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在朝鲜南阳湾外的丰岛附近海域不宣而战，对从该处经过的中国舰船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甲午战争海上战场的序幕，史称丰岛海战。这次海战，中国方面的“广乙”号鱼雷巡洋舰遭受重创后自毁，“操江”号运输舰被俘，租用于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击沉，只余下“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只身而返，可谓损失惨重。但是战后中方的公文中，对于海战失利的详细情形，以及海战中“济远”舰挂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1]等负面消息却大都作了回避和低调处理，反而突出提起了一件多少具有些传奇色彩的事情，即“济远”舰在退离战场途中曾用尾炮重创、击退日本军舰的事迹。

舰船上最直接的记事档案是航海日志，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的作战情况如何，最原始的史料也就首推该舰的航海日志。令人诧异的是，甲午一役后北洋海军各舰的航海日志类档案大都无从查找，唯独“济远”舰的航海日志却部分保存了下来，更为特殊的是，北洋海军舰船的航海日志都是按月制作成簿册以供记载^[2]，而流传的“济远”舰航海日志仅仅只有几页，又偏偏刚好是1894年7月25日、26日丰岛海战事发两天的日志，可谓是巧之又巧。在7月25日海战当天日志的记事部分里，使用很大篇幅提及了海战中的一个战斗片断：“十一点，见倭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楼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3]从这段内容便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 1894年7月25日的上午11时日本军舰追击“济远”，12时迫近“济远”，“济远”舰尾炮连续4次击中日本军舰的要害，并击毙了舰上的提督军官等数十人，致使受伤后的日本军舰挂中国龙旗而逃。由于己舰的操舵装置发生故障，“济远”舰没有进行追赶，而是乘势回航威海。有关“济远”舰用尾炮击退追敌的事迹即由此轮廓初具。

丰岛海战之后，“济远”舰于7月26日清晨回到威海，由于当天下午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主力外出巡弋，来不及就丰岛海战情形进行调查汇报，于是“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遂直接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作出了报告。除简要叙述海战的经过情形外，更着重提起了尾炮退敌一事，称“……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4]内容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所载大同小异。

时隔4天之后，7月30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式具文，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丰岛海战情况。在这份据称是经过查询“济远”舰管带、员弁、水手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中，同样也突出提及尾炮退敌一事，但较之方伯谦报告和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更显详细：“……‘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5]不仅明确了被击退的日本军舰是日本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吉野”，以及几次命中“吉野”所造成的破坏效果情况，而且丁汝昌还特别提出了两名水兵的名字，认为他们是这次攻击行动的功魁，其他帮助运送弹药、操作火炮的水兵也被丁汝昌称为奋勇，认为有功。不过丁在报告中却绝口没有提到“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一场损失惨重的海战而言，具有传奇色彩的尾炮退敌事件无异于是黑暗中的闪光点，给海战画上了圆满的收笔，甚至可以称为是转败为胜，因而尾炮退敌一事便成了丰岛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典型英雄事迹。上述三则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作战情况的官方文件可以认为是用以确立尾炮退敌说的原始史料，除此以外，在当时及此后的一些相关的史料、撰述中也屡有提及尾炮退敌的，基本的情况描述大致相同，但对于事件的细节阐述以及评价却存在着部分明显的差异，基本可以将其分之为两类。

其中以时人姚锡光撰写的《东方兵事纪略》为代表的一类，将尾炮退敌诠释为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胆小怯懦，底层水兵奋起自发抗敌，保全了军舰。“……管带方伯谦树白旗，继又树日本旗；倭追如故。时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又有一水手挺身愿助，乃将十五生特尾炮连发四出，第一出中倭船舵楼，第二炮亦中，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要害，船头立时低俯”。^[6] 整体来看显然很大程度受到丁汝昌海战报告的影响，4次命中“吉野”的情况与丁汝昌报告略同，水兵王国成、李仕茂自发抗敌的事迹也同，只是增加了有关水兵王国成“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等细节，虽别显出一番生动，但是没有实际出处依据，似不足为信史。被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排除在尾炮退敌事件之外的方伯谦，姚文将其在海战中树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的事例予以公开，认为是管带方伯谦畏葸败逃，基层水兵挺身而出尾炮退敌。

由于“济远”舰悬挂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等事被多方史料证明为事实，水兵自发抗敌又符合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期待，因而这一类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和接受，影响至为深远，直到现代大多数中国的研究论著中还都依旧在使用着并非原始史料的姚锡光观点。诸如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海战史》称“爱国士兵王国成激于民族义愤，奋起自卫反击。他问大家：谁能帮我运炮弹？水手李仕茂挺身愿助。二人协力发尾炮攻击敌舰。连发四炮，命中三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也命中。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命中‘吉野’要害，船头立时低俯。‘吉野’受创，不敢继续追击，于12时43分，转轮退走。” ^[7]几乎就是姚文的翻版。与之类似的还有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称“……在此紧要关头，水手王国成挺身而出，反击敌寇……另一水手李仕茂从旁协助，用15公分口径尾炮对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12点43分，‘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向来路驶逃。”^[8]此外，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写的《近代中国海军》同样深受姚文影响，称“‘济远’水手王国成和李仕茂用150毫米尾炮瞄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击中其舰首；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击中要害。‘吉野’舰首立即低俯，不敢再追。”^[9]苏小东著《甲午中日海战》在提及此事时，则更是直接引用了姚文原文。^[10]

关于尾炮退敌的另外一类观点，主要以《冤海述闻》等为代表。《冤海述闻》的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被戚其章先生推定为是丰岛海战中任“济远”舰驾驶二副的何广成^[11]，其著对于尾炮退敌事件的经过叙述大致与上一类相同，但认为击退敌舰的功劳不能由水兵独享，而是管带方伯谦的谋略指挥所致，由此推论“济远”在海战中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而遁是为了实施这种谋略而作的准备，水兵击退日舰也是在管带指挥下的职务行为，方伯谦才是尾炮退敌事件的功勋。“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12]。值得特别予以注意的是，《冤海述闻》有关尾炮退敌部分的描述在内容与笔法上都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存在相似，因而戚其章先生在“《冤海述闻》研究”一文中推测《冤海述闻》的作者何广成即是“济远”舰航海日志1894年7月25日部分的记录者。以《冤海述闻》为代表的这类材料，由于在史料叙述以及人物品评上多有明显的偏颇错误之处，因而并不被学界广泛引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所谓为方伯谦翻案活动开始后，一些翻案文章屡屡采择，引之为方伯谦悬挂白旗的正当理由，虽然一时声势颇大，但终究理曲牵强，难以服人。

综上可知，从丰岛海战至今，“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在某些认识上还存在有差异和不同意见，但是关于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则各方都深信不疑，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尾炮退敌事件的发起者等问题上。国内关于甲午战争的著作论述中大都予以收录采用，几乎到了凡提及丰岛海战，必说“济远”舰尾炮退敌的境地，然而围绕着尾炮退敌而丛生的一连串疑问，却始终未被注意。以十九世纪后期的海军技术条件来看，1艘2000余吨的穹甲巡洋舰使用口径为150毫米的旧式架退后膛炮，是否真的能在短时间内重创、击退或是击沉敌舰？当时采用黑火药作为弹头装药的炮弹是否足以在短短几次命中后就能制敌于死地？被中国方面称为重创乃至击沉了的日舰“吉野”为何在丰岛海战后不久仍活跃于海上？……如果这些疑问无法得到确实可信的答复，那么尾炮退敌这种记载终究无法令人彻底信服。

对于此，早在丰岛海战结束后不久，北洋大臣李鸿章就首先提出过怀疑，认为“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13]可谓一语中的，直指出尾炮退敌问题上的一处关键要害，但是李鸿章并未就此继续深究，事后就不了了之，使得尾炮退敌说的真假更显得模棱两可。近代海军史研究者姜鸣先生在2002年增订版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姜文直接认为方伯谦和丁汝昌关于丰岛海战的报告“均存在很大的漏洞和虚假消息”，“不提曾升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反而谎称‘济远’以一门尾炮击退两艘日舰，还称日提督阵亡、‘吉野’沉没”^[14]，已经觉察到尾炮退敌说存在漏洞和虚假，可惜书中并未就此问题再展开进行专门论述。

 

尾炮退敌说辨伪

在拥有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丁方二人的海战报告等3份中方原始史料的基础上，要证明“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最直接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无外乎是能够在丰岛海战参战另一方的档案史料中找到对应的记载。

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对舰队的作战行动、弹药消耗、军舰损害、作战海图等都有详尽的文书档案记录，战后曾会纂成名为《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的合集，这部档案是了解日本联合舰队战时情况的重要原始史料。其中关于联合舰队7月25日在丰岛附近海域攻击中国舰船的记录里，与“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关联最大的无疑就是“吉野”舰的受伤情况报告。根据中方史料指证，“济远”舰尾炮重创、击退的是日本军舰“吉野”，如果真的曾经遭受过这么大的损失，在“吉野”舰的受伤情况报告中必定会有所体现。这份由“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海军大佐署名提交的名为“交戰中敵彈ノ為メ被害報告”（粗译为“交战中敌弹造成的损害报告”）的文件，确实记录到了“吉野”舰在丰岛海战中受到几次攻击，均由“济远”舰造成，分别为：

第一次、一颗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桅杆上的斜桁和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第二次、一颗150毫米口径的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

第三次、一颗炮弹落在“吉野”舰后部飞桥附近的海面，弹起的弹片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另据该报告记录，在这三次中弹之外，还有几发炮弹落在舰首、舰尾附近的海中，未造成损害。^[15]

与《联合舰队出征报告》重要性相似的日方史料还有日本海军军令部在战后修纂的《廿七八年海战史》，该书是日本官修的甲午海战史，具有权威性，有关丰岛海战中“吉野”受创的情况有如下记载：“八时十分的时候，‘济远’舰发射了一颗炮弹，打在‘吉野’舰首附近海面上，跳起后击坏了‘吉野’舰前桅的斜桁和一些索具。八时二十分时，‘济远’舰发射的150毫米口径熟铁榴弹打在‘吉野’右舷附近的海面上，跳起后落在甲板上，击坏了一些舢板，而后贯穿甲板掉入舰内，打坏了一部发电机，最后落在轮机室顶部的防御甲板上，幸而没有发生爆炸。”^[16]与《联合舰队出征报告》中的记述基本一致。

另外，日本“八重山”号通报舰舰长向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报告海战情况的电报里，也透露出了“吉野”受创的大概情况。^[17]

从日方的这两份重要史料能够清楚了解到，日本的“吉野”舰的确曾在丰岛海战中被中国军舰“济远”击中，击中的次数以及部位也与方伯谦、丁汝昌战后提交的报告大致相符，即中弹3次，分别在舰首附近（船头）、军舰右舷（船腰）、飞桥（望台），而且从中弹情况看，都是由“吉野”舰舰首之前方射来的炮弹所造成，据此可以判断 “济远”舰尾炮击中“吉野”的事情确实存在。然而这还并不足以证明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因为中日双方的记载在攻击效果以及攻击发生时间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有很大差异。

攻击效果

作为中方最原始的海战记录材料，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里称射出的炮弹“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 ^[18]与日方记录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从日方史料中看，“济远”射出的3颗炮弹都谈不上直接命中敌舰，均属于不可预测的跳弹或弹片间接命中，而且除了击中右舷掉入机舱的那颗没有爆炸的炮弹勉强能够算作击中要害外，其余的2次损害对于“吉野”而言都可谓是无足轻重，丝毫没有触及重要部位，这一点可以从丰岛海战之后“吉野”舰仍然活跃于海上得到旁证^[19]。而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的记载，如果考虑到远距离且烟雾弥漫的战场实际情况，那么无异于是一种主观的想像，况且当日的“倭提督”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并没有被“击死”，之后还参加了9月17日的黄海大东沟海战，直到1898年才病死，可见这处报告是完全错误的。至于“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一节更是彻底的谎言，众所周知，丰岛海战中只有一艘军舰出现过挂对方旗帜奔逃的情况，恰好就是“济远”舰，而在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上却将这个事迹转嫁给了日本军舰。作为本应十分严肃的舰上文书档案，这份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的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内竟然充斥着如此之多的错误乃至荒谬之词，使人不得不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不特如此，对照日本上世纪30年代公布的北洋海军航海日志规范和实例^[20]，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也存在着诸多不合规范之处，以及缺失漏记。倘若不是记录人为了掩盖某些事实且故意不按照规范记载，那可能这份航海日志本身就是一件不值一名的臆造品，除此似乎很难再得出其他合理的解释。在尾炮退敌问题上，与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内容惊人一致的《冤海述闻》的价值也就由此可见了。

方伯谦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是中方用以证明尾炮退敌事件的剩余两份关键史料，在有关炮击效果的方面，同样也充满了错误，无论是方伯谦所称的“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还是丁汝昌报告所说的“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对比日方的实际情况，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由此可见，在尾炮退敌的攻击效果方面，中方3份原始史料的记载都与日方军舰实际遭受的损失相去甚远，完全是一种夸大了的描写。按照3份史料的先后次序看，如果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并非伪造，那么首先就是“济远”舰的航海日志进行的夸张性描述，继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也进行了夸张性描述。而据称是询问“济远”舰人员后做出的丁汝昌报告，显然也受到了这些夸张性描述的影响。

　

攻击发生时间

相比炮击效果，炮击发生的时间似乎对于认定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关系不大，实际炮击发生的时间恰好是用以辨明尾炮退敌事件真伪的关键问题。尾炮退敌事件如果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几个因素，即“济远”舰命中了“吉野”；命中导致了“吉野”放弃追击“济远”，由此命中事件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事件发生的时间必须就在“吉野”放弃追击“济远”时。

中方的三则原始材料，分别将尾炮退敌的时间锁定在7月25日的中午12时左右，恰好就是“吉野”舰停止追击返航之际。但从日方史料中，我们却并得不到这样的印象，《廿七八年海战史》记载的“吉野”遭受“济远”炮击的时间是上午的8时10分，距离12时43分“吉野”舰放弃追击“济远”还有漫长的4个多小时。继在攻击效果上存在出入后，中日双方的史料在攻击的发生时间问题上又有严重分歧。

为了便于说明时间问题，下面先主要根据日方史料将丰岛海战的时序经过进行扼要列举：

1894年7月25日上午7时43分半，日本军舰“吉野”首先开火，挑起了丰岛海战。^[21]

7时52分，“济远”舰还击。

7时55分，“秋津洲”向中国军舰开火。

7时56分，“浪速”向中国军舰开火。

7时58分，“广乙”舰逼近攻击日本军舰。

同时，“济远”舰开始离开战场，“吉野”舰尾追。

8时10分，“济远”尾炮射出的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桅杆上的斜桁和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8时20分，“济远”尾炮再射出一颗150毫米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此后不久，又一颗150毫米炮弹射向“吉野”，在飞桥附近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破坏后果是，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三次攻击以后，“高升”、“操江”从海战场远处出现。“吉野”舰停止追击，“浪速”舰超越“吉野”，继续追击“济远”。

8时53分，在“浪速”的接连炮击下，“济远”舰悬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

9时15分，“高升”进入战场，“浪速”放弃追击“济远”，改为捕捉“高升”。其他日本军舰此后也相继聚拢。

9时47分，日本舰队重新分工，“吉野”追击“济远”，“浪速”捕捉“高升”，“秋津洲”捕捉“操江”。

12时38分，“吉野”追至距“济远”2500米时，用右舷炮射击。

12时43分，“吉野”舰担心追出过远，停止追击返航。

13时，“浪速”攻击“高升”。

从这里可以看到，日方提到的尾炮攻击事件发生在7月25日上午的8时10分以后，“吉野”舰虽然于“济远”的炮击后一度停止了追击，但9时47分开始又重新追击“济远”，直到12时43分因为考虑追出过远，为了保证当天能返回联合舰队锚地报告战况而放弃追击。按此，则发生在8时10分以后的“济远”炮击实际并没有造成退敌的效果。

鉴于日方史料中与中方记录的“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较为对应的记载仅有8时10分以后的这一次，如果否认中方史料中的尾炮退敌事件与日方记载的8时10分以后的攻击有关，那么在日方资料中再无有关尾炮退敌的类似对应记载，发生于午时的尾炮退敌事件就仅有中方单方证据。如果承认日方8时10分以后的那段记载就是对应的“济远”尾炮退敌事件，即意味必须在中方史料中找到与日方记载类似的证据进行佐证，否则也就失于片面，同样不具说服力。

曾在“济远”舰上服务，并参加过丰岛海战的英籍洋员哈富门（Hoffmann），在甲午黄海海战之后即将离华前，有过一段关于丰岛海战的回忆^[22]。作为丰岛海战的亲身经历者，对于尾炮退敌这种大事不可能没有觉察，然而哈富门提到的尾炮退敌情况却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以及丁、方的报告截然不同，哈富门称“‘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迳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23]按照哈富门的回忆，当时“吉野”不是被重创，而仅仅是“小有损伤”，不是被击退，而是“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这段去而又回的记录，与日方史料中8时10分以后的炮击记述完全对应。身为雇佣兵性质的洋员，中日两国海战的情形胜败与否，对其个人的切身利益并无太大影响，身处的超然地位使得回忆别有一种客观的色彩。

洋员哈富门的回忆和日方史料相互佐证出了一个事实：丰岛海战中“济远”舰发尾炮击伤“吉野”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当日上午的8时10分以后，而且攻击行动并未造成“吉野”舰重伤的效果， 9时47分“吉野”又再度追击“济远”，直到12时43分才主动放弃。由此可以判断，中方包括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在内的3件原始史料，关于炮击时间的记载都做了篡改，且所谓的击退日本军舰一事也根本不存在。

关于时间问题另值得一志的是，由于中日双方对尾炮事件记载的时间存在相差4个多小时的情况，对于中方史料中记载发生于午时的“济远”舰尾炮退敌，以及日方史料中记载的8时10分“吉野”舰遭炮击事件，很多研究者并没有辨明其为同一件事，而是一并采纳，将两则原本是意指同一事件的史料简单累计相加，既收录日方史料中8时10分“吉野”的受创，又加上中国史料里12时43分“济远”舰击退日舰的事迹，结果出现了“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曾两度使“吉野”受创的错误记述。^[24]

 

结 论

“济远”舰尾炮退敌说诞生于甲午丰岛海战之后，在我国的相关史著中被一再采用，长久以来对其真实度深信不疑。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所谓的尾炮退敌事件并不存在，而是中国某些原始史料对于战场事实篡改所造成的假相，纯属是伪说。实际的情况应该是：1894年7月25日上午8时10分以后，“济远”舰舰尾的150毫米口径火炮3次间接命中了追击的日本军舰“吉野”，给“吉野”造成了轻微的损伤而已。

中方三件原始文件中夸大炮击的效果、将炮击发生的时间修改为午时的原因，无疑是想将发生于8时10分左右的尾炮中敌事件与12时43分的“吉野”停止追击建立因果关系，再加入一些对攻击效果夸张的描述，就成了所谓的尾炮退敌事件。海战爆发后仅仅战斗了10分钟左右就开始逃跑的“济远”舰，藉此摇身一变而为始终与日本军舰斗智斗勇的楷模，悬挂白旗、日本军旗等事都借以遮掩在尾炮退敌事件的光芒之后。创立尾炮退敌说，其最大的受益者顺理成章应该就是“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以及来历不明的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对创造此说不遗余力，以至出现击死倭提督，倭舰挂龙旗而奔等生动故事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报告中只将水兵王国成等列作功勋^[25]，避而不论方伯谦，其原因在《中倭战守始末记》的另一则记载中可以窥见端倪“……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调询济远管旗兵目，始悉溃逃各节，犹以寡众不敌恕之”。^[26]关于丁汝昌报告中提及的炮击效果和退敌情况，究竟是受蒙蔽而为，还是为了保住这一难得的海战“闪光点”而知错就错的故意举动，尚待进一步探讨。

另外，以往建立在对尾炮退敌事件深信不疑的基础上，一些论者以“济远”舰曾发尾炮重创日本军舰“吉野”作为“济远”舰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托辞，认为在兵不厌诈的战场上，“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下令挂白旗是一种诈降术。这种观点的代表见于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其文称“‘济远’逃时，曾树白旗，‘高升’乘客目击者多人，其报告不谋而合，决不能诓。今待问者，方氏之出此，果真欲降耶？抑如其后来所云，以‘诈敌’耶？于此吾人似不防放胆一信方氏之言。彼诚立意投降，则毋庸逃遁；及敌舰迫近，更不容发炮击之。” ^[27] 张荫麟的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所谓为方伯谦“翻案”的活动中又一再被引申夸张，然而当辨清尾炮退敌事件的真相：“济远”舰尾炮命中“吉野”在先，挂白旗在后，而且尾炮攻击并未导致“吉野”重创放弃追击，那么挂白旗是为了“诈敌”一说也就无从成立了。

注

[1]“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悬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一事，“高升”轮上的乘客多有目击，见“日舰击沉高升实况文件三种”，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19-29页。

[2] 千曲次郎，“李鸿章的海军检阅日记及军舰定远的航海日志”，《满蒙》，1937年10月刊，第108-115页。

[3] “济远舰航海日志”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6页。

[4] “北洋大臣来电四”，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2页。

[5]“丁提督来电”，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67页。

[6] 姚锡光撰《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见：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65页。

[7] 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92页。

[8]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4-55页。类似记载还见于戚著《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83页。

[9] 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464页。

[10] 苏小东：勿忘甲午丛书——《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

[11] 有关《冤海述闻》作者的考证详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相关内容载于：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62-366页。

[12] “冤海述闻”，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85页。与《冤海述闻》观点相近的还有卢毓英著《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相关内容见林伟功、黄国盛编《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第546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

[13]“复丁提督”，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68页。

[14]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359页。

[15]“交战中敌弹造成的损害报告”，《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秘本，第九回，影印件。

[16]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廿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水交社藏版，上卷第91页。同书第103页还刊有“吉野”舰在丰岛海战中的损害情况，与注15《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的记载完全一致。

[17]“八重山号指挥官致西乡从道电”，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9月版，第255页。

[18] “济远舰航海日志”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6页。

[19] 丰岛海战后“吉野”与第一游击队各舰即回到朝鲜群山浦锚地驻泊，更与1894年8月7日被派往朝鲜大同江口、大东河口执行侦察任务，之后还参加了炮击威海湾、护送日本运兵船、侦察成山头一带等行动，丝毫看不出曾受到重创的迹象。相关内容参见《廿七八年海战史》第五章。

[20] 千曲次郎，“李鸿章的海军检阅日记及军舰定远的航海日志”，《满蒙》，1937年10月刊，第108-115页。该文中根据保存在日本的“定远”舰航海日志簿册，介绍了北洋海军航海日志的规范。与之相比，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缺少了大量的技术性记载，诸如航速、航向、航行工作事记等，而是特别突出了尾炮退敌一事，显得别有寓意。

[21] 丰岛海战的时序主要参考自《廿七八年海战史》。

[22] 有关“济远”舰洋员哈富门的更多情况，参见，孙建军著《丁汝昌研究探微》，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96－109页。

[23]“纪济远兵船两次开仗情形”，《中倭战守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5页。

[24] 关于这种将中日两国史料中对同一事件的记载，理解为是不相干的两件事而重复计算的做法，影响相当广泛。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版），苏小东著勿忘甲午丛书——《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都存在这一情况。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是，在记述了8时10分以后“济远”的炮击情况后，又套用《廿七八年海战史》有关12时38分“吉野”向“济远”射击，“济远”也回击了2、3炮的记述（《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95页），将尾炮退敌的发起时间也附会设定在12时38分。然而12时38分距离“吉野”舰停止追击的12时43分仅仅相隔5分钟，短短5分钟时间内要发射4枚炮弹，不用说“济远”舰装备的150毫米口径旧式架退炮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射速，即使是当时最新式的100毫米口径以上的新式速射炮，要达到这一射速也是非常艰难的。

[25] 尾炮退敌伪说的确立，事实上最后的直接受益者却是“济远”舰的普通水兵王国成、李仕茂。目前尚无法了解丁汝昌推王国成为功魁的直接证据，也无从确定王国成是否实际是8时10分以后3次间接击中“吉野”的功魁。相对于这名水兵百年来逐渐被塑造而成的高大英雄形象，1979年，王国成之孙王守谊接受采访时的口述，可能更接近真实：“……（王国成）少年游荡，游手好闲。幼年务农，家境不济。成年在‘济远’当兵，后回家取（娶）妻姓姚。甲午战争时，他在‘济远’当炮手，丰岛海战中，一炮击毁敌舰舵楼。与李仕茂共得赏银1000两。1895年回文登营，老婆25岁，已死，无子。又取（娶）张氏，花300两银子买了40亩地。1898年他不愿务农，跑到旅顺，想找熟人。1900年有人捎信回家，他死于旅顺。大哥国庆、二哥国兴。国成吃喝嫖赌死后，国兴去旅顺找尸，未找到……”（戚海莹：勿忘甲午丛书——《甲午战争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16页）

[26] 《中倭战守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27] “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清华学报》，1935年，第十卷第一期，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