系统，为一台在英国谟士莱公司订制的卧式复合蒸汽机，当时称为康邦机器，这也是福建船政局第一艘使用康邦机器的军舰，与蒸汽机配套还装备了4座圆形燃煤锅炉，主机功率为750匹马力，军舰采用单轴推进，航速11节，张挂风帆时的顺风航速可以达到16节。“威远”舰的火力较强，舰首装备有190mm口径阿姆斯特朗前膛火炮1门，船舷两侧则共装备阿姆斯特朗120mm口径后膛火炮6门。

1881年，“威远”舰被调北上加入北洋水师，北上途中因不慎搁浅而被迫在上海修理，迟至7月14日才抵达天津大沽。在北洋水师服役的早期，“威远”舰作为较新式的炮舰，一直处于一线主力位置，经历、参与过长崎事件、朝鲜平叛等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后来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曾任该舰管带，旅顺基地的炮台群中也有以该舰命名的“威远”炮台。1885年左右，随着新式的“定远”、“济远”级军舰回国，“威远”在舰队中的重要性降低，而被改作练习舰使用。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威远”与“济远”、“广乙”编成小队，驻扎朝鲜牙山观察局势，后因实力过于单薄被命令先行回国，因而未参与丰岛海战。威海卫保卫战中，“威远”舰与残存的北洋各舰一齐并力抗敌，时任管带林颖启，1895年2月6日清晨，“威远”被偷袭入港的日本海军TB23号鱼雷艇击沉，壮烈殉国，同时遭日本鱼雷艇偷袭沉没的还有装甲巡洋舰“来远”号、布雷艇“宝筏”号等军舰。

“康济”

与“威远”同型的“康济”舰，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一艘特殊的军舰，以经历的坎坷身世而著名。她的各项性能参数与“威远”基本相同，不过所采用的铁胁材料并非进口，而是完全由福建船政局铁胁工厂自行生产。“康济”舰于1878年7月12日开工建造，船政技术人员吴德章等监造，第二年7月20日下水。最初，这艘军舰的舰型是旧式炮舰，但即将完工之时，清政府有意将其调拨给刚刚兼并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发展势头正方兴未艾的轮船招商局使用，于是进行了转型为商船的改造，将军舰的船头加高加大，改为水手舱，舰尾加长改作货舱，最初3根桅杆的设计被改成2根，整个军舰外观变得面目全非，看不到一点“威远”级的踪影。但由于“康济”最初是按照炮舰的标准进行的设计，虽然进行了如此之大的改造，货舱容量仍然比不上专门设计的货轮，载货能力有限。经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检查验收后，决定将“康济”改为客轮使用，重新进行了针对性改造，将军舰中部甲板两舷加高并封顶，整个主甲板中段变为了一个封闭的大舱室，充作客舱，在这层客舱的顶棚之上重新构建了操舵室、厨房、厕所等舱室，而主甲板以下的舱室，除轮机舱以外，一律改成货舱。全部改造完成后，由招商局派出专员验收航试，一切符合要求，遂开赴上海，投用于上海至香港航线，充当航班客轮。

但仿佛是天意注定，金鳞非是池中物，李鸿章在北洋开始建设近代海防后不久，即看中了与“威远”舰同级，且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招商局服务的“康济”轮，随即调用北上加以改造，船上增加装备了11门各型火炮，用于教学练习，“康济”终于重新回到了军舰的行列。后来出于北洋海军内鱼雷兵器数量激增，为加强鱼雷专业技术知识的培训起见，又在“康济”舰上安装了1具14寸鱼雷发射管，以资练习，但是整个军舰的外观仍然保留了商船的古怪模样。

到达北洋后，出任“康济”舰首任管带的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传奇人物，后来经历过清朝、民国、人民共和国的三代海军元戎萨镇冰。萨镇冰（1859－1952），字鼎铭，蒙古族，福建福州人，11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学习军舰驾驶和海军指挥，是该校历史上入校年龄最小的学生，1876年中国派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时，萨镇冰因表现出色入选。回国后，由于年纪轻、资历浅，并未获得重任，1882年被正在创办近代化海军的李鸿章选中，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充当教习，任教期间，专业表现出色，遂调任重要性相当突出的练习舰管带一职，1886年首先任“威远”舰管带，次年改任“康济”舰管带。在北洋海军中，练习舰的管带一职不同于其他军舰，练习舰的管带除了是一艘军舰的主官外，还兼有海军学堂学生的教习、考核任务，同时招募水兵时的选拔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相当于是海上的军校考官，所以尽管官阶不高，权力实则很重。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威海湾的防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特别命令萨镇冰率“康济”舰数十名水兵，驻防到独处在威海湾南口海中的日岛炮台之上，日岛名为岛，实际只是海中孤立的一座礁石而已，1878年在其上修筑了地井炮台，主要装备为2门地井炮，最初炮台由陆军驻守，后来担心陆军士气太差，不能坚守，而改由海军接管。1895年1月30日，日军开始进攻威海，萨镇冰指挥日岛炮台守兵，冒着日军海陆两面的猛烈炮火，誓死拚搏，顽强战斗，苦战达10日之久，直至火炮、弹药库、兵舍被炸毁的境地，才由丁汝昌下令才撤回刘公岛，在威海卫保卫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895年2月16日，依据之前拟定的《威海卫降约》的约定，“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坐“康济”，前往日本旗舰“松岛”号，缴出刘公岛海陆军官兵名册。第二天上午，日本舰队鱼贯进入威海卫港，包括“康济“在内的残存中国军舰全部被编入日本海军序列，悬挂起日本海军旗，出于对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个人以及中国海军作战精神的尊敬，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命令将“康济”舰解除武装后交还中国，以运输阵亡将士的灵柩和残存的军民，当天下午4时，在阴雨蒙蒙中，曾经亚洲第一舰队的唯一遗存，“康济”舰汽笛哀鸣，悬挂着黄龙旗，在日本舰队的唁炮声中依依不舍驶离刘公岛，载着提督丁汝昌等人的棺椁，以及幸存的将士，黯然驶向远方，这凄惨的历史一幕，是每个中国海军军人心底永远的痛。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出面“帮助”中国，迫使日本让出威海，作为回报条件，随即向中国强行租借了威海。1898年5月24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79岁生日，日军撤离威海，一面龙旗在刘公岛西部的黄岛上空缓缓升起，象征着中国收回了威海和刘公岛的主权，旋即又立刻跌落，代之而起的是一面米字旗，三声“女王万岁”、一声“大清皇帝”万岁过后，威海、刘公岛被从母国割裂了出去……仪式上列队、升起龙旗的水兵来自威海湾外的一艘军舰，黄岛上欢呼雀跃的英国水兵不会知道，但默默横卧在威海湾内的刘公岛可能会熟悉她的身影，她就是“康济”号，此时已经更名为“复济”，取复兴海军之意。

收回威海卫仪式上飘扬的中国国旗

“复济”作为练习舰，在后来的中国海军中长期服役，一批批从“复济”上肄业的海军官校生、水兵，成了复兴中国海军的种子。这艘见证了中国海军一段最不堪回首往事的军舰于1910年退役拆解，从它身上我们仿佛又看见了北洋海军那群辅助舰船的身影。1930年10月1日，中国海军“海琛”号巡洋舰与“镇海”号水上飞机母舰回到威海，阔别32年后，中国的国旗重新飘扬在威海上空。

七子之歌·威海

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

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

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

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

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