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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辰 引 子
为了重新取得水面上的优势，清政府除了大力编练水师之外，还开始筹划购买新式军舰。法、俄等国闻讯，纷纷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而在代理海关总税务司，北爱尔兰人赫德的大力活动下，购置军舰一事被英国人包揽了下来。 1861年7月4日，总理衙门上奏，据赫德所云，进剿太平军，可购外洋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其费不过数十万两，请由海关抽收洋药票税筹款购之。7日，咸丰帝下谕表示同意，令湖广总督官文、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筹议购买船炮。然而，8月22日，咸丰帝在承德病逝；接下来，11月又发生了“辛酉政变”，购舰一事因此进展缓慢。 12月，太平军李秀成部先后攻占宁波、杭州，兵锋直指上海。此时更有惊人的消息传来：“发逆有汇银五十万两向美国购买船炮之事”，这让清廷再也坐不住了。1862年1月31日和2月1日，总理衙门两次发文，要求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等人迅速筹款购买军舰。2月27日，劳崇光与赫德商定，购买3艘中型军舰、4艘小型军舰。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由此翻开了第一页…… 过客匆匆 3月14日，赫德致函正在英国休养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让他迅速办理购舰事宜。本来清政府的用意仅仅是购买舰船而已，但野心勃勃的李泰国却向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伯爵汇报，请求为所购舰船招募官兵，成立一支“英中联合舰队”，以保障英国在华利益。本着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英国政府于8月30日通过“批准官兵应募并装备兵舰去为中国皇帝服务的敕令”，正式批准了李泰国的方案。在此之前的7月9日，海军部已经指派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谢拉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担任“舰队司令”。次年1月16日，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签订了十三条合同，规定：阿思本有权指挥所购舰船以及中国的一切新式轮船；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上谕，而李泰国也可以拒绝转交他不满意的上谕；舰上水手兵丁均由阿思本选用；舰队挂外国旗号等等。这种公然无视中国主权的合同充分显示了李泰国的荒唐思维，也注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的破产。
不久，李泰国买来了新旧交杂的6艘炮舰（3艘为新造军舰，3艘为购自英海军的二手货）、1艘趸船和1艘供应船（均购自私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英称“英中舰队”，Anglo—Chinese Fleet）。 诸舰之中，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是一艘三桅木壳明轮炮舰，李泰国将其命名为“江苏”号。该舰由英国南安普顿（Southhampton）的J.S. Whites of Cowes船厂建造，1863年竣工，造价45500英镑。排水量1269吨（一说1289吨），舰长214.5英尺，宽29英尺，吃水9.25英尺，装备4台锅炉，主机300匹马力（一说1217匹马力，估计前者为制动功率，而后者为指示功率），航速12节，武备有68磅炮2门、18磅炮4门。1862年7月，皇家海军军官法贝斯（C．Forbes，日后曾进入中国海关工作）被聘任为该舰舰长。 1863年4月起，阿思本舰队的舰船开始陆续启航赴华。5月，李泰国来到中国，并于6月进京与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清政府接受“李阿十三条”。清政府虽然对如此无理的合同大为光火，但是依然希望通过谈判留下渴望已久的蒸汽舰船。为此，总理衙门与李泰国议定了《轮船章程》五条，在做了一定妥协的同时力求确保舰队的控制权。7月9日，清政府下令改授各舰更具中国风格的舰名，并且任命了各舰华籍主官。其中“江苏”改名“镇吴”，由参将衔游击邓秀枝负责统带。 然而，这些决定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9月18日，阿思本随第一批舰船抵华，旋即进京要求清政府接受合同。10月18日，他狂妄地威胁道，如果没有在48小时内收到满意答复，他将解散舰队。事已至此，清政府再也无法委曲求全。11月2日，清廷决定遣散舰队，舰船由阿思本带回出售，将得款交还中国。中国筹建近代海军的第一次努力就此付之东流。 而此时“江苏”刚刚到达中国不久。作为阿思本舰队中最后一艘抵华的舰船，“江苏”于10月7日下午到达。不过，它在中国也没有多长时间可待了。11月20日，阿思本乘坐该舰在归国途中路过上海。22日下午，赫德登上了“江苏”，在舰上与阿思本共进了晚餐。谈话间，阿思本对赫德大吐苦水，说他没想到李泰国根本没有权力来实现十三条合同。而他即使后悔也没有用了，他和李泰国的狂妄，不仅破坏了清政府的第一支近代海军，也断送了他们在中国的仕途。当然，8艘舰船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此后，阿思本舰队诸舰先后被印度、日本、埃及买去。其中，“江苏”被日本萨摩藩花费重金纳入麾下。它在觅得买主之前，暂时挂上了米字旗，作为英国海军“中国”舰队的通报舰停泊在日本的长崎港。 萨摩作为幕末日本“西南四雄藩”之一，较为热衷于学习西方技术，而且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和海战历史（萨摩人在倭寇犯华和侵朝战争时一向是急先锋，更曾大举入侵琉球，掳其国王），十分注重发展本藩的海军力量。尤其是，此时的萨摩藩已和长州藩结成攻守同盟，决意与之联手倒幕，与幕府的关系日益恶化。而当时萨摩藩手中的正规军舰仅有在修的小型炮舰“乾行”（523吨）一艘，与强大的幕府舰队比起来明显相形见绌。因此，外购军舰成为了萨摩藩的当务之急。 1867年11月3日，通过法贝斯舰长的中介，萨摩藩船奉行（管理舰船的官员）松方正义（日后成为明治政府九元老之一）花费16万两白银（据说松方还向长崎商人借了6万两）购买了“江苏”，并将其改名“春日”，作为藩主的座舰。这个舰名，来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时，萨摩藩于1592年建造的一艘战船的名号（该船以春日山的木材制成，故名）。该船在侵朝战争中表现活跃，名头相当响亮，传遍全藩，以至萨摩藩流传着“見えた見えたよ松原越しに あれが薩摩の春日丸”的民谣。萨摩藩以此为“江苏”命名，无非是希望它与那艘战船一样，在日本的对外扩张中“建功立业”。 “春日”被购入后，很受萨摩藩看重。这艘军舰在当时的日本属于屈指可数的“大舰”（此时全日本实力凌驾于它的军舰惟有幕府的“开阳”和“回天”而已），让萨摩海军感到腰杆陡粗，它修长优美的舰型亦令萨摩人称赞不已。在机帆军舰盛行的时代，这种取消了舰艏桅，艏部平直的军舰在日本还是首次登场，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此时它的武备已经全面增强，换装了100磅后膛炮1门、40磅炮4门（两舷各2门）、12磅炮2门。“春日”舰长一职起初由松方正义兼任，不久便改由更熟悉军舰事务的藩士赤塚源六担任。 次年1月3日，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宣布废除将军职位，并在京都成立了维新政府，幕府与倒幕派完全决裂，战争一触即发。刚刚归入萨摩藩的“春日”很快就经受了炮火的洗礼。 独斗“开阳” 1868年1月19日，作为对维新浪士在江户四处活动的报复，幕府令担任江户警备的庄内藩兵围攻其根据地萨摩藩邸。于是，藩邸内的藩士及其家属以及浪士队员（包括大名鼎鼎的草莽志士相乐总三）330余人乘萨摩炮舰“翔凤丸”（一作翔凰丸）撤出江户，而京都、大阪的萨摩藩士及其家属亦乘运输船“平运丸”撤离，两舰后与前来接应的“春日”会合。三舰于1月24日进入兵库港，预备撤回萨摩。但此地驻有幕府海军不少舰船（巡洋舰“开阳”，炮舰“蟠龙”，运输舰“黑龙丸”、“顺动丸”），不远的天保山冲还有炮舰“回天”在虎视眈眈。因此萨摩军舰的处境被形容为“犹如蜘蛛网中的虫子”。翌日，“平运丸”独自突出港外，但遭到“开阳”与“蟠龙”两舰发炮堵截，被迫返回。 对于幕府海军的强硬行动，“春日”上的萨摩藩官员向幕府海军副总裁，“开阳”舰长榎本武扬提出了抗议，但榎本以现在幕府与萨摩处于交战状态为由，不予理睬。为了不成为幕府的俘虏，萨摩三舰唯有突围一途。27日凌晨，三舰冲出兵库港，其中“春日”以缆绳牵引着“翔凤丸”（该舰自江户逃出时曾遭“回天”追击，中弹28发）。次日，这支小舰队在阿波冲海面被“开阳”追上。“开阳”发一空炮勒令停船，而“春日”误以为敌舰开始攻击，亦发炮迎战。“阿波冲海战”（又称兵库冲海战）于是爆发，是为日本近代海战之始。
其实，这场海战毋宁说是“春日”与“开阳”的单挑。“翔凤丸”和“平运丸”负责运送人员，志不在战。因此“春日”的目的只在于缠住“开阳”，让两艘友舰趁隙逃走。 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战斗展开了。“春日”割断了拖航的缆绳，得以自由行动。它在舰长赤塚源六、副长伊东祐麿指挥下，利用航速优势，和实力远强于己的“开阳”大兜圈子，以争取时间。“开阳”上的幕府官兵被这种太极拳式的战术气得七窍生烟，但无奈本舰航速不及对手，只能被人家牵着玩捉迷藏的游戏。 就这样，两舰一边在海上画着直径约为2～3公里的同心圆，一边互相炮击。然而，二者虽然对射炮弹43发（“开阳”25发，“春日丸”18发），但是仅有“春日”的一发炮弹命中了对手，令其受了轻伤。日后的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此时是“春日”上的一名负责操作火炮的三等士官（有的资料说东乡平八郎在阿波冲海战时负责操作第二号60磅炮，然而“春日”的60磅炮是幕府倒台之后才换装的，此说显然有误。事实上，这是讨伐虾夷共和国时的情况），当日两舰拙劣的炮术，或许已经使“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要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的思想扎根于他的脑海之中。 两舰不知在阿波冲海面画了几个太极之后，夜幕已然降临。“春日”虚晃一枪，径直开向了萨摩。而“开阳”自知追赶不上，亦垂头丧气地收兵回营。这场极富戏剧性的海战，就此拉上帷幕。值得一提的是，此役，“春日”上有三名未来的海军元帅参战，这个阵容堪称豪华。除了东乡平八郎以外，井上良馨（1911年晋元帅）此时是舰上的二等士官，而伊东祐亨（1906年晋元帅）在江户萨摩藩邸遭袭时乘“翔凤丸”逃出，后换乘到“春日”上，帮助兄长伊东祐麿作战。 北征虾夷 鸟羽·伏见之战后，幕府已是大势已去。经过维新政府与幕府的几番交涉，江户实现了无血开城，德川幕府长达260余年的统治划下了句号。然而，幕府强硬派榎本武扬无法容忍向维新政府投降。他不仅拒绝移交麾下的舰队（日后在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的好言劝说下才勉强交出了4艘老弱病残的舰船），甚至打算率队突袭讨幕军的后方，只是因为担心给幕府带来麻烦才作罢。 不久，由于维新政府追究曾经大力支持幕府的会津藩的责任，东北诸藩结成了奥羽越列藩同盟与之进行对抗。榎本闻讯于9月28日夜率舰队离开江户湾，驶至同盟骨干之一的仙台藩。此后由于同盟很快土崩瓦解，他又率部于12月2日在虾夷地（北海道旧称）南端的鹫之木登陆，之后占领了箱馆（今函馆）。次年1月27日，榎本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公然与维新政府分庭抗礼。 1869年春，已经平定了东北诸藩的维新政府开始着手对虾夷共和国发起征讨，各路军队络绎不绝地开向本州北部的青森，预备渡海作战。而海军则以刚刚到手的铁甲舰“甲铁”号（之前因为美国实行“局外中立”而未交付日本）为旗舰，率领“春日”等3艘军舰、4艘运输舰从品川湾一路北上，开进了陆中国宫古湾（今岩手县宫古市），对虾夷舰队摆出了虎视眈眈之势。出发之前，“春日”进行了一次改装，以舰上的4门40磅炮交换了炮舰“富士山”（不久前由幕府引渡给维新政府的四舰之一）上的4门60磅炮（炮位不变），令战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甲铁”是当时东亚国家唯一的一艘铁甲舰，乃是政府舰队的支柱，而虾夷舰队的灵魂“开阳”此时已因遭遇风暴而搁浅并损坏，双方海军实力发生了大逆转。于是，榎本派遣“回天”、“蟠龙”、“高雄”三舰前往政府舰队停泊的宫古湾，企图以接舷战夺取“甲铁”，让胜负的天平重新偏向己方。 5月6日清晨5时许，“回天”搭载着包括虾夷陆军奉行并、前新撰组副长土方岁三在内的一批突击队冲入宫古湾，对“甲铁”发动了奇袭（其余二舰因恶劣天气和机器故障未能参加行动）。 凑巧的是，似乎心有灵犀一般，5月5日夜，政府军陆军参谋黑田了介（即黑田清隆，萨摩藩士，日后成为陆军中将、首相，明治政府九元老之一）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已经得到虾夷舰队向宫古湾开进的情报，建议政府舰队派出军舰巡逻，以防敌舰袭击。但海军参谋石井富之助却认为宫古一带多是幕府的同情者，故这个消息不可靠。他还讥讽黑田身为陆军，不要对海军事务指手画脚。而“甲铁”上的军官多是长州藩士，萨长虽然联手倒幕，但以往嫌隙未消（萨摩藩曾参与幕府的第一次征长之役，因此极受长州痛恨，许多长州人甚至把“萨贼”二字写在木屐上，踩在脚下以泄愤），故这些人也对黑田的建议报以无视态度。经过数十分钟的激烈争论，黑田仍然未能说服对方，终于勃然大怒，丢下“海军那帮家伙！”一句话，忿忿离席而去。他一气之下，干脆喝了个酩酊大醉，不再过问此事。 于是，在袭击发动时，政府舰队以“甲铁”舰长中岛四郎为首的大部分舰员都在岸上休息，消除长期航行的疲劳。而保持警戒状态，舰员全部到位的仅有“春日”一舰。舰长赤塚源六虽然相貌粗鲁、为人豪放，给人以赳赳武夫的感觉，但却是个粗中有细的角色。他曾留学英国，有着近代海军军官应有的素质，治军极严，在舰上制定了“禁止在甲板上抽烟”、“大小便在厕所进行”、“非军官不许进入军官室”等纪律，为本舰树立了良好的风气。 熹微的晨光中，碇泊在“甲铁”北面的“春日”上的值班军官发现有一艘悬挂星条旗的军舰驶入了政府军舰的行列之中。不过此地出现美国军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此“春日”并未采取行动。不料，这艘军舰突然降下星条旗，升起日章旗，径直冲向了“甲铁”，与其“亲密接触”——正是志在必得的“回天”！虽然当时的情形很不利于跳帮作战（两舰接舷处落差高达3米），舰上的突击队员还是纷纷挥刃跳上了敌舰的甲板。 “春日”回过神来，立即上前掩护“甲铁”。它对“回天”的近距离炮击造成对方舰员十余人的死伤，舰上水兵的步枪射击也令敌军吃了不小苦头。交火中，本舰亦有1人负伤。而给虾夷军造成最大损失的，还是“甲铁”上不断喷吐火舌的格林机关炮，登上“甲铁”的突击队员纷纷被密集的弹雨撂倒。 这时，政府军的其他军舰，也逐渐惊醒，投入围攻之中。眼见已经无力回天，“回天”被迫退出接舷，杀开一条血路，总算侥幸逃回了箱馆。 在决定宫古湾海战成败的因素中，除了双方力量对比和接舷战的条件，“春日”的警醒也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砝码。当时政府舰队过于麻痹大意，多数军舰没有升火，舰员亦大半不在舰上，如果没有“春日”的“他人皆睡我独醒”，“回天”必定会更加从容地发起接舷战，战斗的结果，也就比较难以预料了。 宫古湾海战之后，虾夷海军失去了最后的翻盘机会，再也无力挑战政府海军在津轻海峡的制海权，只能龟缩在港口之中。5月20日，“春日”与“甲铁”、“阳春”、“丁卯”一同护卫政府军第一波部队在箱馆西北的乙部登陆，敲响了虾夷政府的丧钟。 “春日”在之后的作战中相当活跃。登陆部队第一次与敌军交手时，它即开炮助战，促成了战斗的胜利。此后在政府军进攻松前等地时，它均曾以炮火支援陆军作战。另外，它还扫除了虾夷军在七重浜一带布设的水雷。 6月16日，政府舰队大举杀入函馆湾。“阳春”、“丁卯”两舰对弁天崎炮台进行炮击，而“甲铁”、“春日”、“朝阳”三舰在炮轰虾夷军阵地时遭到了老冤家“回天”的袭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三舰联手，足足揍了敌舰105发炮弹，迫其抢滩，成为水上炮台，算是给在宫古湾海战中被对方敲了闷棍的“甲铁”报了仇。战斗中，“春日”亦中炮十余发。 6月20日，第二次函馆湾海战爆发。这次换“甲铁”和“春日”对付弁天崎炮台，而“朝阳”、“丁卯”则炮击陆军阵地。后两者遭到了“蟠龙”的突袭，这艘小巧灵活的炮舰左冲右突，虽以一敌二，居然成功地击沉了“朝阳”。这时“甲铁”和“春日”也加入战团，全力围攻，终于将其主机击毁。失去动力的“蟠龙”漂流到岸边触礁，被舰员自行焚毁。至此，煊赫一时的榎本舰队终于灰飞烟灭。 在讨伐虾夷的最后一战——攻打其大本营五稜郭的战斗中，“春日”作为舰队前卫进行了对岸炮击。此时叛军大势已去，无力再战。27日，榎本武扬宣布投降，虾夷共和国灭亡。 最后时光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开始推行“版籍奉还”运动。在藩主们上交土地、人口的同时，各藩私属的军舰也纷纷被收归政府所有。“春日””亦于1870年4月被萨摩藩“献纳”，成为日本海军的通报舰。它与“富士”、“摄津”两舰被编为一支分舰队，由“春日”舰长赤塚源六统率。 明治维新进行数年后，国内政局初定，日本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将贪婪的目光瞄向了中国、朝鲜等邻邦。草创未久的日本海军，立即充当了侵略东亚邻居的先锋。曾在讨幕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春日”，又开始为明治政府的扩张政策而四处奔波。 朝鲜在历史上一向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人都主张在富国强兵之后对朝鲜开刀，维新功臣木户孝允更是高唱“征韩论”。因此，朝鲜成为了明治政府第一个染指的对象。日本虽然一开始打着“修好”的旗号频频与朝鲜谈判，但其外交活动掩盖不住刺鼻的火药味，接收草梁倭馆事件就是一例。 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建于1678年，属朝鲜所有，供对马藩商人和使节居住（对马藩在幕府时期和明治初年一直负责日朝外交），以便利双方贸易与外交，是当时朝鲜对日交流的唯一窗口。然而，1872年8月，明治政府却决定将本不属于日本的草梁倭馆收归外务省管理。9月，“春日”、“有功”两舰运载外务大丞花房义质及步兵两小队开到釜山，强行“接收”了草梁倭馆，将其改名“大日本公馆”。以后，此地就成为了日本对朝鲜进行侵略与渗透的桥头堡。 次年11月，朝鲜政府发生内讧，顽固派首脑大院君下台，闵妃一系掌权。日本趁此机会计划打开日朝关系。1875年2月，外务少丞，釜山公馆长森山茂向朝鲜政府递交国书。但奉清朝为上国的朝鲜对国书里的“大日本”、“皇上”等字眼难以接受，日本使节所穿的西式礼服在朝鲜人眼中也形同异端，因此谈判搁浅。4月，森山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建议，派遣一两艘军舰，以在对马和朝鲜之间测量海路的形式进行示威，由此对朝鲜方面施加压力。 日本政府采纳了森山的建议。于是，“春日”再度赴朝。1875年5月25日，“春日”（舰长矶边包义少佐）与炮舰“云扬”（舰长井上良馨少佐）、“第二丁卯”（舰长杉盛道少佐）侵入釜山湾，对朝鲜大肆炫耀武力。其中，“云扬”于9月20日抵达汉江口，派出小艇溯江而上测量水道，因此与江华岛炮台交火，造成了著名的“江华岛事件”。 日本侵台之役中，“春日”也插了一脚。1871年11月27日，琉球船“太平山”在台南触礁沉没，54名登陆的船员被原住民杀害。日本借题发挥，声称琉球是日本藩属，趁机准备入侵台湾。“春日”此时又奉命充当斥候，于1873年11月12日前往中国沿海进行侦察。在上海，奉命赴华刺探情报的陆军少佐桦山资纪（日后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和首任台湾总督）搭上了“春日”，于1874年3月抵达打狗（今高雄）。桦山在台湾四处窥探，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为日军侵台出力不小。 不久，“春日”又参与了一场对它而言极有同室操戈意味的内战。1877年3月，由于不满政府对士族利益的损害，加上本人政治失意，“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在家乡鹿儿岛（萨摩在废藩置县后改为鹿儿岛县）举起叛旗，挥军北上。政府立即出动大批海陆军对其进行讨伐。海军参战诸舰之中，“春日”的表现十分突出。5月2日，它搭载高岛鞆之助大佐的别动第一旅团从长崎出发，于次日在萨军背后的熊本县日奈久登陆，令正在和正面之敌激战的萨军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之中。不久，“春日”又和高岛旅团直捣鹿儿岛，一举端了西乡的大本营，令萨军军心大乱。由于西乡在鹿儿岛乃至日本名望极高，而原本是萨摩藩舰的“春日”被用于讨伐本藩的维新功臣，甚至还一路打到了自己老家，这不能不让许多鹿儿岛人感到十分悲愤。“春日”上的鹿儿岛籍官兵，难免要遭到不少同乡“奸贼”的斥骂。 1884年12月4日，朝鲜亲日派“开化党”在汉城发动政变，企图在日本扶助下与清朝脱离藩属关系，史称“甲申事变”。政变中，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赤膊上阵，亲自带了三个小队的步兵协助政变分子。但政变仍被驻朝清军将领吴兆有、袁世凯率部迅速平定。 虽然政变不成，日本政府仍极力插手朝鲜事务，因此派遣使团与清朝进行交涉。22日，日本全权大臣外务卿井上馨、随员大书记官近藤真锄、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桦山资纪等人乘轮船“萨摩丸”从东京出发，屡次赴朝的“春日”奉命随行，同行的还有巡洋舰“金刚”。30日，这支小舰队驶入了正飘着雪花的仁川港。港内除了英、俄、德等国军舰外，还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练习舰“威远”。这是本该成为中国海军一员的“春日”首次与龙旗下的战舰正面对峙。 若是知晓对面那艘飘着日章旗的军舰的来历，丁汝昌与“超勇”管带林泰曾、“扬威”管带邓世昌、“威远”管带方伯谦这几位海军将领不知会作何感想。倘若“春日”能够一直在龙旗下效力，也许丁汝昌会在这艘军舰上开始自己的海军生涯，而三位管带或许也会在这艘军舰上实习与服役…… 朝鲜问题最终通过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签署得以解决，因此双方并未刀兵相见。然而日后中日矛盾日益尖锐，“春日”险些再次遭遇与中国军舰冲突的命运。1887年，日军参谋本部海军局第二局第二科长岛崎好忠少佐在制定对清作战计划时，将已显老态的“春日”也纳入了其作战体系之内，计划让它负责护卫运兵船（此时它的武备只有30磅炮1门、80mm炮4门、6磅炮2门、机关炮2门，很难想象如此老旧且火力贫弱的军舰怎样完成这个任务）。 不过，“春日”最终还是没有参加甲午战争。1891年4月1日，它被划为杂役船，退出了作战舰艇的行列。1894年2月2日，这艘已经垂垂老矣的军舰终于除籍，成为对马岛的矿石运输船，最终于1902年被出售拆解，结束了它漫长而波折的一生。 结语
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蛮横行为，“江苏”舰未能在中国近代海军中鞠躬尽瘁，反倒阴差阳错地以“春日”之名在日本海军中立下了不少战功。从它的服役生涯中，可以大致看出甲午战前日本对外扩张的脉络以及日本海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在它行将就木之时，日本海军已发展成为一支亚洲一流的海上力量。在它退居二线之年，“三景舰”中的“松岛”、“严岛”两舰竣工。在它除籍之年，“桥立”、“秋津洲”两舰建成，同年日本对清开战。而在它寿终正寝之年，意大利热那亚的安萨尔多船厂有一艘排水量7628吨的新锐装甲巡洋舰下水。日俄战争前夕，它被日本抢购，并继承了“春日”的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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