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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是“点”？ ——甲午海战史料中技术名词考析一则 陈 悦
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战斗进行至下午 1时20分以后，日本联合舰队的编队发生了一联串混乱。先是因为旗舰“松岛”号挂出了一组语意晦涩的旗语，导致日本第一游击队发生理解错误，从最初位于联合舰队本队队首的位置，改为掉头转向航行到本队之后。继而在下午14时15分左右，乘坐代用巡洋舰“西京丸”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发现“比睿”、“赤城”2艘弱舰遭到北洋舰队部分军舰围击，遂发出“‘比睿’、‘赤城’危险！”信号，刚刚转向跟随到本队之后航行的第一游击队得令，再度改变航迹，转而往后航行，意图援救“比睿”、“赤城”。被北洋海军旗舰“定远”打得舵机失灵的“西京丸”刚好无意阻挡到一游的航迹之中，为避免发生碰撞，第一游击队末尾的“浪速”舰被迫改变航向，而与前列3艘军舰脱离[ 1 ]。这段史事是黄海海战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由于是日方舰队自身发生的事情，研究其的重要史料首推以日方资料为详细。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日清战史》等史料汇纂中多有提及，但由于这些日文材料在国内获取利用较为不易，又加之语言障碍难以逾越，因而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建成《续编》）收录选译的日方史料，则是国内了解此类日方资料最为便捷的途径。 关于上述史事，在《续编》第 7册选译的“日本参战将领的战斗报告及讲演”中可以找到价值极大的原始材料，尤以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的报告为直接。题为“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的章节中，对第一游击队的数次改变航向有以下记载：“一时二十分断然向左方回转十六度”（第1次回转），“……遂立即发出向左方变换方向十六度、速度按照常理而论，位于本队前方的一游如果要变向航行到本队之后去，首先肯定是要转向往后，在到达适当距离后再转向往前。而一游如果要改变航向救援后方的“比睿”、“赤城”，肯定又要再转向往后航向。然而在坪井航三的报告中，关于这 3次转向，都无一例外地加了“十六度”这么个细节，对于此，只要稍用数学常识加以分析就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一个疑点。即，如果转向角度是数学角度中的16度，那么日本第一游击队在黄海海战中的这三次转向，无论哪一次都是无法实现掉头、回转这些效果的，而且非但无法掉头转向，反而还具有驶离战场的嫌疑。究竟为什么第一游击队每次都转向16度，转向16度是否别有含义，或者是坪井航三写错了？历史事件是由无数个细节累积起来的，脱离了对于细节的考证，尽管也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那只是侥幸，也是不扎实的。对于建构在海军技术基础上的海战，很多细节的问号只能向当时的海军技术求解。中日两国发展近代化海军的时代，刚好处于海军舰船发展史上的蒸汽铁甲舰时代。自风帆战列舰时代脱胎而来，在工业文明之火中锻炼出的钢铁蒸汽军舰，还依依不舍地遗留有很多风帆时代的残迹。 19世纪中后期的军舰与航船上，用来辨识航行方向的重要工具为磁罗经，其始祖原型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发展至近代以后罗经表盘上的指向已经不再只是指示简单的方位，而是进步到较准确的方向刻度，但是这一时期罗经表盘（罗经分度盘）上的刻度还没有使用数学上的角度，而是用了一种奇特的单位——点。在风帆时代，船只主要凭靠风帆为动力航行，在航向调整上很难精确到数学上细微的角度，船只上的罗经表盘都以 32个标识方位的点来进行定位。即将罗经表盘上的刻度以圆周分为32个点，每点等于数学角度上的11又4分之1度。而且各个点还有专有的名称，其中指示东南西北方向的4个点称为四方点，指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4个方向的点则称为四隅点，合称为八主要点。8个主要点之间再进行2等分，分出的另外8个点称为八中间点，分别称：北北东、东北东、东南东、南南东、南南西、西南西、西北西、北北西，因为都是用3个字表述，又可以称为三字点。为了进一步精确刻度，八主要点和八中间点间再2等分之，形成的另外16个点称为微点，每个点还有自己的专用名称，如北微东、北东微北等，因与本文关联不大，不再一一赘述[ 3 ]。关于近代罗经在表盘上划分出32个刻度即32点的规范，曾经在1887年参与护送外购的“致远”等军舰由英返华的中国外交官余思诒在日记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相比客观表述，别具一番趣旨：“泰西罗经之制效法中土，前后左右四方，四象也；分为四维，八卦也；复分十六字三十二向……”。[ 4 ]作为传统的海上航行规范，这种罗经刻度标准不仅沿用到了近代，及至现代船舶的罗经表盘上也还能看到这种刻度方式，区别只不过是现代的罗经表盘上在传统的 32点之外，增加了数学角度的标识。以这种刻度方法进行识别，磁罗经表盘上由八主要点、八中间点和16个微点组成的32点，对应数学角度中的360度。而32点的一半即16点，对照数学角度则刚好为180度。联系日本第一游击队在海战中几次转向的过程记载，坪井航三报告中屡次提到的第一游击队转向“十六度”，实际应该就是罗经表盘上的16个点。对照《续编》的上述译文，查找坪井航三报告的日文原文，将能发现实际原文中对第一游击队的几次转向角度有非常清晰的记载：“因テ同一時二十分斷然左方十六點ニ旋回ツ”。“……直ニ左方十六點ノ方向變換ヲ爲ツ。速力 无独有偶，因为点是当时通行近代海军的方位标准，在中日双方其他一些涉及舰船方位的文字中也都能予以适用。例如同在《续编》“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一文中还有“……但由于本队向右变更方向四度左右，因此无论用多大速度，为了达到这一点，必得浪费时间。”、“二时五十四分，首先向左方转十六度……” [ 6 ]等内容，这些类似记载中提及的“度”显然都应当作为“点”来理解。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参加过黄海海战的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戴乐尔（ William Ferdinand Tyler）在其所著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海战的记载，“Obviously a needed order was for our fleet to alter course together four points to starboard.”[ 7 ]直译为“显然应该命令我们的舰队向右舷转向4点”，其中的point就是标识罗经点的英文单词，曾经担任过英国海军军官的戴乐尔显然熟知这个海上基本知识。而1931年由张荫麟翻译的名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书节选中，则将此段翻译为“此时我方所需之号令，显然为全队同时向右移转四度（four points to starboard）”[ 8 ]，缺乏海军技术知识的翻译者并不理解point一词的词意，没有直译为点，而是根据前后文的文意改成了度，出于对自己这段翻译内容的不放心，译者又在其后附加了英文原文。附：罗经表盘盘面点、度、英文符号对照表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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